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山山
爱西藏的男人
其实我想说，爱上西藏的男人更多。
一般人爱西藏，都多多少少能说出自己的原因。
西藏的确是个充满魅力的神奇的地方，诗人在能那里寻找到梦一般的意境，画家能在那里发现诗一般的色彩，歌唱家能在那里唱出天籁般的声音，舞蹈家在那里找到飞翔的感觉。
可是我知道，有一群人，他们爱西藏没有理由，他们走进西藏不是选择。他们对西藏的爱，不是源于感情，而是源于责任。他们是一群特殊的男人。
就讲三个爱西藏的男人。
38年前，有位西藏军区的领导病倒在工作岗位上，他是边修路边进军、爬雪山数十座，趟冰河数十条、历经千难万险、流血牺牲走上高原的英雄群体中的一个。进藏后，他办矿厂、办农场，办皮革厂，拼命工作，活生生的给累垮了。医生和领导都以为他不行了，连忙让他的妻子孩子进藏看他，当年徒步走进高原的他，被担架抬了出来，送到北京治疗。
他的儿子，一个正读高一的青年学生，看到父亲被抬上飞机的时候，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要继承父亲的事业，在西藏当兵！说到做到，这个儿子就没再出来，义无反顾地留在了西藏。在那片土地上一干就是25年，从一个士兵，成长为一名大校军官。
三十多年后他跟我说，那时我真的是一腔热血，万丈豪情，毫无保留地爱上了那片土地。我为父亲自豪，也为自己自豪。那时我父亲还在军区当领导，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依靠他，一切都靠我自己，我就是想硬生生地证明我能行。
作家马原在西藏时就认识他，称他为“骠骑兵上尉”。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西藏，调到了内地部队。但是他跟我说的一段话，我至今难忘。他说，每次我离开西藏回到内地，要不了多久，心情就会像一块皱巴巴的烂抹布，我就会很烦躁，渴望回到西藏。只要一回到西藏，在西藏的阳光下晒一晒，皱巴巴的心立即就被熨平了，重新变得舒展开朗。所以当有人说，西藏军人做出了牺牲、需要理解时，我就说我不需要。因为他们不知道，西藏给予我们的，多过我们给予西藏的。我们从西藏获得的心灵愉悦、灵魂的跃升，没人能知道。我终生感激西藏。
我想他爱西藏，是真爱，爱到了骨子里。
西藏让他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却不断地被现实击碎，虽不能说头破血流，至少也是伤筋动骨。我很为他感到遗憾。但同时，我非常敬重他，因为他依然不折不挠地在自己有限的天地里挣扎，他在被派到一个边远的军分区工作后，居然将那个分区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全分区283个乡镇全部连通，他为此一直工作到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小时。
无论结局怎样，我都敬重他曾经的理想、曾经的奋斗、曾经的执着。
他不愧是18军的后代，不愧是在西藏成长起来的军人。
我又想起他说的那句话，我就是想硬生生地证明自己能行。
这是六七十年代的西藏军人。再说个八十年代的。
1982年，有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小伙子从军校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学校让他留校。他跑去找校长，他说我考军校难道是为了当老师吗？不是的，我是为了戍边卫国。校长说，你要不愿意留校，现在只有两个方向的部队还有名额了，一个是西藏，一个是新疆，你去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去，去西藏。
就这么着，这个19岁的年轻人，凭着年轻气盛，凭着初生牛犊的劲头，毅然把自己的一生，和西藏连在了一起。
没料到这个选择给他的父母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当时他的家乡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被分派援藏的地方干部，因为害怕西藏艰苦拒之不去。那个年代，还是个谈藏色变的年代。于是人们纷纷传说，西藏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不仅缺氧、寒冷，还荒无人烟。他的母亲知道他要去西藏后，一气一怕之下，重病卧床。他感到很内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高原。
踏上高原后，他就像西藏的山一样稳稳地站在了那里。当排长时，他是全旅最优秀的排长；当连长时，他把一个连带得呱呱叫；当营长时，他被评为西藏军区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后来被提拔到团长的岗位上，年仅34岁，是全军区最年轻的团长之一。
但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减轻他对父母亲的愧疚。他的妻子孩子都在拉萨，每次探亲，他都要拿出大部分时间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而且总是选择农忙季节。回家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将父母亲积攒下的重体力活全部干掉，起猪圈、劈柴火、上房换瓦、割麦子翻地，两天干下来就满手血泡。村里人都说，你这哪还像个团长？简直是个地道的庄稼汉啊。
他是我采访过的一位团长。我当时问他，你爱西藏吗？他说，没想过。我又问他，想过要离开吗？他仍说，没想过。
那是1997年。如今八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西藏。我不知道如果我今天再问他，你爱西藏吗？他会怎样回答。也许他仍会说，没想过。
他无须用言语表达。
再讲个九十年代的年轻军官吧。
小伙子是北京兵，从军校毕业被分配进了西藏，而且一下分到了最边防的一个哨所，在那里当排长。他的同学亲人朋友都对他的分配深表同情，他们甚至用了“发配”这个词。他自己也情绪不高。只是因为是个热血男儿，没有当逃兵。
到了哨所，他和排里的一帮兄弟一起执勤，学习，生活，想家。日子到底怎么过的，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他最初是那样不情愿地去那里，只盼着有机会就调走，后来感情是怎么变化的，连他自己也没察觉。一年后他该探家了，他兴高采烈，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北京多好啊，不仅是他的故乡，还是首都，还是繁华的都市。父亲母亲，哥哥嫂子，还有舅舅，姑妈，总之他身边的所有亲人，都像迎接劳苦功高的英雄那样迎接他。他们一致决定要好好地为他接风，隆重地为他洗尘。瞧瞧他那两颊的高原红，瞧瞧他那一身军装的尘土。亲友们看他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于是在一家高档酒楼里订了包间，众星捧月地将他围在中间。他也很兴奋，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陶醉在聚会的中心。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了？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生猛海鲜了？有多长时间没看见漂亮小姐站在身边倒酒了？
父亲端起酒杯，像对待朋友那样，给他敬酒。众亲戚们也纷纷端起酒杯站了起来，他一口喝下酒，笑吟吟地说，谢谢大家，我太高兴了。我……我今天……
突然，真的非常突然，眼泪一下盈满了他的眼眶，他说不出话来。他垂下头，盯着桌面。母亲关切地问，你怎么了。他哇的一声，哭出了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在这里吃这么好的东西，我坐在这么温暖明亮的地方，可是我的那些兄弟，他们还在哨所呆着，他们连电视都看不到，他们住在屋里结冰的地方，他们好多人从来没吃过海鲜，他们的嘴唇和牙龈老是出血，他们的指甲都凹陷了，我想他们，我吃不下啊……
一顿洗尘的宴会就这样被他的泪水淹没了。所有的人都红了眼圈儿，所有的人都在那一刻，挂念起了他们素不相识的遥远的西藏。母亲说，别哭了，等你回去的时候，我给你买好多好吃的东西，你带回去给他们还不行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好不好？
后来，小伙子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了西藏，回到了他的哨所。他提着满满两大包东西，全是好吃的。他看到他的那些兄弟围着他乐呵呵的样子，心满意足。
我想如果我问他，你爱西藏吗？他也许会说，我爱我的那些守在西藏的兄弟。
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向往，这三个男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却始终特别。他们奔赴高原，不是为了好奇，不是为了风景，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不是为了写作，不是为了舞蹈，不是为了绘画，不是为了音乐，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愿望。甚至，他们奔赴高原并非己愿。但他们一旦去了，就会稳稳地站在那里，增加高原的高度，增加雪山的高度。他们从不表达他们对西藏的爱，因为他们和西藏融在一起。
他们就是西藏军人。
无湖的无名湖
在煎熬中颠簸了近400公里后，我们终于从拉萨经山南经错那，抵达了乐。对我来说，“终于”这个词尤为重要。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一路眩晕着呕吐着，完全是在毫无知觉的状态下被拉到乐的，怎么翻的山，怎么过的河，一概不知。
乐是一条沟。海拔比亚东和察隅还要低，就2400米。树木葱郁，空气清新，雨水充足。满山遍野都是绿。高原苔藓，荆棘灌木，针叶林阔叶林，一层层一叠叠的覆盖着同样的西藏的山。对我们这些从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下来的人说，这里就是天堂。如果换个说法，这里就是氧气瓶。
早饭后我们去某边防连。打开车窗，感觉氧气比成都还多。空气甜丝丝的，清凉的风款款流过。公路沿河蜿蜒而上。此河即来时见过的勒曲。河水热烈流淌着，充满激情，让我想到了察隅河，它们都可以用那四个字概括：纯净丰盈。
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到了某边防连驻地：得莽。整齐的营房坐落在海洋一般的绿色中，山下是娘姆江曲。放眼望去，有树有花有水有鸟，更有飘飘渺渺的云雾缭绕其间，真的是风景这边独好。可我们毕竟不是来旅游的，我们面对的是形势复杂严峻的边境线，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情，是边防官兵们的日复一日的艰苦生活。
在这条边境线上，有个著名的边防点，叫无名湖。
崔大校将无名湖定义为整个一线哨所最艰苦的地方。它的海拔为4460米，我知道海拔一旦上了4000米，对人的生存就是一种挑战。但无名湖的艰苦还不在海拔上，而在它与外界几乎隔绝的环境上，在它极其艰险的道路上，在它极其恶劣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上。
崔大校去过那里，他非常肯定告诉我，“你肯定不行。上不去也下不来。”曾经有个女记者，坚决要去，走到一半时受不了了，精神和体力都支撑不住了，后来是战士们把她背上去的。上无名湖没有路，从下面的边防连望冬上去，需要攀援三处绝壁，跨越两处深涧。绝壁分别是60度和80度，有绳索固定在那里，分六次才能攀援上去（或分六次才能跳跃下来）。深涧上横枕着两棵放倒的大树，中间钉上铆钉就算桥了。尽管它到望冬的直线距离只有八公里，但其海拔落差却是1000多米。于是这八公里的距离，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望冬有树有水，有花有鸟，而无名湖，除了24小时不停地刮大风，就什么都没有了。
无名湖名不副实，不但没有湖，连水都没有。也许很久很久以前，那里是有湖的，就和错那的情况一样，不但有湖，可能还有金鱼，有白色的天鹅。但是现在，无名湖最著名的是风，又大又冷又硬的风，长着大魔爪的风，挥着利剑的风，吹着石头满山跑都不算了，还经常把连队的房顶掀掉，扔进山沟里，或者撂到边境那边去。为了固定住哨所的房子，官兵们在每个铁皮屋的四角，都用铁丝拴着大石头坠着。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别看事情简单，还需要点儿技术呢，那些石头重了不行，铁丝容易断，轻了也不行，抗不住风，一定要恰到好处。
崔大校告诉我，他那年去无名湖的时候，还没有任何能通车的道路。他就从一个叫箫的地方出发，步行了15公里（耗时四个多小时），抵达了无名湖。在无名湖工作结束后，他要去望冬。他就问战士们从无名湖下到望冬需要多长时间？战士们说，只需要40分钟。崔大校就给自己暗中预定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他想自己年纪大了，又从来没走过，肯定得比战士多花两倍的时间才行。
可没想到两倍都不够，他花了三个半小时才走下去的，而且到最后是由战士们搀扶着的。整整三个半小时，人就在那些呲牙咧嘴的岩石上跋涉，没有一米的平地，只能一点点拽着绳子慢慢往下走。
他说，不瞒你说，到后来我的腿简直就不像自己的了，根本控制不了了。刚开始，我还假装拍照片，停下来站一站，歇口气。可是根本无法站稳，双腿抖个不停，得靠两个兵扶住我的腿，另外两个兵扶住我的肩，我才能举起相机。后来我也就不再假装了，走5分钟，就坐下来呼哧呼哧大喘气，再走。
由此一想，驻守在那里的战士真是了不起，他们不但忍受住了艰苦的生活，还锻炼出了超凡的体格和胆量。他们从无名湖下到望冬只需40分钟，从望冬上到无名湖，也只需一个多小时。
关于无名湖哨所，崔大校还讲了两个细节。
第一：由于上山的路太陡，给他们运粮食的马总是走得满身大汗，汗流马背，然后一滴滴地渗到装米的麻袋里去。由此，每一袋米都充满了马汗的味道，无论怎样淘洗都洗不掉，在那里吃的米饭，全是这种味道。当然，崔大校说这样的情形在其他一线哨所也有。
第二个细节：崔大校和工作组离开连队时，连队派了好些兵护送他们。崔大校说，不要去那么多人了，下去上来的，太辛苦了。不想连队干部小声告诉他，这对战士们来说，是美差，都争着想去。虽然爬上爬下很累，可毕竟能走出他们成天蜗居着的小天地，能看到树，看到溪水，能新鲜一阵子啊。
我听了之后，又犯女人心软的毛病，就问，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点往下移八公里呢？那战士们不是好过得多？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太幼稚了，不，是太愚蠢了。
崔大校简洁地说，不行。我们的哨所只有在那个高度上，那个点上，才能很好的监控对方情况，才能应对敌人的不断蚕食。再说了，无论哪个哨所都艰苦，都不可能享受的。望冬也有望冬的苦。
我说望冬能苦到哪儿去呢？环境那么好。
崔大校说，我只跟你说一点，望冬晒不到太阳。一年有300天的大雾，潮湿得不得了。你知道不知道，望冬连队有个特殊编制，就是晒被员。
晒被员？这让我好奇。后来一位参谋告诉我，望冬常年大雾，难见太阳。战士们虽然住在吊脚楼里，也躲不过潮湿的浸入。雾是无孔不入的，即使不开窗户，它们也会从一些墙壁的缝隙中涌入。墙壁渗水珠，房顶上也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官兵们洗了衣服从来没有晾干过，只能用火烤干。盖的被褥更是常年潮湿阴冷。每天晚上睡觉，不是被子温暖身体，而是身体烘烤被子。烤干了，第二天又被雾水浸湿。所以望冬的兵，几乎个个都有关节炎。所以望冬的连队，就有一名晒被员。
晒被员可不好当，必须动作麻利、反应敏捷，抓住太阳突然出现的那一刻，把连队所有的被子都抱出去，抱到有阳光的地方铺开来。再在太阳离开前迅速将所有被子收回去，免得雾气来了白辛苦。望冬连队就发生过晒被员为了赶着晒被子和收被子，累昏过去的事情。
所谓镇守边关，在他们那里是非常具体，非常感性的。体现在每一个白天，每一个夜晚，体现在吃什么样的饭喝什么样的水。过什么样的日子，是天天吹风的日子，还是天天下雨的日子，在他们是不可选择的，只能接受和面对。
离开得莽边防连时，我再次遥望对面那郁郁葱葱的山峦。遥望那个我看不见的艰苦哨所，遥望那个在地图上没有名字、小而又小的地方。我为自己不能上去看一眼感到遗憾，感到歉意。我只能在这里，在纸上，向他们致以遥远的但却是非常真诚的敬意。
千山万水传遍
关于电话，在西藏有太多的故事了。
我第一次进藏时，不要说手机，就是有线电话也很难打。除了在拉萨勉强可以用军线和家里通个电话外，其他地方几乎不可能。所以一进藏，我就和家里不再联系了，直到回去。好像那个时候也没那么牵挂。电话不通，信也很慢很慢，我在西藏给儿子写的明信片，都是我回去之后才收到的。一走二十多天。
关于信的故事，在西藏也多得不行，可以写上几万字。我从拉萨发个信都要半个月，你想那些在边防的，得多长时间？有时信到了团部或营部，因为大雪封山，送不上去，所以很多边防连队经常半年收不到信，一收就是几麻袋。但是，许多事，许多情，在收到信时，都已成为过去。由此发生的悲剧，数不胜数。特别是像墨脱那样的地方，情况更为是严重。墨脱是中国2100多个行政县里，唯一不通邮的县。不通邮对当地百姓来说可能不是个什么问题，但对从全国四面八方去那里当兵的人来说，就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了。因为通讯障碍，发生了多少心酸悲痛的事情啊。
说几个特别的例子吧。有个新兵，在送来的几麻袋信里都没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封，就忍不住哭鼻子了。当兵离家，本来就有些不习惯，又在偏远的哨所，又与外界隔绝。好不容易盼来了信，却没有自己的，是我，我也会哭一场。排长和班长轮番来劝他，安慰他，都没用。他就是难过。后来排长想出个办法，动员那些信多的战士，每人贡献一封给新兵看，而且指定要那种“好看的”，即情书一类。有的人一下收到几十封呢。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那就贡献呗。几封甜甜美美的情书，总算把那个新兵给逗乐了。
在西藏连队，情书公开是常事，我都参与过。1998年去查果拉哨所时，我曾给战士们读过排长李春的情书，李春不但不生气，还幸福得脸色黑里透红。
还有个比较奇特的例子，发生在哨所军医志翔身上，当他得知他要去的哨所通信困难时，就事先写了数封交给在山下的战友，让战友每月帮他发一封，其中包括关于妻子晋级的，关于孩子教育的，还有给父母贺寿的内容。他的家里一直没有察觉，直到后来妻子进藏探亲才知道真相。
更有甚者，一位叫许光富的副指导员，在封山的半年时间里，给妻子写了一封长达75000字的信，妻子收到后，读了七个晚上才读完。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进入吉尼斯纪录？
现在，都市里已很少有人写信了。听邮局的同志说，现在写信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打工仔，一类是士兵。打工仔还有可能买个磁卡往家打电话，而士兵，尤其是边关的士兵，写信仍是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仍是他们情感世界最重要的支撑。
1990年我在采访西藏女军人时，得知她们感到最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艰难、工作辛苦，不是寒冷缺氧，而是精神的寂寞，感情的寂寞。只要一进藏，基本就不能和家里联系了。特别是做了母亲的女军人，把幼小的孩子丢在内地，常常因为想孩子而痛哭，哭得撕心裂肺，也不能打一个电话。有的女军人为了缓解思念之情，就在探亲的时候，把孩子说的话和哭声笑声录下来，带回到西藏，在失眠的夜里一遍遍地放出来听，边听边流泪。可以说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令很多人难以在西藏坚持下去。
后来有了卫星电话。那个电话有很大的回音，你讲一句，必须停顿一下，等电话里回响一次你的声音，你再讲下句。很慢很慢。即使如此，也很难打通。通常要拨无数次才能通一次。那个时候在西藏的邮电局里，长途电话机，最先坏的总是重拨键，因为人们要一遍一遍地按它，直到按通为止。
当然那个时候，内地的电话也不甚普及，不是家家都有。特别是一些年轻军官，成家不久，家里没电话。或者家在农村，连周边都没有电话。为了能通上一次电话，他们想了种种办法。比如先写信，约好时间，约好地点，在亲戚家等，或者在村长家等，然后再由西藏这边打过去。打电话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一位连长告诉我，他曾和妻子约好，中秋节打电话。可是到了中秋那天，连里有事，他怎么都走不开。他妻子一大早就去亲戚家等了，从早等到晚，到吃晚饭时间还没等到，实在不好意思坐下去了，只好离开。等他忙完工作赶紧跑去打，妻子已经走了。他就跟亲戚说第二天再打。第二天妻子又来等，他总算有了时间。可是线路不好，怎么都拨不通，他妻子在那边等得忧心如焚，他在这边拨得忧心如焚。天快黑时总算拨通了，他妻子喂了一声，就开始止不住地哭，一直哭到他放电话。
有很多军人告诉我，他们打电话，听到最多的，是妻子的哭泣。
由于通信联络的落后，造成了许多夫妻间恋人间的误解，还有家人的担心和惊吓。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些部队与上级的联系都很困难，只能靠电报。我曾采访过一个炮团，团里只有内部电话，没有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给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自从1997年兰西拉光缆工程完工后，这一切就改变了。西藏终于也有了光纤电话，也有了移动电话。所以那年我去西藏采访兰西拉光缆工程时，真的很激动。只有经历了过去，才会对今天的变迁有深刻的感受。
人们把兰西拉光缆线称之为西藏的第三条生命线，我想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条生命线是川藏、青藏公路，1954年开通；第二条生命线是格拉输油管道，1976年开通）。它们的确赋予了西藏高原以新的生命。
现在的西藏，不仅到处可以看到直拨电话，还有了移动电话。不止是大城市，只要不太偏远的地方，都可以通电话了。连孤岛墨脱，都可以通手机了。有了光纤，上网也渐渐普及，你可以通过座机上网，也可以通过无线网卡上网。今年6月我们办了个业余作者培训班，西藏军区来了好几个作者，几乎个个带着手提电脑。其中一位的手提电脑就可以上网，比我这个呆在大城市的人还先进，后来我还是在他的帮助下，才安了无线上网卡的。
真是今非昔比，变化巨大啊。
不过，在一些边防连队、边远哨所，打电话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那些偏远连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不管花费降得多么低，不管自己在内地的家有多少电话，他们想和家里通电话依然不容易。所以才会有那样的奇事：一个战士去县城，其他战士就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他拿着写满电话号码的纸条和需要告诉家里的事情，一个一个的拨打电话，逢父亲接电话就叫爸爸，逢母亲接电话就叫妈妈，哪怕这爸爸妈妈从未见过。
那样的情形，我想起来就想落泪。
什么时候，哨所的声音，也能万水千山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