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庸”，就是为人处世要遵循事物内在的规律，顺乎事物的自然秉性。既然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以之为标准去待人接物就是自然而然的行为。
然而，孔子多次感慨中庸之道不易施行，甚至认为与行中庸之道相比，把天下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反而是简单的。将天下国家治理得公平、公正，需要有大智慧；放弃诱人的官爵俸禄需要有大仁义；从雪白的刀刃上踩踏过去需要有大勇气。把大智慧、大仁义、大勇气发挥到极致已经很不容易了。有大智慧而平天下者，有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有大仁义而淡然名利者，有伯夷、叔齐、虞仲、朱张、柳下惠、陶渊明等；有大勇气而为正义牺牲生命的仁人志士更是不胜枚举。
那么，为什么做到这些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之后，他们却不一定能遵行中庸之道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倘若一个人拥有大智慧、大仁义和大勇气，就说明这个人的头脑中有智慧与愚笨、仁义与不义、勇气与怯弱的概念，也就有善恶、美丑、正邪、高低、贵贱等的判断。头脑中有了这些相对立的概念，就好像有了佛教中所说的“分别心”，故而思考问题和做事情时就难免被这些概念所左右，戴上“有色眼镜”，产生偏见，就不可能做到“执两用中”，因此也就不可能做到永远正确。
其实，中庸之道已经超越了这些相对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那些行中庸之道的人来说没有本质差别，他们已经达到了如同道家所说的“返璞归真、自然无为”的境界，跳出了只关注事物表面的阶段，做事情只是依据事情的本质去做，只是按照“自然无为”的状态去做，这样处理任何事情都是游刃有余的。有这样一则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只美丽的海鸟飞到鲁国京城的郊外，停在一棵树上。京城的人谁也没见过这种鸟，都以为是一种神鸟。鲁国国王看到了十分高兴，心想：“飞来了神鸟，这是个好预兆，看来要有大富大贵降到我的头上了。”于是，他命令手下把那只鸟逮住，供养在庙堂里。每天吹乐打鼓给它听，献出最好的美酒让它喝；杀猪宰羊，把最肥最鲜的肉献给它吃。对鸟照顾得够好了，可是那只鸟却一点儿也不领鲁王的情，吓得惊慌失措，在庙堂的顶棚上，一会儿飞来飞去，一会儿又躲藏起来。一天，两天，海鸟不吃也不喝。到第三天，那只海鸟就死了。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外表再美丽的鸟，它的本质仍然是鸟。而中庸的境界如同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一般，不会违背事物的本身的规律。有大智慧的人，在治理天下与国家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施与百姓仁爱，对百姓的行为加以干涉。这些手段都能够把天下国家治理得公正安定，做到这些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并不是难事。然而，如果要一个人对百姓既不强施仁爱，也不横加干涉，在珍惜百姓的同时，又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教导他们按照正确的规律和自身的意识去生活，那么他就不一定能做到。而恰恰这样做才符合中庸之道。
面对高爵厚禄，为了道义而毫不动心，不贪图利益，不出卖人格，这是有大仁义的人容易做到的。但是如果要这个人在处于某个官位时做到“执两用中”，工作起来恰到好处，他就不一定能做到。而这同样也是中庸之道的要求。
同样的，为了达到目的而赴汤蹈火，置生死于度外，不贪生怕死，是有大勇气的人容易做到的。然而，要他做到顺其自然、适可而止，不恣意妄为或一意孤行，却难上加难。而这恰恰又是中庸所提倡的。
总之，人是有欲望追求的，通过对人的观察孔子总结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具备了常人所不具备的大智慧、大仁义、大勇气的条件下，确实有可能成功；对于万物之灵的人来说，也不是什么最难的事情了。然而，中庸之道所倡导的恰到好处、适可而止，却需要人们剔除本性中贪婪、自私的因素，时时注意修身养性，使自己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德，更要有永不放弃的勇气与毅力，才可能做得到。
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人以“天性”，这些“天性”中既有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的共性，又有每个人特有的个性，比如脾气、爱好、特长等。当然，这种天性还包括人类拥有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并且能用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去思考和判断一些问题。既然“天性”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那么就一定会有我们主宰不了的方面，这就是人类自身认识的片面性、局限性，以及我们能力的有限性。所以人们常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时我们做事又常常是“力有余而心不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遵从大自然的规律、定理做事情，一切顺其自然，顺从了自然的本性，才会获得成功。
然而，顺乎自然的本性做事情绝对不可以理解为“什么事情也不去做”，干脆守株待兔、听天由命。顺乎自然地做事情，只可以理解为我们为人处世的“隐规则”，是以“做”事情为前提的，凡事不能蛮干，不要做与本性相违背的事情，不自以为了不起而做事张狂，不逞强好胜地扭曲自己的本性，这才是“顺乎自然”的真正寓意。这里有两个小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第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人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树权间的一只小茧上裂开了小口，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于是停下来观察。那是一只蝴蝶的茧，一只新生的蝴蝶正在艰难地从小裂口中一点点地挣扎出来，很长时间过去了，蜕变似乎一点进展也没有，蝴蝶似乎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这位观察者看得实在着急，就决定帮一帮蝴蝶。于是他找来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把茧剪开，以便小蝴蝶能轻松地从茧中挣脱出来。可是，蝴蝶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展翅飞舞，而是身体萎缩，不久就死了。这个助人为乐者期待蝴蝶的翅膀伸展起来，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然而，这一刻却始终没有出现。
而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寺庙里。春天来了，寺庙的院子里还是一片萧条，师父让小和尚准备一些草籽。小和尚问师父什么时候撒种，师父回答说：“随时。”
春天总是刮风，小和尚撒的草籽有一些被风吹走了，他慌了神，对师父说：“不好了！好多草籽被风吹走了。”师父说：“那些被风吹走的草籽多半是空的，随性。”
夜里下了一场雨，第二天清晨，小和尚着急地对师父说：“师父！许多草籽被雨水冲走了。”师父说：“冲到哪里都会发芽的，随缘。”
一个星期过去了，枯黄的草下面泛出了绿意，草籽长出了青翠的小苗。小和尚高兴地跑去告诉师父，师父说：“随喜。”
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个故事中的那个“助人为乐者”其实并不知道，蝴蝶只有靠自己努力从茧中挣扎出来，才能将体液挤压到翅膀上，从而展翅飞舞，这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做事不遵从这个规律，即使努力了，也不会获得成功。所以我们更应该向第二个故事中的师父学习，依照事情的本性而动，自然会有不小的收获。
推而广之，那些不正确的观点、态度，即使是极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也会积少成多，结果最终暴露，即使骗得了别人，也骗不了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所以，真正值得我们去认真把握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这种意识，常常是隐藏着的，既不易被别人察觉，又不易被我们自己察觉。是我们平时听不到、看不到，却又真实存在的。只有在“慎独”的状态下，我们的内心才能处于一种平静、淡然的状态之中，才能科学地判断各种事物，不偏不倚。
真正的聪明人，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意义，才会真心实意地依此去做事，即使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也会行为谨慎，在没有人听见的时候也会心存戒惧。一个人在独处时候的行为态度，会渐渐成为一种习惯，从而在做事时产生习惯性的影响，在独处时的那些所谓的“隐私行为”，并不一定就永远不见天日，思想稍有松懈，就会显现出来。这就是“没有比隐藏更明显的，没有比微小更显著的”的含义所在。那些只是装样子给别人看的人，他的行为可以隐藏一时，却隐藏不了一世，最终将会在不知不觉中暴露出来。所以，君子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会谨慎而严格地要求自己。这种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慎独”，其实具有非常现实的行为指导意义。
做事情顺乎自然、合乎本性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为人处世方法。也许有人会问：“人们有欲望的本性，那么是不是做事情就应该遵从这种欲望而为之呢？这不也是自然规律吗？”诚然，我们人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自然本性，但实际上，我们人的这种本能欲望只不过是宇宙万物中的一点尘埃罢了，我们做事情要遵从的是最大的“道”，我们的生存更要遵循大的自然规律。因此我们自私与贪婪的欲望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正确的引导，最终会导致人们之间相互争斗、尔虞我诈，带来无尽的痛苦和悲哀。所以，真正地遵从自然和本性来行事，是要我们获得生存的智慧，返璞归真，而非是依照那些小小的欲望行事。
我们每一个人做事，都想求得一个圆满的结果。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看，成事须有条件，须顺应客观规律，一味去强求，只会适得其反。
两千多年前，老子告诉我们，做事需顺其自然，顺应客观规律，不能乱来。所谓顺其自然，就是要顺时而动，依势而动；就是要冷静行事，相机行事。需要等待时便等待，需要行动时便行动，而且行必果断，行必迅速。
孟子说：“我们厌恶使用聪明，就是因为聪明容易陷于穿凿附会。假若聪明人像大禹治水，使水循着正常的轨道运行，就不必厌恶聪明了。大禹治水，就是循其规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假若聪明人也能遵循规律，不违反自然之理而努力实行，那么他的聪明也就不小了。”
孟子这里说顺其自然，一是说要顺应事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办事，二是说要依照客观条件和情势办事。从行事有为的情况看，顺应事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往往就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违逆了客观规律，往往天时、地利、人和全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