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上，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剧人物，因而不少历史学者批评诸葛亮不会用人，无法有效地培养第二代接班者，才会造成日后的失败。
其实这只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在过分渲染诸葛亮的奇特异能后，又要解释蜀汉的失败，不得不营造诸葛亮不懂得用人、以致蜀汉缺乏人才的“错误印象”。
《三国演义》中，“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说法，是极端不公平的。诸葛亮在世及其死后，蜀中人才辈出，文治武略绝不亚于“刘备时代”。蜀汉的失败，有其另外的原因，人才是一点也不缺乏的。
《诸葛亮文集》便明白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因此诸葛亮治蜀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曾提拔出身低微的张嶷、目不识丁的王平，只要是真正有才能的，不论资历或背景，都加以重用，张嶷及王平日后均建立了大功，成为蜀汉王朝的重要干部。
杨洪原是李严手下的功曹，刘备和曹操对峙汉中时，是进是退，犹疑不决，杨洪建言道：“汉中乃是益州的咽喉，无汉中做屏障，成都随时备受威胁。就算所有男子都必须出战，女子都必须运粮，这场战争也非打到底不可。”
杨洪拼命的后勤支援规划，为刘备成功赢得汉中争夺战提供了保障。诸葛亮非常肯定杨洪的能力，表奏提拔他为蜀郡太守。
杨洪是个非常懂得提拔人才的主管。他手下有位书佐，名叫何祗，非常有才干，杨洪便向诸葛亮推荐。诸葛亮在严加审察后，也很欣赏何祗的行政和管理长才，数年之间，竟提拔他至广汉太守，和杨洪同等官职。
有次这两人在朝会上碰面，由于已是平起平坐，杨洪便开玩笑表示：“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祗笑着回答：“不是我的马跑得快，是你没有快马加鞭啊！”
两人的一搭一唱，一时传为美谈。
诸葛亮日后在军事上的继承人姜维，也是诸葛亮破格加以提拔的。姜维是天水冀县人，原属曹魏的郡中小官，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姜维归降。诸葛亮非常欣赏其才能，除了放在身旁任主要参谋外，并加封他为奉义将军，姜维当时只有二十七岁而已。
诸葛亮在给张裔和蒋琬的书信中，一再称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是一名“凉州上士”，而且“敏于军事，既有胆义，又深解兵意”。不久，便提升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成为蜀汉王朝的重要军事将领。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比较曹操、刘备、孙权兄弟和诸葛亮的用人之道。他认为曹操用人较讲求方法，甚至有点权术相驭。刘备较感性，用人方面，重视性情之相契合。孙氏兄弟豪气干云，讲求意气相投。诸葛亮则兼三者而有之。
由于蜀汉王朝地属偏远，比起魏、吴，更是地小而人少，因此诸葛亮更需要刻意地爱惜人才，只要有特殊才能，就算有其他缺点，也必须尽量使其发挥所长。他对魏延、杨仪、许靖、李严、廖立等的态度，多少是权术相驭的“机”术。
但以诸葛亮的本性而言，最喜欢用的仍是“忠直之士”，他认为“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出师表》中，“亲贤臣，远小人”的建言，以及他向后主刘禅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和日后倚为股肱的陈震、张裔、蒋琬等，在才干上固有差异，然思想品格均称得上“忠直之士”。他认为“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此经常刻意由低微的地方官吏中找出真正有经验的才干之士。
明代儒学大师方孝孺，便认为诸葛亮为丞相，在举贤用人的努力上，秦汉以来的宰相，均远不及也。
为了举贤求治，诸葛亮非常重视教育工作。
刘焉、刘璋时代，蜀中可谓“学业衰废”。刘备统治益州后，诸葛亮重视教育，还特别规划有负责教育的主管——劝学从事，益州大儒张爽、尹默、谯周都担任过这个职务。
刘备即帝位后，诸葛亮便正式成立了最高学府太学，由博士教授学业。以古文经学与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因此蜀汉政权培育出不少的人才。担任劝学从事最久的谯周，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对天文、星象有很深的研究。他培育出来的学生，包括撰写《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和以孝顺闻名的《陈情表》的作者李密。
诸葛亮出任丞相以后，特别在成都之南建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他特别指示延揽人才的两大原则——一是集思广益，二是循名责实。前者在鼓励部属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以集体智慧为国家找到最好的策略及制度，并由直谏的批评制度来弥补执政上的缺乏；后者是通过严格的考核，以追求实际的政绩，以免为虚名蒙骗，伤害了人民的利益。
即使在北伐最繁忙的时刻，诸葛亮仍不忘收揽人才的工作。他甚至把这个制度应用到前线，在边疆也设立不少的读书台。相传在勉县老城北门外，有个以诸葛亮早年隐居的地方为名、亦称作卧龙岗的地方，便有一个诸葛亮设的读书台。宋朝爱国诗人陆游曾到过此地，而写下《游诸葛武侯读书台》的诗篇，其中有如下诗句：“世上俗儒宁辨此，高台当日读何书。”读书台制度的广为设置，相信对蜀汉政权人才的延揽，有很大的影响。
《三国志》中记载：“广汉太守姚佃，非常重视推荐地方贤才，诸葛亮特别在朝廷百官之前，褒奖姚佃道：‘为官员者，对国家所做最有益的工作，就是推荐人才。姚佃不断为朝廷推荐各种人才，希望大家都能够和他一样，便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了。’”
选拔人才，还要懂得运用人才，以能充分运用他们的智慧，这样建立人才管道才有意义。因此，在益州平定后不久，诸葛亮便设立了一个叫做“参署”的机构。诸葛亮表示：“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即吸收各方意见，使每项决策都能做到充分讨论，以大家的意见来“斟酌损益”。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不断强调“纳言”的重要，就是下对上的沟通管道必须畅通，以“采众下之谋”。因此，“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士庶，则万物当其目（眼睛），众音佐耳”。他非常重视能够直言的部属，因为群下能充分表达意见，才能使决策做到犯最少的错误。
一千七百多年前便能注意到下对上的沟通，把主管当作苦差事来干，总经理的责任在让大家的意见充分表达，并加以有效地组织及运用，即使现代的企业管理，也难做到如此的彻底。
他警惕高级官员，切勿“上无所闻、下无所说”，如果高级干部得过且过，必会荒废此事，使一切法令都无法推动。所以他用历史上兴亡的经验，训示重要干部道：“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并表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警告大家要居安思危，不可大意，多听取反对意见，可以作出更正确的判断。
在担任丞相之后，诸葛亮写了《与群下教》的训令，鼓励大家多直言。他表示：“若远小嫌，难相达复，旷阙损矣！”如果因为受到批评而心里有所不快，或为了避免嫌疑，害怕得罪人，无法将问题的正反两面彻底地讨论，便会使决策有所偏差，而造成国家的损失。所以诸葛亮主张，任何决策都应该“达复而得中”，也就是运用反复争论的方法，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不但要求部属要做到，诸葛亮自己也身体力行，并将他早年和崔州平、徐庶等良师益友交往的经验，坦然地告诉大家。特别将长期跟随他的亲近助理——董和及胡济间肝胆相照、言无不尽的处事态度，清清楚楚表明出来，以供重要官员和他们的部属参考。
积极的劝善固然重要，但消极的黜恶也是为政者必尽的责任。
《便宜十六策》中，诸葛亮仍一再强调“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也”，也就是“进用贤良，退去贪懦”的政风。在《出师表》中则一再叮咛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他认为“贤良退伏”则会“谄顽登用”，是一切败坏的开始，所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矣。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
诸葛亮虽属清流名士派，却很重实务，他深知汉末文人重虚名、互相标榜、士风败坏、好作秀的人太多，是国家危亡的主因，是以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诸葛亮强调“治实而不治民”的原则，他表明：“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治。”名实相符，任人唯贤，不问出身，不限资历，“取人不限其方”。杨洪、何祗得以破格提拔，便是诸葛亮此一精神的发挥。
诸葛亮之为人，虽然有点严肃而少变通，但他待人谦虚，绝不压制部属。他非常反对倚老卖老、争权夺利的行为，若被发现，常不问地位多高、关系多好，一定严加斥责。对因此而造成内部混乱、危及军国大计者，一律严惩，绝无宽恕。对于个性孤僻、忌才私人者，虽无大恶，也必耐心说服，期能改过自新。
在蜀汉政权中，地位崇高的李严、廖立、来敏等，均遭罢职，废为庶民。刘琰、张裔，则在诸葛亮诲人不倦的劝诫下，获得悔过的机会。
李严、廖立之事前已述及，不再重复。
来敏为南阳人，是东汉光武帝时大功臣来歙的后裔，可谓系出名门。他原为刘璋宾客，刘备在占有益州后，任之为典学校尉。只是来敏一向自任是“荆楚名士”，喜欢批评时政，对同朝大臣嗤之以鼻，弄得人际关系紧张，派系之间常有冲突。
诸葛亮曾感叹道：“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注：孔文举为孔子嫡系子孙孔融之字，孔融自任名士，经常和曹操捣蛋，在朝廷中制造派系，曹操忍无可忍，趁机杀害之。）
刘备称帝后，尚书令刘巴推荐来敏为太子家令，刘备虽不很同意，但碍于刘巴面子，勉强任命之。
刘禅继位后，任来敏为虎贲中郎将，掌宿卫亲兵，在朝廷及宫室中同时拥有大权。
诸葛亮准备北伐时，对来敏非常不放心，乃提拔“秉心公亮”的董允，以侍中兼虎贲中郎将代替来敏。而将来敏提升为军祭酒、辅国将军，随军行动以就近控制。
这件事引起来敏的不满，不但批评诸葛亮用人不当，并公然毁谤董允，造成朝廷上人际关系异常紧张。诸葛亮只好以来敏“年老狂悖”，罢其官职，并令之“闭门思愆”。针对这件事，诸葛亮还写了一篇《教令》，警告朝廷官员，不可再有来敏之现象，否则从重论罪。
张裔字君嗣，为益中名士，对历史甚有研究。刘璋时领帐下司马，曾领军和刘备对抗，后兵败投降。
刘备拥有蜀中，便任命张裔为巴郡太守、司金中郎将。南方雍闿叛乱时被任命为益中太守。但张裔无能平乱，而且为叛军所擒，并被遣送到东吴为俘虏。
诸葛亮认为张裔学问好，办事敏捷，乃命令邓芝向孙权交涉，要回了张裔。张裔回蜀国后，诸葛亮对他颇为器重，两人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情。
建兴五年，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时，特任命张裔为留府长史，和蒋琬共同负责丞相府的指挥事宜。
但出任要职的张裔却假公济私，和朝中大臣常起冲突。尤其以蜀郡太守杨洪和司盐校尉岑述两个事件最为严重。杨洪和张裔感情原来不错，但张裔的儿子张郁在杨洪属下工作，因犯过被处罚，张裔便因这件事，和杨洪闹翻，两人反目成仇。岑述因长于理财和行政工作，为诸葛亮所器重。张裔认为岑述可能威胁其地位，心存妒恨，常找他麻烦，造成严重的不和。
这些事件的确使得诸葛亮相当困扰，但由于张裔资格老，同事的蒋琬也不便主动规劝之，故情况日益恶化。诸葛亮念及彼此交情，特别写信告诫：
自古以来，交谊深厚的友人，更应举贤不避仇，处罪不避亲，一切应以公事为准，何况我重用元俭（岑述字）也是为国家培育人才啊！你为何不能理解呢？
由于诸葛亮态度坚决而诚恳，张裔深受感动，乃主动和杨洪、岑述等和解，并和蒋琬密切合作，共同主持朝政。张裔日后赞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想必也是切身经验有感而发的。
刘琰字威硕，鲁国人，在刘备为豫州牧时，便聘他为从事。因为和刘备同姓，所以特别有亲切感。《三国志》记载：刘琰“举止风流、善于谈论”，刘备非常喜欢他，常带他在左右随侍。
朝廷上的名位仅于李严之下，算是诸葛亮内阁中相当重要的高级官员。
但刘琰生性奢侈，生活淫靡，侍婢常数十人，在诸葛亮的“廉风内阁”中，算是异类。诸葛亮对他的行为非常头痛，不得已之下，只好将他编入北伐大军中，过些营中艰苦的日子。
但刘琰自恃资历高，和刘氏政权关系密切，经常在军中喝醉，言辞荒诞，连蜀军首席猛将魏延都常和他闹得不愉快。使诸葛亮忍无可忍，叫到帐前，痛加斥责，并给予严重警告。
这下把刘琰吓住了，他没想到诸葛亮会对他大发脾气，但检讨起来，自己也的确做得太过分，并体认出诸葛亮的怒斥并无恶意，一切仍是为了自己，因此写了一封反省书，公然表白：
我刘琰秉性空虚，操行浅薄，又有酒荒的毛病，自先帝（刘备）以来，便经常惹麻烦，甚至危及朝廷安危。
如今蒙明公（诸葛亮）本其一心在国，不鄙视我的秽垢，仍尽力维护，让我有今日的地位。
但我仍经常迷醉，言有违错，惹得不少烦恼，幸而明公慈恩含忍，不致以理相责，使我能在百错下，尚可勉强保住名禄和性命。
今后我必会克己责躬，改过投死，以誓神灵，无所用命，否则再也无脸见人了。
这篇检讨文相当深切、坦诚，以刘琰的身份地位，也实在难得，因此诸葛亮真正原谅了他，将他遣返成都，仍为车骑将军职务。
从此以后，刘琰倒真的改过自新，相当洁身自爱。只可惜诸葛亮死后，他又毛病复发，不久竟因和刘禅争风吃醋，被赐自裁而死。
在这些事件中显示，诸葛亮的确是位颇富才能的政治家，治蜀的成绩称得上“成效显著”。蜀汉的官员们，大多能改除过去淫靡之风，兢兢业业地忠于职守，力戒弄虚作假、浮华腐败之风，使蜀汉成为三国中政治最清明、吏风最端正的国家。陈寿称赞他能使蜀汉官员“人怀自励，虚伪不齿”，主要在他用人处世能彻底做到“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解巧饰者虽轻必戮”。公平廉明，一切为公，给人以自新向上的机会。诸葛亮的治绩，的确是千古难得一见。
尽管《三国演义》将诸葛亮的军事天才吹嘘得神通无限，但以实际战绩而言，诸葛亮的表现并不特别突出，正史《三国志》陈寿则认为他长于治理，短于应变之奇谋。换句话说，诸葛亮较擅长战略制定、制度建立，或许谈“治军”还可以，但战术上的奇妙变化，也就是“用兵”方面，实非其所长。
步出隆中草庐，诸葛亮便深知：真正要在乱世中创业，非在军事上拥有实力不可。因此他向刘备建议，收编荆北流民，以扩充兵员，筹集兵粮，积极于建军的工作。
诸葛亮自幼熟读兵法，虽属文职人员，但对军事的关心几乎是从不间断的。从陈寿献给晋武帝的《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兵要”和“军令”等篇。目前《诸葛亮集》中也有“兵要”十则和“军令”十五条等有关军事学的著作，显示诸葛亮在军事上的用心。
不过他的军事素养却偏向管理及组训、武器的应用、部署和布阵的方法等，讲求效率而非奇谋。蜀国地小人少，要和力量大数倍的曹魏对抗，非在组训及布局上下功夫不可，特别是粮秣问题，一向是诸葛亮最为头痛的。
刘备在国力未稳时，发动大军东征，却遭惨败，使蜀汉之国力遭致命打击。诸葛亮深受其害，自然深深汲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因此，辅佐刘禅统治蜀汉后，立刻先和东吴恢复邦交，保持和平状态。
接着闭关息民，励精图治，由内政和经济着手，以培植军事所需的兵员和粮秣。当然兵器的补给和训练更是增强作战力的最重要条件了。
诸葛亮在治军上，分教化（心理建设）及习练（作战能力）两大重点。他引用了孔子“不教而战，是谓弃之”的话来说明教化的主要精神，并具体指出“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
换言之，不但要有思想教育强化其心理建设，更要有具体的军法律令。他显然不像曹操一般重士气的激发和声势的制造，而比较偏重通过军队的合理性管理来提升其战斗力。
对诸葛亮而言，治军犹如治国，军队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他表示：“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于所任之将也。”曹操重视将领的应变及领导技巧，诸葛亮则重视将领的人格和管理。他认为将领首先要爱民，认同人民，否则光会打仗，却不懂得掌握民心，绝不是好的将领。他进一步指出：“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治军如治国，必须选择才德并重者，才是好的将领。
在他心目中，优秀的将帅并非像魏延那种能征善战的猛将。《出师表》中，他特别称赞并推荐向宠；在日后给张裔和蒋琬的信中，则给姜维很高的评价。比起精通权变、善于打仗的人，显然他对忠勤工作、着眼大局、处事以公的人更为重视。
不过在“用兵”上，诸葛亮是非常谨慎的，他表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又说：“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将领的优劣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因此，诸葛亮认为，将领必须“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如此才能“出军任将，张擒敌之势”。
他的将领之道，有点像日本战国时代的“将道”，用兵和治军并重。做将帅的不仅要用力，更要用脑。将领要审思慎行，随时关怀部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表示：“将无思虑，士无气势，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也。”带兵最重要的是带心，上下同心协力，才是发挥作战力的基本条件。他也认为只有“严明法纪，论功行赏”，建立优良的制度，才称得上是合格的将帅。
在古代的兵书中，诸葛亮重视的倒不是应变之道，而是军纪的建立。他认为“孙武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他更具体表示，纪律良好的军队，即使将领的指挥应变技巧稍差，也不会容易被打败；纪律不良的军队，将领能力再好，也很少能保持胜利。
当他一向器重的马谡，在街亭之役时犯了严重错误，以致造成第一次北伐的失败，诸葛亮判处其死刑。蒋琬认为，天下未定，杀了才能卓越的马谡，未免太可惜了。诸葛亮便感叹道：“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乎？”即使牺牲心爱的马谡，也非要彻底地维持法纪不可。
为了建立稳固的法纪，赏罚更需要制度化，是以“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以妄施，罚不可以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将领在执行法纪时，必定要做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意即不可任意偏心）”。
为了能用上最好的人才，治军如治国，是以“良将之为政也，使人择之，而不自择”。也就是人才要靠大家来推举，依法论功，不能只靠自己判断，以免在主观之下，致令真正的人才遭到埋没。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释中引用了袁准的立论，称赞诸葛亮“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其兵出入如宾（整齐），行不寇（行军中不掠劫），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扰”。可见诸葛亮在军队管理上之高明。曹操带兵虽也颇重军纪，但诸葛亮比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袁准便指出，诸葛亮死后数十年，蜀国民众仍对他非常怀念，有如“周朝人民之思念召公（周王朝时辅政之大政治家）也”。
不论在政治或军事上，诸葛亮举贤任能的管理原则，使他能以文职身份，成为战乱时代的优秀专业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