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科学指挥，始终与灾区各族人民情相系、心相连，是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有力保障。汶川地震一发生，我们立即组织开展了我国历史上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工作。玉树地震后，我们在借鉴汶川抗震救灾经验的基础上，克服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供给困难甚至语言不通等特殊困难，迅速展开一场在高原高寒地带进行的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救援行动。危急关头、风雨之中，数万救援大军火速向灾区挺进，保证了救援工作的及时、高效。在做好应急救援和抢险救灾的同时，我们立即着手安排恢复重建工作。汶川地震3个月后就颁布施行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一部法规因一场灾害而立，开我国立法史和救灾史上的先河。同年9月，我们又制定颁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确定了“一省帮一重灾县（市）”的对口支援举措，将19个省市与灾区紧紧连在一起。这是我国抗灾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世界救灾史上的首创。玉树地震的恢复重建很好地借鉴了汶川经验，制定了《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克服重重困难，在实际不到两年有效施工期内，全面完成了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不仅重建了一个物质家园，也重建了一个精神家园，创造了世界灾后重建史上的又一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从灾难到进步、从悲壮到豪迈的恢弘篇章！
各民族守望相助、生死相依的深情厚谊，是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的强大精神动力。患难见真情，天灾不仅激发了人间真情，更彰显了民族团结的大爱。当灾难突袭这些地方时，灾区各族人民生死相依、共同面对，全国各族人民心手相连、甘苦与共，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羌族飞行员邱光华，即将到龄停飞，但主动请缨飞赴汶川救灾一线，为抢险救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玉树地震后，人们不分军民、藏汉、僧俗，争分夺秒地团结自救，有效地抓住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藏族妈妈加央巴措在地震中受伤，她刚出生4天的孩子被救出后，在各族妈妈的接力喂养下安然度过了危险期。香港义工黄福荣参加过汶川地震的救援，玉树地震发生后又去玉树救出了3名孤儿和1名教师，自己却在余震中不幸罹难，成为玉树地震中首个遇难的志愿者。他的遗体返回香港后，我特意委托工作人员献上花圈表达对英雄的哀思和敬意。震后短短的几天里，一批又一批由汉、回、羌、维吾尔等各民族人士组成的救援队日夜兼程，赶赴灾区；一笔又一笔带着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爱心的捐款汇集到雪域高原。一时间，大江南北、海内海外，“玉树不倒、青海常青”成为响彻中华儿女心中的最强音。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灾害让世界见证了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爱重于山、情深似海的骨肉亲情。
民族地区的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点，注意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汶川地震后，灾区有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吃不到清真食品，前方指挥部紧急安排从山东、河北等省调运，第二天就解了燃眉之急，及时安抚了群众的焦虑心理。玉树地震后，我去了结古寺。这是一座藏传佛教大寺，在当地信教群众中有很高的地位。寺庙活佛问我，庙塌了，能不能参照民房标准修复？我认为，在群众普遍信教的地方，最大程度争取信教群众的支持，就要对受灾的各族同胞包括寺庙僧尼一视同仁。民政等部门很快拿出具体办法，这是过去没有的政策。汶川地震受灾区有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也是重要的藏族聚居区，多元文化并存，历史人文资源独特。后来根据国家民委的意见，我们修订了汶川重建规划，加强了对羌藏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重建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汶川相比，玉树地区民族文化特色更加浓郁，我们着重强调恢复重建工作一定要与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风貌特点相结合，此后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也将文化遗产保护和宗教设施恢复单独列入。
回首这些年参与抢险救灾的经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历经磨难，我们中华民族总能重新挺立、奋勇前行，中华文明总能绵延不断、永葆生机？几大文明古国中，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赠礼”，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两河文明河流纵横，自然条件优越；古希腊、罗马文明位于地中海沿岸，气候宜人，唯独中华文明自然条件最恶劣、天灾最多。时至今日，我国仍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次高、造成损失重。这培育了中华文明强烈的“忧患”品格，也造就了中华民族以互助伦理为核心的生死与共、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殷忧启明，多难兴邦”。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品格和传统，中华民族才历经磨难而不亡，并且愈挫愈奋、愈挫愈勇。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强不息、感恩奋进，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品格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弘扬。
我们的努力，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记得有一年，我去浙江普陀山考察民族宗教工作，寺里的方丈在佛堂对我说：“你们就是现世的活菩萨。”看我很纳闷，他接着说：“您看，全国哪儿遭了大灾、有了大难，你们就出现在哪儿，组织抢险救灾，这不是活菩萨是什么？”我明白了——老百姓最有情谊、最懂感恩！其实，我们不过是机缘巧合从事这项工作而已，但我们党员干部为群众做的每一件好事、实事、善事，群众都牢记在心，群众是在通过我们向党和政府表达感恩之情啊！这让我备受激励，也使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最温馨，人民群众最可敬，人民子弟兵最可爱，中国共产党人最贴心。如果说真有大救星、活菩萨，那就是我们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
众志成城，不仅体现在危难时刻，表现为一种天地大爱，也体现在日常工作，表现为一种体制机制。我们常说民族工作是“三个方方面面”，即方方面面都涉及，方方面面都要做，方方面面都要整合起来，就是要形成凝聚各种资源和力量、共同做好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这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紧迫。
我在江苏、安徽等省工作时，知道这两省各有近40万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属于民族散杂居地区。离开几年之后，再与地方同志一交流，发现这几年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增加得非常快，很多省市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甚至超过了本地常住少数民族数量。这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新“四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群众跨区域流动显著增多，我国的民族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
其中，有两种新变化最为突出，形象地说，一个是“进城”了，一个是“下海”了。城镇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有2000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同时到民族地区工作、学习、经商的汉族群众更多。在这一浪潮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双向流动”，在历史上是规模空前的。近些年涉及民族因素的摩擦、纠纷甚至冲突也日益增多，而且大多发生在城市，城市民族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这就是民族工作“进城”了。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条件下，各族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制意识越来越强。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对民族团结影响深远。民族工作越来越与市场经济紧紧地连在一起，这就是民族工作“下海”了。无论是“进城”还是“下海”，都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各族群众的互动合作，这是历史的进步，也加大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流碰撞甚至纠纷冲突，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必须过的一道坎。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必须树立“善假于物”的思想，采取措施，进一步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民族工作合力，让民族工作更好地“社会化”。我到国务院工作后，积极推动恢复国家民委委员制度。之所以说恢复，是因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实行过委员制。不过，当时是强调民族代表性，这次是强调职能代表性。新的民委委员制，以国家民委为牵头单位，以与民族工作有关的职能部门为民委兼职委员单位，以兼职委员单位的负责人为民委兼职委员，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民委委员会议，共同推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国家民委委员制恢复以来，委员单位数量不断增加，到2013年已经发展至32家，包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众多部委在内。这不仅是一种做好民族工作的有效方式，更是发挥各部门作用、形成民族工作合力的重要机制。
现在，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实行了民委委员制，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民族工作领导小组，把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力量和资源都整合起来。各地在探索民族工作社会化和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实践中，形成了不少好经验。湖北省针对10个民族县（市）的特殊困难，全面实施“616”对口支援工程，即由1名省委、省政府领导牵头，带领省直6个部门（单位）对口支援1个民族县（市），每年为民族县（市）至少办成6件实事。如今，“616工程”变成了“N1N”工程，在推进民族工作社会化方面开辟了一片新天地。2010年8月，我们举办了全国推广湖北省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经验交流会，把这一经验推向全国。同年12月，我们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全国城市民族工作座谈会，强调把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作为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合作机制，引导各族群众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实现和睦相处、共同进步、交流交融。
○多彩中华正绚丽，世界民族亦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