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三月初，农民们开始种玉米。知青点窑上面的那条叫做大埂的地留下靠路的一段，有二亩多的样子，准备盖房子，修知青点。
这天下午，到北庄坳里的一块地里种玉米。种玉米都是前面有人赶着牲口耕地，间隔两犁便跟着一个妇女，或提着篮子，或端着升子，里面装着玉米籽，每走一步扔一粒玉米籽下去，这叫滴籽。后面跟着几个打土块的，把犁铧翻起的土块打碎。吆喝牲口耕地的都是队里的一些青壮年男社员，与滴籽、打土块相比，耕地是一项技术活。右手握着犁把，左手提着鞭子，犁把上缠着操纵牲口的长绳。牲口是两头套在一起的，中间用缰绳连着。长绳子是中间拴在犁把上，两头拴在两头牲口的牛鼻卷上，或骡马的嚼子上，以便到了地头转向时好操控。向左转就拉一下左边的绳子，向右转就拉一下右边的绳子。会操作的社员耕地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技术，做起来也很难的，犁不是进土很深，就是滑出地面，左右摆动，很难控制。
在夕阳的余晖下，柳长兴、柳兴贵、杨人和几个人扬着鞭子赶着牲口在耕地。随着犁铧在土中翻过，土块被翻过来倒向一边，男人们的阳刚和雄壮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展示。陈玉成看得手心发痒，他丢下打土块的老镢头，走到赶着两头毛驴的柳长兴面前说：“柳叔，你歇会儿，我来替你耕。”
“你怕不行呀。”柳长兴知道，耕地也不是人人都行，没有耕过的连犁都按不住，出了力也耕不好地。
“我试试，一定行哩，你就歇会吧。”陈玉成说着已经伸手去换柳长兴。犁把已被他握着，柳长兴只得松了手。陈玉成赶着牲口，不是犁尖滑出地面，就是插进土里太深，时深时浅。牲口拉不动了，柳长兴跟在旁边急得大叫：“犁把往下按！犁把往下按！”陈玉成使劲往下一按犁把，犁头又滑出了地面。这样深一下浅一下好不容易到了地头，他学着社员的样子使劲拽两边的绳子，但牲口不听使唤继续往前走。他又学着社员的样子喊：“喔，喔，喔……”牲口依旧继续前行着。他又急着喊道：“站住，站住……”但牲口还是没有停下脚步。陈玉成急着说：“叫你喔哩喔不住，叫你站哩你不站……”柳长兴赶忙上前接过犁把，他拉着左边的绳子一拽，牲口便很听话的左调头，来到了旁边需要耕的犁沟里。牲口在他的手里显得乖巧听话，像一件顺手掂来的工具。
陈玉成很沮丧，一回都没有耕完，连牲口也不听他的话。他对牲口的发号令引来了群众善意的笑声，他的那句“叫你喔哩喔不住，叫你站哩你不站”在群众中成为知青们的经典笑话，在知青走后的几十年里还被人们传说着。
笑声过后，陈玉成问柳长兴：“柳叔，牲口在你的手里为啥那么听话？在我手上怎么就那么难使唤呢？”
柳长兴一边赶着牲口，一边很悠闲地给跟在旁边打土块的陈玉成说：“你耕地的时候，深一下浅一下，浅时牲口空着走，犁铧在外面牲口不用使劲，这时你一心急，猛抬犁把，犁铧一下子扎进土里太深，牲口拉不动了，你还拿鞭子赶。像那样犁头太深，打死牲口也拉不动。耕地就要每犁耕得均匀，深七寸多，宽也是七寸到一尺，一直这样均匀着，牲口才能拉得动，也省劲。再说你刚到地头，朝哪边转，就在牲口走的时候拽一下哪边的绳子，它就顺势转过来了，而不是猛转头。快到地头了，你就不应该再加那一鞭子，这样牲口一下两下停不下来。赶牲口要用常用的口号去喊，就一声‘喔’应该拉长声调，而不是你一口气的几个‘喔喔喔’。你说站住，那是给人说的，牲口知道你叫干啥哩？”
柳长兴说着笑起来了，陈玉成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旁边那些滴籽的，打土块的都笑了，农田里一派欢乐融融的景象。
不到十天的功夫，玉米，高粱都种上了。这时，支部书记杨吉泰和大队长杨清奇已经从各生产队把摊派的木料收到一队来了，在一队的大场里堆了很大的一堆。全大队的木匠，泥瓦匠都集中在这里，每个生产队还抽调了几个精壮劳力当小工，给刨木料的、砌墙的泥瓦匠们打下手。从刘德禄家收缴来的那口大黑锅，生产队平时用来给牲口炒料，如今就支在场垴里的柳树下。柳兴财对刘德禄说：“你负责给工地上担水烧水，别的活不用你干。”
刘德禄说：“行。你们安排我干啥我就干啥。”
刘德禄挑着自家的两只木桶，到沟里去挑水。沟深路远，一个早晨只能挑两担水。他挑回了两担水以后，在场里拾些砍下的木屑和树枝来生火。木头都是新伐的，潮湿的木屑很难生出火来。刘德禄到生产队的麦草垛上撕些麦草点燃做火引，然后加进木屑和树枝。这些柴火很湿，一时间浓烟滚滚，刘德禄便趴在灶门上用嘴吹，使之燃烧起来。杨清奇的儿子杨金玉十五岁了，已经不再上学，在生产队跟着劳动挣工分。杨金玉在刘德禄高高撅起的屁股后面轻轻一蹬，刘德禄没有防备，便顺着锅炉倒下了，额头差一点碰到锅沿上。刘德禄爬起来，杨金玉笑着跟他说：“我以为你烟瘾大，趴在灶门上吃烟哩。”刘德禄嘿嘿一笑也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自己惹不起，也没有翻脸的必要。
刘德禄用自己的旧草帽使劲朝灶火门口扇风，终于，锅下的柴火起火了。他把锅里的水烧开之后，又挑起木桶去沟里挑水。中午毒辣的太阳烤得人们口干舌燥，一锅开水一会儿就被喝光了。一个中午，刘德禄顶着烈日到沟里挑了四担水。
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前有一天不出工，大伙都坐在饲养站的围墙外晒太阳，杨金玉拿着一支卷好的棒子烟对刘德禄说：“刘叔，我卷了一支烟，这烟劲太大我抽不了，你抽吧。”旁边跟着几个孩子。刘德禄接过杨金玉递来的棒子烟，一头已经烧黑了，曾用火点过。他顺手就把另一头放在嘴里，这时杨金玉已经拿火柴给他点火。吸着烟棒子，几个孩子在他面前看着，杨金玉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正思索着其中缘由，这时“叭”的一声，叼在嘴里的烟棒子爆炸了。他感到嘴唇火辣辣的痛，用手一摸，嘴唇被炸破了，孩子们哄笑着跑了。他气恼也没有办法，这才知道杨金玉在耍阴谋，戏弄他。
事后，刘德禄也没有跟杨清奇说起，他知道说也无用。虽然杨清奇对他的态度还可以，但他不愿意惹人家不高兴。这些年他每天机械性的劳动，或机械性的接受批斗，但他的大脑没有停下来，更多的想起诸葛亮的《出师表》中那几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反刍着自己年轻时学过的那些东西，思索着自己走过的这五十多年大起大落的人生岁月。杨金玉戏弄他，嘴唇被炸破的事也没有告诉老婆。回家吃饭老婆看见了问起，他只说走路没有注意碰到墙角上了，他也不会向任何人提起。今天又蹬了他一个狗吃屎，他也不恼。他知道，大政策这样对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如果在解放前那时候，他杨金玉敢吗？
儿子刘宗藩已经二十多岁了，说话的声音总是嗡里嗡气，语速很慢，最常说的话是：“就是的，那还用说哩。”别人告诉他和泥的时候，倒水要慢些，不要让水溢了，他便说：“那还用说哩。”声音不大，似乎他啥都知道，干啥都不用其他人叮嘱。可实际相反，他干活时旁边要是没有人，往往干得一塌糊涂。而刘德禄遇人一安排，便忙说：“对对对，你说得对。”有人便说刘德禄不声不响是个精灵鬼装傻子，而他的儿子刘宗藩却是个真傻子，但自己感觉不到，言语间还装聪明人。
马香草已经四十多岁了，她比刘德禄年龄要小十多岁。整日的劳动，她的脸上也不再鲜嫩，无情的岁月在她的脸上织出一道道皱纹。她的皮肤也由昔日的白皙红润变得黑红，但底子里的那种风韵依旧没有变。干活的时候依旧很少说话，和女人们在一起，她还能参与到其中的说笑里，如果旁边有男人，尤其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或者是精干利落的男人，她都一声不吭，给人一种冷漠的、严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但是和老年人、孩子，她也偶尔说上几句。在这样一种没有地位和低人一等的时代，她要给自己筑一道别人看不到但能感觉到的围墙，特别是对那些乘人之危有非分之想的男人。她要给男人刘德禄保守那最后的尊严。在这样的年代里，她做到了。正因为如此，刘德禄在被批判的这二十多年时间里，知道自己该坚守的东西还在，他便成了批斗会上的老油条。在批斗会之外的劳动中，他虽然不是很卖力，但每一场劳动他都表现得很积极，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结束。虽然只有一二分钟，但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尤其要“耐看”，要遮人眼目，不给别人留下任何把柄。
这天下午，杨清奇在知青点的工地上看人们盖房子，他的小儿子杨龙章在旁边玩，拾了几片木匠们上线刷下来的木片在手里。杨龙章已经十一岁了，上三年级，学习比较好，杨清奇很看重自己的这个小儿子。大儿子已经辍学在家，跟在生产队里劳动，是个不够全劳力的全劳力。如果运气好，再过几年或招工或当兵，也就这么大个事了。小儿子寄托了杨清奇太多的希望，他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好好上学，多读书。虽说如今也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但一定要让孩子读更多的书，学到更多的知识，不能再上个小学就回家当农民了。
这时，在杨柳大队蹲点的张部长和支书杨吉泰来找他。张部长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公社也已经召开了‘批林批孔’的干部大会，今天晚上我们大队也要召开大会，你准备一下，晚上我们几个都要发言。”
“咋批判？咱们大队的报纸来了吗？”杨清奇问。
“报纸来了，你得准备个发言稿，晚上要用，明天的群众大会上也要用，你赶紧准备去吧。”张部长说完和杨吉泰走了。
“孔老二是干啥的？”杨清奇悄声问旁边烧水的刘德禄。他俩的交情还可以，小儿子杨龙章这个名字就是刘德禄给起的。杨龙章小名叫二牛，该上小学了，杨清奇想给儿子起一个叫着顺口又好听的名字，顺便也给三岁多的女儿起一个。刘德禄说儿子就叫杨龙章，女儿就叫杨凤姿，都是好名字，杨清奇也就依了。
听到杨清奇的问话，刘德禄停住手中要煨进灶炉里的柴火说：“孔老二就是二千多年前的孔圣人，就是说过学而优则仕的那个人。也就是说二千多年来人们一直信奉遵循的儒家思想就是孔圣人提倡的。”
“听说要批判孔老二了。”杨清奇听了个大概。
“要批了就批吧。”刘德禄也许感觉话说得多了，便低下头往灶膛里煨火。
杨清奇站起来，他决定去找柳安和写批判稿子。自己啥都不知道，稿子是没法写的。更何况他只在五十年代时上了冬学，只是扫了个盲，根本写不了发言稿。虽说这些年经常跟报纸打交道，识了不少字，但离写发言稿还有很大的差距。
来到柳安和家，柳安和正在用闲暇时间到沟里砍藤条编笼。农村的笼是一尺左右高的圆柱体，上面用木棍做成一个弓形的笼襻。笼襻一般是用榆木做成的，把一根大拇指粗细的榆木棍子用麦草火烘烤，边烤边折，慢慢折弯成一个半圆的拱形，在做好笼底做笼帮的时候编进去，把笼做好后，在笼底的外面拉一根绳子，两头拴在笼襻的两端，这样既可以装柴火又可以装各种东西的笼就做成了。笼可大可小，是农村人必备的家庭用具。
杨清奇说明来意，柳安和说：“批啥里嘛，孔老二死了几千年了都不得安稳，还要被人们叫着骂着。这发言稿咱们只得抄报纸上的，要说让我写，我也写不出来。”
“也行吧，你们学校的报纸也许送来了，你就给我看着抄一份吧。但像你刚才说的那些怪话不能再说了，当心别人听见一揭发，你就成了批判对象了。”
柳安和也感觉到自己说错了，笑着说：“我这就找报纸去，回来就写。干脆我到学校拿上报纸就写，写成直接到大队给你。”
“也行，你得抓紧时间。”杨清奇临走时叮嘱道。
天刚黑，杨清奇便拿到了柳安和写的批判稿，一看标题是《狠批封建大儒孔子》，有三页多。他高兴地说：“这下可把我的愁帽去掉了，会上就不用发愁了。”说着翻了翻稿子，字又稀又大，一目了然，高高兴兴地拿着走了。
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半年之久，后来逐渐销声匿迹。许多人到运动结束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半年中，杨柳大队的新知青点修建完工，知青们搬进了新居。新知青点是一个土筑围墙的大院子，里面有两排房子，前排一共六间，十二个知青两人一间，六男六女各占三间，后排四间，一间做厨房，一间堆放劳动工具，剩下两间是知青们的会议室兼学习室。知青点修建得很气派，比一般的民房好多了。而且每间都用苇席吊了顶子，不像一般的房子一进去抬头就见椽见檩。像这么有规格和上档次的只有大队部。知青们搬入知青点以后很兴奋，因为杨柳大队的知青点是全公社修建得最气派的。刚住进去的那半年时间里，经常有其他大队或公社的人来参观。杨柳大队的知青点在公社书记的特批下，派了拖拉机站的拖拉机去邻县的安口镇煤矿拉回了一车大炭。知青们烧着乌黑的大炭做饭，虽身居农村，却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
麦收过后，农民们是热火朝天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随着县上组织的三级干部参观农业示范点大寨结束，大寨的经验带回来了。虽说农业学大寨已经有好几个年头，各大队也在每年夏收之后和冬季农闲季节组织农业学大寨，但声势都没有今年这般大。杨柳大队在夏收结束就组织社员修一个叫后沟的丘陵地。这里是一条一条依据地势的洼地，有一千多亩。大队班子把这些地分给五个生产队，并要求全体社员立即上地劳动。一时间漫山遍野都是黑乎乎的人群。在山顶的一处空地上，大队干部指挥社员用几片苇席和几根椽子搭成一个遮阳棚，里面摆上桌子和长条靠背椅子，从远处引来电源，安装上扩音设备，在山头的一颗大树上架上两个大喇叭，整天播放着上级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也播放一些革命歌曲，借以来壮大声势和渲染气氛。
遮阳棚里坐着的人或是支书杨吉泰，或是大队长杨清奇。贫农代表柳兴财这些年已经不再如以前那么响亮，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柳兴财的老寒腿也越来越严重，动不动就疼得厉害，每天都吃一种叫麻黄素的小药片来止疼提神。他不经常坐在这个被称为指挥部的凉棚里，而是到各生产队的烧水点上泡着喝茶。因为参加会战的社员人数众多，而且天气炎热难熬，各生产队都安排社员拉来了大锅，就地势挖出一个放锅的圆炉子，好在山间地头不缺荆棘树枝，每天烧几担水解决社员们的饮水问题。
柳兴财这些年凭着贫农代表的身份，虽逐渐不再怎么参加杨柳大队的决策，但享受着大队干部的待遇。每到一个生产队，只要有火有炉子，他就以喝茶为主。大队供销社里这些年卖着一种云南出的下关砖茶，他买回去以后，用剪刀别开，拿报纸包些，随身装着。到了有茶叶的地方，他就喝别人的，如果没有茶叶，他便拿出自己的。他的茶瘾很大，每天都要在自己的烧茶炉子里用砂罐熬着喝，逐渐地被烟熏火燎和浓黑的茶汁侵蚀，牙齿黑黄，脸上的皮肤变得黝黑似漆染了一般。如果没有条件熬着喝，他就用一个罐头瓶子泡着喝。茶叶放得很多，泡开之后足足占了瓶内三分之一多的体积。这个罐头瓶子是他向张部长要的，听说玻璃瓶子在开水锅里煮了以后就不会炸了，他就在锅里煮了好长时间。到现在他一直很珍惜这个瓶子，因为这样的瓶子并不多见，社员都是用旧缸子或碗来喝水。柳兴财因为辈分高，不管走到哪里和别人打招呼都是“孙娃子”或“大侄子”。也有低他三四辈的人戏耍着喊他“孙子”，他也不恼，任由他们叫骂着戏耍。他知道依自己的身体和年龄，就这种轻松的事情也干不了多久。虽说成分还抓得很紧，但明显感到不如以前了，他从对地主富农的批判程度上就能看得出来。
杨清奇坐在工地上的指挥棚里，里面安放着三张桌子和两条长条靠背椅子。桌子上放着扩音器，这些道具他都会摆弄了。这三四年来，简单的使用他经常独自完成。需要讲话或发布什么命令，他都能做到从容自如。桌子的一端放着大队部里的两个竹套子的暖水瓶和几个玻璃杯子，这些都是他去年为大队添置的。因为公社来的张部长在大队开会没法喝水，讲话时间长了，口干舌燥的免不了喝水，他便在大队出纳那里拿了钱，到公社供销社买来了。这些东西如今哪里有会场就拿到哪里，成了主席台上必不可少的摆设。
杨清奇今天不讲话，他在大多数时候不喜欢对着麦克风讲话。他平时讲话流利，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但一站在麦克风前，讲话的习惯就变了，常常重复着刚才说过的那后半句，而且每隔一两句就重复一次。自己感觉这样才能引起听众的注意，觉得有强调了的味道，但有一次放录音，他感到难听极了，暗自感到脸红，以后就很少对着麦克风讲话。凡讲话他都试着改变这个毛病，但效果并不明显。有稿子的时候跟学生背课文差不多，没稿子由于拿腔拿调，倒显得不伦不类。
在他的感觉里，还是柳安仁讲话有气势，效果好。柳安仁声音洪亮，不瞻前顾后，讲话如从口袋里倒核桃，一泄而出。不管错与对，由着性子讲。虽满嘴纯粹的方言，但从来不拿腔拿调也不会不伦不类。他讲话的时候，如同眼前没有麦克风一样，这样讲话就像人与人之间在闲谈。即使骂人也是满嘴粗狂的方言土语，这是他不同于别人之处。
柳安仁家那件祸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他也慢慢地从中解脱出来。他是个直性子，过去的事马上就忘了，或是不愿回忆。他的大大咧咧硬翅八棱的习性早已恢复，这些年已经完全和普通社员一样，每天早上就起来参加劳动，晚上踏着月光和社员一起往回走。在劳动的间隙或来回的路上嘴里都叼着一支自制的旱烟棒子，除了烟瘾比原来大了之外，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而他的老婆比原来更泼辣，更爱骂人，有什么不顺心事的时候尤其如此，其余时间她更多的是沉默。如果心情不好，她可以随时给别人脸色看，不管你是大队干部还是普通社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她能和平相处的女人就越来越少了。她接触最多的女人是马香草，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同病相怜吧，两个人都有一个不太聪明的儿子，不同的是姚淑娥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柳丽萍，已经十四岁了，小学即将毕业。二女儿柳丽蓉，八岁了，去年刚上小学，个子很矮，看起来小巧玲珑蛮可爱的。
姚淑娥能和马香草合得来的原因还有一个，马香草的女儿刘玉娥已经二十多岁了，出落得亭亭玉立，端庄秀气，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脸庞圆润如一轮满月，粗粗的一根长辫子垂到半腰间。虽日子艰难生活贫苦，但她依旧有着胖乎乎的腰身和两条健壮的美腿，衣服上虽然布满补丁但依旧掩饰不住外露的青春气息。自己手工做的布鞋精巧合脚，得到了许多女人的赞赏。
姚淑娥一看到刘玉娥就想到自己的儿子柳鸣凤。儿子老实巴交，平时只会干活，也不多说话，人很勤快，性格也好，见人总是笑一笑，遇到熟人也会打声招呼，但不怎么会攀谈，几句简单的问候以后就不会说什么了，别人说话他只会嘿嘿地笑着。干活踏实不做假，这些年给生产队喂过牲口，也赶过羊。喂牲口的时候把牲口喂饱后，拉出去拴在凉棚下，用耙子把粘牲口身上的粪土耙掉，再用笤帚把身上的浮毛和细土扫掉，干得很仔细。虽说只有二十出头，但庄稼活没有一样不熟练的，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好评。
姚淑娥觉得刘玉娥是个好女子，人长得周正不用说，知根知底，劳动也好，女子的针线活儿也没得说。但唯一的缺点就是成分不好，而她看上的，正是这不好的成分。
姚淑娥知道，以自己的孩子，是配不上刘玉娥的。她的成分不好是她最大的瑕疵，有了这样的瑕疵，在心里一掂量，两人也就半斤八两差不多了。她觉得刘玉娥给儿子柳鸣凤做媳妇，这不是蛮好吗？成分不好咱不管它，到了成分好的人家，成分也就跟着好了。她的心里时不时就会冒出这些想法。
姚淑娥的想法毕竟是姚淑娥的想法，刘德禄却根本就没有往这里想。姚淑娥对刘玉娥的热情劲刘德禄也会看到，他也不会多想，尤其是孩子的婚姻这类大事，他根本不会和柳安仁家联想到一起，他心中有自己的打算。
刘玉娥这些年也没有少招惹青年男人的眼光。她出落得端庄漂亮，从两年前至今，已经有好多人家上门提亲，但刘德禄很谨慎小心。他总是先让对方详细介绍自己的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就对人家说自己家里要商量，之后他便以女人娃娃不同意而回绝了。因为这些来提亲的小伙子，不是和自家一样成分不好，就是长相和智力或多或少有些缺陷，这些都是他不能接受的。
这两年，还有人来提到换亲，让对方的女儿给他的儿子刘宗藩做媳妇，自己的女儿刘玉娥给对方家的儿子做媳妇。这样的好处是双方都不用出彩礼，用当地农村的一句话说叫“一勺倒一碗”。换亲的都是家庭很困难，或是儿子有毛病，用女儿作为筹码，来给儿子换个媳妇。换亲也会带来很多麻烦，在以后的生活中，一家夫妻吵架，女人一回到娘家，也会影响到另一对夫妻平静的生活。往往在大人的唆使下，另一个女人也会回到娘家，给自己的小姑子无形施压，让她回到婆家。
刘德禄根本就不考虑换亲。虽说自己的儿子不太聪明，年龄也已经二十四岁了，这两三年他也没有少操心。说了很多女子，对方提出的所有条件，尽管他都一一答应着，但还是没有说成。他相信命运，就如农村人说的婚姻没到，儿子总会有媳妇的。
刘德禄家的情况这几年也逐步好转，老娘在“文革”开始那年已经过世。他叫来了族里的几个人，买了一口薄棺材草草下葬。回想起母亲这一生，前半生还算可以，有吃有穿，除做饭洗衣服以外，不用出门劳动。后半生却把苦吃尽了，少吃无穿的。刘德禄只是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哭过几次，他相信这就是命运。如今家里四个人都是全劳力，每年挣的工分在全队人均也是最高的。在给儿子说媳妇这件事上他表现得很大方，有自称知情者猜测刘家有暗财。在刘德禄死后，刘宗藩错把黄金当铜卖的事实，证实了人们的猜测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