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乱世的经营，仍不免较关心自己势力的扩张，口头上固然会挂着“为国爱民”，但真正关心民间生活的领导者并不多。在汉末群雄中，最懂得关怀人民生活、深知其中“疾苦”的，大概只有曹操和刘备了。“论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相信是曹操有感而发的。
江南一向富庶，孙氏政权颇得地利人和，较无民生问题。中原战乱连年，民生痛苦不堪，曹操能顺利击败势力大他十倍的袁绍，懂得体察民心，便是获得当地人民支持的最主要原因。
西蜀地区固然可远避中原战乱，但原先刘焉父子只懂得增加赋敛，放纵豪强官吏“侵暴旧民”，生产遭到恶意破坏，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刘备能顺利夺取益州，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是以有志之士，欲得明主以统治之”。
因此，诸葛亮接掌益州政治工作时，对这方面特别的用心。
作为复兴基地，最重要是国力的建立，才能不间断刘备在前线上的军事需要。但诸葛亮深深了解，光靠课税敛赋是不可能使国家真正有钱的，富国必须先富民，有效地藏富于民是绝对必要的手段。古代中国以农为主，因此要积极改革益州的国计民生，必须利用当地优异的自然条件，以务农殖谷的政策来广开财源。人民有钱，政府才有不断能够课税的财源，像刘焉父子的做法，不过是在杀鸡取卵罢了。
要贯彻其政策，对处于弱势的农民，必须给予有效的保护。诸葛亮确定“惟劝农业，无夺其时，惟薄赋敛，无尽民财”的方针，下令各级政府必须从心底真正关心农民，不可以挂在嘴上，只成为美丽的口号而已。他要求蜀汉行政官员，编组军队和征用民间劳役时，绝不可占用农民播种和收割的时节，更要减轻赋税，抑制豪强并吞农民土地，以确实保护农民有安稳的生活和生存空间。
《三国志·后主传》中，记载诸葛亮辅佐刘禅治理蜀国，主要政策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保持长期的和平，让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即使战争时，也要充分利用空隙时间，“休士劝农，分兵屯田”，实施兵农合一制，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和曹操相同，诸葛亮非常重视屯田政策，尤其是前线地区的汉中，更是主要的屯田据点。屯田不但可以使驻军有事情做，搞好军民间的关系，并且可以解决粮食问题。继承魏延之后出任汉中太守的吕义，更有计划地招募当地游民参与屯田。不但解决不少社会问题，并且也使国家的生产力获得大量提升。《三国志》中记载，吕义为汉中太守时，“兼领督农（主管屯田），供继军粮”，建立了不少功劳。
早年，成都平原在李冰的刻意经营下，完成千古的大工程——都江堰，不但是当时最大的水利灌溉网，也是益州农民的生活命脉。诸葛亮对都江堰极为重视，他设置专门的堰官，负责保养、整修及管理，并有一千八百多名壮丁常驻在堰区中，以使都江堰永远维持“最佳状况”，提高灌溉能力，在蜀中农业生产上，能发挥最大的功用。
当然新增的水利设施也不少，现在成都市西北郊的柏河上，有一条九里多的长堤，名叫“诸葛堤”。传说便是诸葛亮为了防止洪水冲坏低洼地区农作物，特别组织人员修建的。目前成都仍流传着诸葛亮亲自率民修堤的故事。
盐和铁一直都是益州的特产，也是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东汉时期曾废止盐铁经营禁令，把它交给民间经营，结果地方官吏勾结豪强，掌握盐铁的经营权，哄抬价格，不但造成民生困难，也减少了国家收入。
刘备定益州后，在诸葛亮的建议下，重新设立盐铁公营机构——“司盐校尉”（第一任是王连），“司金中郎将”（第一任为张裔），负责管理盐铁的生产和农具、兵器等的制造，不准豪强或官商勾结，私占国家资源。
蜀中的煮盐业，在汉王朝时已经很发达了，出产的盐属于井盐。在临邛、广都、什邡等地都有盐井，蜀地居民也熟练于煮盐的技术，有些地方已懂得使用火井（天然气）来煮盐。据张华的《博物志》记载，临邛有“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诸葛丞相曾亲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
《诸葛亮集·故事》卷五也记载，蜀国有盐井十四口。这些记载有部分属地方传说，不尽符合史实，但诸葛亮对火井技术一直相当重视和关心，并努力推广一事，应可确认。
从成都市郊汉墓出土的盐井画像砖图像，可以看出当时井盐的生产情形。盐井一般都在山里，井上搭建相当高的架子，并架上滑车。工人站在架上，利用滑车上的吊桶提取井水，然后用枧筒把井水引入盐锅里去煮。煮掉水分，剩下来的便是井盐了。
蜀中有个叫做仁寿的山区，蕴藏大量铁矿，故有铁山之称。诸葛亮利用它来铸造兵器和农器，即历史上记载“采金牛山铁”铸剑的故事。诸葛亮最重视技术的改良，益州人蒲元是炼钢高手，以“熔金造器，特异常法”著名，诸葛亮提拔他为蜀汉官吏，以全面提升蜀汉兵器的品质。
战国由于时代的需要，铸铁技术进步甚快。到秦汉时，人们已能掌握淬火等热处理铸剑的方法，所铸造出的兵器相当锋利坚韧。汉武帝时代，便靠着这种兵器，使汉王朝军队作战力大增。
蒲元在斜谷为诸葛亮打制兵器时，发现水质不合乎淬火的要求，还派专人到成都取水。他炼出三千把钢刀，为试其锋利，用竹筒装满铁珠，再以刀砍之，竹断珠裂，时人无不大感惊讶，称之为“神刀”。
当然，铸铁的另一大功能，是农器的改良，使土地能进行较高度开发，对生产力的提升帮助很大。
《三国志》记载：“蜀汉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
蜀锦也是蜀中地区的特色，锦文分明，绮丽多彩，非常美丽。从四川广汉东汉坟墓出土的“桑园”画像砖，和成都附近曾家包东汉墓出土的汉代石刻画“织机”的图像，可以看出在东汉时代四川早已广种桑树，丝织手工业非常发达。
刘备定益州后，在给诸葛亮、法正等功臣的赏赐中，便有大量的“蜀锦”。诸葛亮后来上刘禅的议奏中也表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可见蜀锦在蜀中经济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诸葛亮为此还特设锦官，加以专门管理，成都因此被称为“锦官城”。
诸葛亮之家设在成都附近双流县东北八里的地方，在给后主的章表中，提到他家有桑八百株，可见他对养蚕业的重视，令自己的家人也加入了生产的行列。
在他的努力下，蜀锦的生产量空前增加。据史书记载，蜀汉亡国时，库存的蜀锦及彩绢各有二十万匹。
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曹操曾派人到蜀地买锦的事。裴松之在《三国志》注引中，也有以蜀锦作为国礼、赠送孙权的记载。可见蜀锦在当时国际名声之高。拥有这样的名物，对蜀汉经济发展自然有很大的帮助。
诸葛亮在新野时期，将大量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编组，自报上册，称为游民，并加以有效的管理，不但使治安问题获得立即改善，而且提高了生产力，对兵员和粮秣的增加，更有直接的帮助。
稳定益州之后，赵云建议把成都城内的屋舍和城外的园地、桑田等全部归还给当地人民，使其安居乐业，然后才可役调。诸葛亮称此为“富国安家”的主张，全力给予支持。刘备因而非常感动，立刻付诸实行。
诸葛亮以丞相兼益州牧时，便公开表示，当时益州“民如浮云，手足不安”。所以为政之道，一切以“安民”为本。诸葛亮当年在为蒋琬的广都令治绩作辩护时，便向刘备表示“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他曾下令地方官吏，绝对要杜绝弄虚作假，浮夸不实之风。因而他认为蒋琬是位真正懂得“安民”的政治家，不求表现，能够确实体察民情。所以在刘备去世后，他先后提拔蒋琬出任丞相府参军、长史，日后更把蒋琬视为接班人来加以培养。
因为诸葛亮的确关心益州人民的生活，所以三年之后，益州足食足兵，可以充分供应刘备在前线所需要的物资。晋朝人袁准对诸葛亮的安民措施，颇为赞道：
诸葛亮之治蜀，僻田畴，实仓廪，利器械，蓄粮食……夫本立而故未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
为稳定蜀汉的财政，诸葛亮采纳刘巴建议，铸造钱币，平诸物价，设立“官市”，并派专任官吏管理货币市场。
汉末自董卓迁都长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结果造成货币市场大乱，以致谷石数万，钱币不管用，给百姓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危机。
随着政治的三分鼎立，货币制度因而分裂，曹操一度复用五铢钱，仍无法恢复畅通。直到魏文帝黄初二年不得不明令废止，而以谷帛为市，用实物来代替货币，但却有人乘势囤积货物，造成物价严重混乱，虽处以严刑也不能禁。到了魏明帝又使用五铢钱，使魏国的货币一直陷于混乱中。
东吴在这方面也不轻松，孙权嘉禾五年及赤乌元年，亦即公元236年到238年的三年间，先后两次改铸货币，一次是铸造“一当五百”的大钱，另一次则铸造“当千”的大钱，可见其货币也是非常不稳定，而且还设有专门取缔盗铸的机构，充分显示其问题相当多。
刘备占领益州后，铸造“直百钱”，就再也没有更动了，显然诸葛亮在这方面的处理相当得法。蜀国的货币，不但国内通行而稳定，在目前的湖北，也就是当时的荆州，也出土不少蜀汉王朝的钱币，可见其流行之广超越了国界。在诸葛亮刻意经营下，蜀汉经济措施在当时算是相当成功的。
谷俭、刘焉政策糜烂的政风，使社会贫富悬殊，豪强淫奢骄纵，贫者无立锥之地，导致情势的动荡不安。诸葛亮立志扭转此风俗。
在最后一次北征的表章中，诸葛亮向后主刘禅表示：
臣初奉先帝，一切收入仰耢官府，根本不用为生活伤脑筋。今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们的衣食，已经足足有余了。至于臣经常出师在外，更不需作生活上安排，随身衣食，全部由官方供应，故从不治产业，即使尺寸的财物也不会去想它。所以刻苦如此，是希望臣死之日，不使家中有用不着的余帛、外面有没有用到的赢财，而辜负陛下对我的信任啊！
诸葛亮死后，刘禅找人清点诸葛亮的财物。果然如表中所言，一点也没有增减。
其实，诸葛亮绝对不是位不懂“赚钱”的书呆子，如前所述，他非常重视民生，所以他所经营的蜀汉，经济力量也是当代最富强的。或许因为当时奢靡之风较为严重，诸葛亮为了移风易俗，只有下重药，由自己开始，以身作则，力行节约，反对浪费。
诸葛亮的努力，的确发挥了不少效果，不少蜀汉重要官员，在这方面都较诸葛亮“青出于蓝”，节约得更为彻底。在外交上表现杰出的邓芝，《三国志》记载他“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诸葛亮在军事上的继承人——大将军姜维则是“宅舍弊薄，资财无余”，而且“乐学不倦，清素节约”。日后的宰相费秫，“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就是这样的努力，刘备去世时的“疲弊益州”，没多久便做到“田畴开辟，仓廪充实，器械坚利，蓄积丰饶”。诸葛亮日后能长期地发动北伐战争，便是因为有这样丰富的物资作为后盾啊！
面对蜀中长期的弛世，特权横行，公权力不被尊重，诸葛亮采取严刑峻法，抑制官僚、豪强，以确保弱势百姓的权益，因此在他治理的那段期间，蜀汉政治上的清平，为当世之冠。
为了贯彻其执政精神，诸葛亮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刘备的养子刘封，便因违反军机，在诸葛亮的坚持下，被刘备处以死刑。而更有名的是李严和廖立的案例。
李严，后改名为李平，是蜀汉王朝的尚书令。白帝城托孤时，和诸葛亮同为辅任大臣，地位上仅次于诸葛亮。
在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李严负责供应军需物资。由于他个性一向骄奢，重虚名而不踏实，所以使军粮的供应出现青黄不接的危机。李严自恃官高权重，根本不设法力图补救，反而假传圣旨，要诸葛亮撤军。
等到诸葛亮真的撤军，他又一面派人向刘禅造谣说：“军粮供应很充分，不知诸葛丞相为何突然退军？”然后又自圆其说地表示：“丞相的退兵大概是假的，目的是想引诱敌人深入，再与其战斗吧！”
他这一搅局，弄得蜀汉军令和军政系统大乱，诸葛亮察觉后，立刻下令彻底清查，并将李严以不以军国之事为重、贻误军机、弄虚作假、企图逃避责任、“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等罪名，上书后主刘禅，免其官职，废为庶民，并流放于梓潼。
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年轻时便很有名望，和庞统同时被尊称为“楚之良才”。刘备在世时曾以他为长沙太守。
孙权派兵攻打荆南三郡时，驻守第一线的廖立居然未加抵抗，便撤退逃走了。但刘备深重其才华，未加指责，反而又任命他为巴郡太守。或许的确太骄纵了些。
当刘备病逝白帝城时，廖立为长水校尉。但他自命不凡，认为诸葛亮小看了他，因此经常在公开场合，自认是诸葛亮手下的老二，理当掌握大部分朝政。
《三国志》记载他“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经常肆意攻击蜀汉的施政方针，并指责诸葛亮任用的官吏都是俗吏，将领也只称得上“小子”而已。这样不断地挑拨是非，终于在建兴三年，诸葛亮上表弹劾廖立，将他废为庶民，流放汶山郡。
向朗曾是诸葛亮非常器重的助理人才，并以他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南征时，留他代理丞相，统理后方军援事宜。北伐时，向朗为监军，但马谡由街亭私自撤守，向朗因为一向很欣赏青年才俊马谡，故意掩饰其罪行。诸葛亮认为他以私害公，也不留情面，当场罢除其官职，直到返回成都后，再将他调任为位高权轻的光禄勋。
由此可见，诸葛亮执法相当严厉，不管任何人，只要是犯法者一定惩处，绝不通融。特别对拥有权势的高官，更是大家模仿的对象，绝对轻忽不得。
但诸葛亮执法严而不苛，他不赞成连坐。认为个人的错误行为绝不影响其有才干的后人。李严被免官，但其儿子李丰仍为江州督军，日后更升为朱提太守，一点也不受影响。
向朗被免职，但其侄儿向宠反而得到破格提拔，在蜀汉国防体系里，承担重要的职责。
诸葛亮虽力行“明法”，却严厉反对“滥刑”。他非常小心地选择忠直廉平的官吏来主管狱政工作。反对给予官吏可凭个人主观喜好“专持生杀之威”，“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他一再自我要求，也要求重要干部，决狱行刑绝对要慎重，切勿“乱世用重典”，滥用刑罚并不能劝人向善。晋朝习凿齿在评论中指出：
赏罚抓得准，被处罚者自然心服口服。诸葛亮去世后，廖立哭泣道：“我终于要老死于边疆了！”李严知闻凶耗后竟伤心忧郁得病死了。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时效过了，诸葛亮认为罪罚已够，便会赦免他们，让他们有自新的机会，但诸葛亮一死，没有人再能如此地公平执法，所以他们重回朝廷的希望也破灭了。
诸葛亮遗留的文集中，也公然宣称他的法治观念。认为自己是承续商鞅、韩非以及西汉大政治家董仲舒的精神，主张“法”“礼”并用，“威”“德”并举，并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他批评商鞅“长于理法，却不可以从教化”，是最大的不足。他反对不教而杀，取长补短，把刑法和教化共实施。因此，有关国家和军队的法律例令，他总是三令五申，让大家彻底了解，并加以警戒，不要违犯。
他制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章条，具体指出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其目的在于使一切制度化，不需特别的努力大家也能遵从，这样，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法治精神才能真正地形成。
诸葛亮的努力，的确发挥了移风易俗的功效。蜀汉不少重要官员，都能领会并执行诸葛亮的法治精神。《三国志》上记载，扬武将军邓芝“赏罚明断，善恤卒伍”；庲降都督张翼“持法严”；督军从事杨戏“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胖舸太守马忠“甚有威惠”。数十年的积弊，竟在最短期间内获得改善，这是千年少见的奇迹。就算如陈寿所言，诸葛亮对战场的应变较弱，但只算他的治蜀成绩，诸葛亮的伟大已是无可比拟的了。
益中长老张裔便评论道：“诸葛亮丞相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能得赏，贵势者不能免罚，这是蜀中人人奋勉向上的最主要原因。”
陈寿虽否定传说中诸葛亮的军事天才，但对他的治绩备加赞赏，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论中表示：
诸葛亮执法，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客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