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讲的是“中国小说与中国故事”。他说，文学如果只停留在意思上，永远竞争不过微博、微信。因为这个时代丰盛的经验已经到了我们很难很透彻掌握的程度，但它很有意思。小说家创作故事，故事是有意义的结构，是有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的。微信、微博等各种媒体上这些零散的信息却是不可理解的，文学就是力图让这些有意思的东西变得有意义起来。
第二点讲到了真诚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价值。他说，公开宣称的东西是不断变化的，那些没有变的东西就是真诚，就是文学作品里能打动我们的东西。即使过去几百年，依然会让我们怦然心动。李敬泽老师列举了狄更斯的作品与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他认为即使将狄更斯作品中沦落在伦敦街头的人物形象和《金瓶梅》《水浒》里的人物形象挪到现在，让他们穿上西装，这些小说依然能够成立。他因此认为，小说就是人之为人的自画像。文学的根本力量就是回到文学的根上去，回到原点上去。作家对生活本真的体会、发掘，对生活表象变化的关注，是为了关注其表象下面的人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人，了解人那些最本真的东西。我们真正没话说的地方，才是真正人在的地方，才是需要我们文学表现的地方。
三是我们的创作应该公正地对待我们自己的民族。这是李敬泽老师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在全球背景下，我们的作家不能公正地对待自己的民族，那就放弃了他最基本的责任。他强调面对新问题、新考验，我们依然应该不失本心，不忘初衷。
刘庆邦老师被称为当代文坛的“短篇小说之王”，四十年来，共发表短篇小说250余篇。刘老师认为，作品是一个作家的生命之歌、生命之母，有什么样的生命分量、什么样的生命质量、什么样的生命力量，就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一个人要成为作家，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要有高贵的心灵，高尚的道德，悲悯的情怀，坚强的意志。刘老师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意志力强大的首推鲁迅先生，他认为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度、高度和宽度所达到的程度都是我们不能企及的。当代作家中思想力量强大的要首推史铁生先生，史铁生坐着轮椅，生活不能自理，但他却不断地追问人生意义，思考生命意义，写下了许多伟大的作品。所以他生命的力量，体现在他思想的力量上。
对于生命的分量，刘老师认为是后天积累形成的。他认为，一个人可能被误解过、批判过、歧视过，但在层层加码的锻造后，他的生命就有了分量。刘老师列举司马迁，司马迁受尽了人生的迫害，使生命的分量得到了积累，最后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体现了他生命的分量。他谈到了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他认为技巧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是长期修炼的结果，与打乒乓球和开车是一个道理，写到某个情节，不容你去细想，是本能的反应。凭着多年的创作经验，他认为短篇小说重要的技巧是在素材中找到短篇小说的“种子”。这个“种子”有可能就是一个理念，一个细节，一句话，一个氛围。他列举了自己创作短篇小说《平地风雷》时对素材中“种子”的发现过程。他说这篇小说的素材是他母亲为他讲的一件真实的事。一位货郎为了养家糊口，偷偷去走街串巷做生意，被队长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给批斗了。在一次淘粪的劳动中，货郎把队长打死了，社员们群情激愤，也活活地将货郎打死了。这个素材他想了无数个“种子”，但都没有动手去写，总觉得发现得不够深入，直到2012年他阅读海洋生物小说时，读到了生物的强大性，构成了生物的攻击性，才一下子发现了这个素材中小说的“种子”—他由海洋生物想到了人类，想到了人类强大的集体的人性恶。《平地风雷》就是揭示集体的人性恶的作品，发表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一个作家应该尽量避免重复自己的写作，让“种子”的发现成为小说创作的另一个新的起点。而且在创作的过程中，“种子”必须种在自己心中，打上心灵的烙印，是属于自己独有的东西。在语言上，他的经验是“三个不放过”。即一个字不放过，一段话不放过，一个标题不放过。而且他认为短篇小说的语言应该是有味道的语言，有灵气的语言，陌生的语言。有味道就是通过写作的节奏，让作者的呼吸随着这种节奏，使语言进入气场，形成一种味道。就像稻谷散发出来的综合香味一样。有灵气就是像孙悟空拔猴毛变孙猴子那样吹一口仙气，让自己的文字灵动起来。陌生的语言就是尽量不用成语，不要陈词滥调，不用时尚语言，要克服语言的思维定式，克服意识形态化的语言。
最后刘老师讲到短篇小说的结尾。他认为短篇小说的结尾很重要，是“一字金刚，满面生辉”。用老舍的经验讲就是“结尾一震”，王安忆评价刘庆邦老师的结尾是“升级法”，就是让小说往远走。刘老师自己认为结尾要相对模糊一点，要有多义性，多元性，相对的开放性。
鲁院的常务副院长成曾樾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都市潜流》，中短篇小说集《朋友，祝你快乐》，散文集《日本梦寻》，纪实文学《日本啊，日本》等。
成院长是地道的北京人，为人低调，有着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感。他一上来就说，终于轮到我和大家聊天了。他独特的幽默方式，配以京腔的调侃，让我们听他的讲课，犹如听马三立的相声。成院长讲课的题目是“小说四题”，主要讲小说创作中比较微观的东西。具体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现与深化；二是选题的切入；三是描述与人物；四是细节的运用。
首先讲发现与深化。他列举了著名作家王蒙当年作编辑时对文学作品来稿的感受。王蒙说：“编辑部在收到的投稿中有许多是属于这类的稿子，看完以后，似乎让你挑不出什么毛病，但就是觉得不给劲。什么原因？没有新的东西！缺少对生活的发现。”成院长强调文学作品对生活新发现的重要性。他还引用的军旅老作家王愿坚对小说创作的体会，进一步说明发现生活是小说创作必备的素质之一。王愿坚说：“短篇小说，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发现。短篇小说创作的才能，就是发现的才能。若想把生活写透，那就需要从寻觅和发现入手，善于从生活里面找到自己的描写对象，找到那个用以“见大”的小东西。实际上，短篇小说的创作就是一种探索、寻觅、发现的过程。”
成院长举了一个“一分钟”小说的例子，说一个人到朋友家做客，朋友和家人都离开了客厅，只留下了这个人，这时脚下的暖水瓶突然炸了。小说一连串的细节就出来了，有这个人的心理活动，想着朋友还以为是他碰碎暖水瓶的，朋友又非常大度地说，没事，没事！弄得他就更加尴尬了。从中能引出许都故事和思考。这就是以小见大，视角很小，反映的生活内容非常逼真，人物个性鲜明，这样的小说就是对生活的新发现。
成院长问，为什么很多人在创作中会忽视对于生活的发现，而且缺乏独特感受和创新意识呢？什么原因？他认为，许多人常自卑自己没有生活，或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常羡慕别人生活丰富，这说明你没有看到自己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只盯着别人了，这山望着那山高。我们不应该以别人之长来比自己之短。成院长拿自己在日本学习工作的经历说明，他在日本生活了，积累了日本的生活经验，才回去写《日本啊，日本》，在北京他是断然写不出来的。还有邓刚的《大海》，陈建功的《北京胡同》等等。曲波写出了《林海雪原》，人家剿过匪；作家邓刚当过“海碰子”，他笔下的大海谁也写不出来。如果让他去写剿匪那就完蛋了。所以，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比如刘绍棠笔下的大运河，莫言笔下的红高粱。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作家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成院长说我们都要问一下自己，属于你的那一方天地又是什么呢？
他列举了著名评论家雷达在2012年10月22日召开的“莫言小说特质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可能性”研讨会上的发言。雷达先生说：“和别人不一样的是，莫言有很强烈、很深厚的中国经验和童年的生活记忆。他有深厚的乡土生活的体验，这些东西很多人是没有的。现在学拉美的人很多，学福克纳的也不少，但是自己长成大树的有几个呢？”成院长由此讲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中国作家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他说，日本现在是以国家行为的方式在研究文学发展的方向，准备下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落在日本。他们研究的结论是，别人走过的模式，恰恰是你应该拒绝的。文学创作应该“背着走”！别人占着的地盘，你就别去了，你可以再上另一处。所以他告诫我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小说家的发现与天文学家的发现不一样，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那就是第一次看到，谁先看到就算谁的功劳。而小说家的发现对象其实常常是谁都看过、听说过，甚至是亲身经历过，但看见和经历过不等于有所发现。因为你没有这个意识。比如《一地鸡毛》，写的就是平时我们在机关里常见到的人和事，但到了人家手里就出味道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写了一个名叫谢慧敏的好学生，但他和班上的小流氓宋宝琦一样，都把《牛虻》当成了黄书。还有陆文夫的短篇小说《围墙》。这些小说中无不是作者善于发现的好例子。他特别分析了《围墙》这篇小说的“发现”层次。他举得这篇小说至少有四个层次的深度：第一个是墙倒了，单位要修墙，各路专家论证，意见纷呈。到这里也算一篇小说，是关于人浮于事的小说。这样的小说也能引起人们警觉，也可以收笔了。但陆文夫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接着往下写，出现了第二层。写专家讨论，没有围墙会丢东西的，所以一个叫马而立的管行政的工作人员擅自雇人将墙修好了。如果小说写到这里，也是比较完善的小说，反映了人浮于事背后，也有实干的，小说如果收笔不写，也是一篇完整的小说，但陆文夫照样没有收笔，一直往下写。到了第三个层次，那些专家一看围墙重新修好了，都埋怨管行政的马而立，说他们正在论证，怎么能随便修围墙呀，而且还对围墙说三到四。这时的小说又成了一篇完整的小说，反映机关单位里说和干的矛盾，对说的是讽刺，对干的是褒奖。可陆文夫照样没停笔，继续往下写，到了第四个层次。一个考察组来到机关单位，说这堵墙是最有水平的墙，还要评奖，这时那些专家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纷纷又说自己当初就是这样设计的，而我们的主人公马而立，却在评审的现场，端茶送水，心里还想着会场有点冷，想生一个火盆。这篇小说告诉我们，发现是需要坚持的，需要往深了钻，只有这样，每一次发现都会让小说上一个台阶，最后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过常宝教授主讲“《史记》中的人物形象”，讲道：《史记》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品的一道分水岭。在之前的史书中包括《国策》《左传》《春秋》，都是简单地记述人物，记述人物在事件中的活动轨迹的史书，是在一种正统的标准思想之下，记述历史，而与人物的性格命运没有一点关系的记述。所以那些史书没有体现人物存在感，对人物个体命运的体认也没有。只有到了《史记》这部作品，司马迁才第一个以人的体验来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而且司马迁由于本人人生命运发生的波折，使他的身体和精神都与众不同地能体验到历史人物的个体存在。所以《史记》就成了一部从此将人物个体存在感作为塑造历史人物的手段的一部“分水岭”作品。
著名散文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编辑室主任王兆胜先生主讲的是“当代散文的几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