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的这天，杨清奇的媳妇生下了一个男孩，初为人父的杨清奇兴奋异常。在别人家断粮断炊的困难时期，杨清奇家里每顿都有面糊糊喝。杨清奇在这时候尤其觉得这个儿子的珍贵，整整一个月里，他都在为儿子思索着起一个好的名字，终于在即将满月的时候，他为儿子起了一个他认为再好不过的名字——杨金玉。
和前一年夏天得到第二个儿子的柳安仁一样，杨清奇家里的表面现象也很拮据。用报纸上的说法，因为苏修主义的迫害，加之自然灾害，国家更加困难，犹如雪上加霜。杨清奇此时的现状更不如前一年，孩子满月的事虽然无声无息，但谁也没有想到，就这件事，杨清奇家成了几十年之内人们长谈不衰的话题。
儿子满月这天，岳父从南山里徒步走了六十里路，来给外孙子过满月，这也是岳父第二次来杨家。王老头从鸡叫动身，背着一个破旧的绒线口袋，里面装着夏天从山沟里枯树上采来晒干的野生黑木耳、蘑菇和自产的黄花菜。黑木耳是老头放羊时的收获，一家人再饿也没有舍得吃，一直攒到现在。还有夏季采来晒干的野生蘑菇，以及房前屋后栽种的收获后蒸熟再晒干的黄花菜。对这些东西，杨清奇一家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些东西在好的年份都是过年时才能见到的好东西，更何况如今是饥荒的年馑。
杨昌泰早就庆幸儿子娶回来了一个即尊重老人又勤快能干的好媳妇。这次生下的又是他们一家期盼的男孩子，他早就满心欢喜，连饥饿也觉得不再是那么折磨人了。这次亲家的到来，更使他高兴万分。在亲家中午到来的时候，刚刚坐在热炕上，他便吩咐老伴将今年秋季分得的十斤荞麦在石磨子上磨成面，今天晌午吃一顿荞面。
杨清奇看到半蹲半坐在烧得很热的土炕上的老爹对母亲安顿下午饭，便没有再说什么。他本来想让母亲做一顿手擀的长面，这样的手工面用汤来浇着吃。汤面吃起来节省面，也是传统的待客首选饭，再说农村里的习俗在孩子过满月、人们过生日这天都吃面，而且有一个很吉祥的名字——长寿面。但是听到老爹已经安排了，两亲家半蹲半坐雄踞炕头，站在地上的杨清奇也不好再说什么。
晚饭吃得很迟，杨清奇和母亲用刘家的石磨将荞麦磨成面。在这个过程中，杨清奇用一根槐木杆在一圈一圈地推着石磨的上半部分旋转。在过去有牲口的人家，这都是牲口干的活。当然在穷人家里，这一直是由人抱着木杆推磨。这是一项与人的耐心和体力较量的活儿，青年人大都很厌烦，但杨清奇相反。在推着石磨转圈的时候，他的大脑在肆意地驰骋，也不是有意地需要思考什么。
面磨好后，杨清奇到杨清贤家去借压的床子。堂嫂子胡巧香在做午饭，也是稀稀的杂粮粥。听到杨清奇借床子，胡巧香眼睛睁得大大的，表情夸张，声音很高的说：“哎呦，顿顿喝稀的，整天只跑了茅房，你倒好，还压着吃，得是过年哩吗？家里来什么贵客了？”杨清奇连忙说：“不要嚷嚷了，是我老姨（岳）父来了。孩子满月哩，他一直没有来过。喝了一年稀的，秋季分的荞麦没有舍得吃，今天吃一顿，权当提前过年哩。”边说边跟着去放柴火的小房里找出几年没有用过的床子，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又黑又脏，出面口都锈了。胡巧香拿来一个笤帚，杨清奇接过去扫了扫，扛在肩上走了。
傍晚时分，便有好几家人知道了杨清奇家下午吃的荞面。妇女们好像是在传说谁家发了大财一样既兴奋又羡慕，津津乐道地互相传播着这个天大的新闻。然而第二天早晨，一个更大的新闻传播得更为迅速，也更让人诧异，杨清奇一家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杨清奇的老丈人吃面吃死了。
消息最早是从大队刚成立的卫生所里传出来的。说是卫生所，其实只有一个从外面买回来的旧中药柜、几十包摞在药柜顶上和摆在旁边简易木架子上的一些中药。把这一切和顾客隔开的是一段土台子，还有和土台子连在一起的一张粗糙的桌子。坐诊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叫杨士清，是杨清奇的远房叔父。杨士清年少时期即由父亲倾全家之力，送他到县上一家中药堂里当学徒，这家中药铺是杨士清的一个远房姥爷开的。先从打杂开始，后来切药，铡药，炮制各种中药，逐渐开始抓药。正当在姥爷口授下开始写处方的时候，他的梦想破灭了，姥爷的药铺充公了。他又回到了杨柳村，一家人二十多年的希望在瞬间破灭。经过十年的劳动，他从细皮嫩肉的药铺伙计变成了一个粗壮的农民。大队的药店成立后，他开始早晚两晌在这里上班，凭以前学到的知识为乡亲们诊断取药，居然还治好了不少病人，逐步取得了杨柳人的信任。
天刚黑下来，杨士清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翻看那本已经破旧不堪的《千家妙方》，杨清奇急急忙忙闯了进来，只说岳父肚子疼得要命，疼得不能动弹了。杨士清锁上门，急忙跟着杨清奇来到家中。老头已经在土炕上蜷作一团，杨昌泰和老伴手脚无措，儿媳妇王菊香两眼垂泪，不知道如何是好。在来的路上，杨士清已经问了原因，面对病人，他也毫无办法。沉思了片刻，杨士清说：“把头伸到炕外边来，能让他吐出来更好。”但疼痛使王老头昏迷。在杨清奇跟他到药房拿药的路上，杨士清说：“这药我真的不会开，按说就要吃止血的，这是因为人的胃长时间吃不饱已经萎缩，你今天让老头饱食一顿，导致胃扩张引起出血。但是止血药喝下去又会增加胃的负担，这药我真的不会开。”杨士清又说：“最好送他去县医院，让西医大夫看看。这类病我没有见过，只听说过，中医很难治愈。”
当杨清奇提着再三央求开来的中药回到家里，之后在村子里打听着借熬药的砂锅时，岳父已经咽气死去。媳妇号啕大哭，杨昌泰和老伴悔恨不已。杨清奇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将两页木板用借来的条凳支起来，当做床先将岳父停放在上面。
杨清奇一夜末睡。将岳父停放在木板上之后，他先到大队去向支书杨得贵和大队长杨吉泰、贫农代表柳兴财几个人汇报这件事。夜已很深，几个人都已睡下。杨得贵说：“你看着办吧，如果有啥情况，有我们几个，你不要害怕。”去找老代表柳兴财，柳兴财说：“在饿死人的年馑里，你家里居然吃得撑死了人，这件事影响肯定不好，你不要大意。”杨清奇没有再去找杨吉泰，便回家安顿一下，连夜赶到南山岳父家，去报告这件事。
岳母和小舅子听后号啕大哭，杨清奇手脚无措，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慰岳母。为了顾全影响，杨清奇便向岳母和小舅子提议对外就说是得急病死亡，在悄悄找阴阳先生勘定穴位和择下入土日子后，杨清奇让小舅子请几个近门邻家，商量着打墓的事，自己便赶回了家里，考虑怎样搬运岳父的尸体。
在杨清奇走后，父亲杨昌泰已经请来了村上的两个木匠，赶制一口棺材，用的木板是杨昌泰为自己准备的杨木薄板。不到两天工夫，一口做工粗糙的棺材完成了。杨清奇和妻子王菊香在杨昌泰老两口的帮助下将王老头入殓。衣服是杨清奇许诺高价欠同队的一个老头的，同时杨清奇还送给老头半升玉米面，才使得这桩买卖成交。
在这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杨清奇借来队里的那辆架子车。这天晚上，他和父亲拉着这副装着岳父尸体的棺材上路了，将在明天黎明时分赶到岳父家的村子下葬。妻子王菊香号啕不止，一定要送父亲回去并参加下葬。杨清奇哭着劝说妻子，老人已经殁了，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以儿子为重。在杨清奇的苦苦劝说下，王菊香终于哭着回家照看儿子去了。
杨清奇和父亲走了一夜，在黎明时分赶到了南山里的西王庄，小舅子和家族里的那些叔侄兄弟都在村口等着。在太阳跃上一竿子高的时候，王老头已占据了南山坡跟下一块地势平坦麦地里的一块地盘。一座新坟在冬日的清早格外醒目地突显在那里。杨清奇在昨天傍晚路过一个商店时用身上仅有的二毛钱买了一盒纸烟，给在场的每个人敬上一支，剩下的连盒子递给了小舅子。在这个充满饥饿的时节，王老头的死在西王庄引起的反响远不及在杨柳村引起的反响大。杨昌泰对亲家母又一次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一再歉意自己好心却办成了坏事。亲家母的悲痛也逐步得到了缓解，在喝了一顿稀得能照影子的稀粥之后，杨清奇父子俩拉着架子车往回走。半夜时分，他们回到了杨柳村。
杨清奇内心的不安逐渐平复之时，大队支书杨得贵找他谈话。说王老头的死传得满村子的人议论纷纷，犹如杨柳大队刮过一场大旋风。许多人都找到大队部来了，控告杨清奇利用工作之便给自己家多记了工分，多分了粮食。还安排杨昌泰进饲养站喂牲口，把牲口喂瘦了，把精饲料喂了他们一家人了。老支书说，面对这些议论，他只能告诉社员，既没有人见到杨昌泰偷饲料，大队决算也没有发现杨清奇多记了工分，没有证据的事就不要瞎说了。“我把社员都搪塞过去之后，大队班子里面也有人说这些话，并且说是群众说的。还说如果不撤销杨清奇的会计职务，不换掉杨昌泰的饲养员，他们就到公社去，找公社书记说这件事。”杨得贵最后说：“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大家都一致认为，工分你就暂时不要记了，过一两年再说。你爹也就不要再去喂牲口了，咱就权当避人口舌哩。”杨清奇很气愤。但他知道在闹饥荒的时候，这件事情出在谁的家里，舆论都会把他推到风口浪尖的。他想了想，心中的怒火也就渐渐小了。“生产队的账目我啥时候移交？”他想试探一下只是不让他记工分了，还是连会计的职务也给撤了。
“账目我们商量过了，你先移交给副队长柳兴贵，这两天就移交，生产队的账也没有啥，三两下的事儿。”
走出大队部，杨清奇心中依旧愤愤难平。大队的干部和他一个生产队的只有柳安仁和杨吉泰。杨吉泰不可能在背后去说他，剩余的都是其他队里的，没有利益冲突，肯定是柳安仁说的。杨、柳、刘三姓虽然各是一个宗族，但在入社的时候根据居住地点分成了五个互助组，后来改成了生产队。这些年农村多以生产队独立核算，不相干的人谁操心你那么多事呢？
回到家里，看到一家人和和气气，尤其看到妻子和儿子，杨清奇心中的烦恼一挥而去。暗自说道，我并不比你柳安仁差，首先老婆比你家的贤惠。你虽然有两个儿子，我只有一个，我老婆还不能再生一个吗？而且你这辈子想要日子过得赶上我，你做梦去吧！即使你一个人记上十个人的工分也不行。别看你在众人面前是个大队干部，那事我干不干都行。杨清奇想到这一切，心中一阵释然。唯一的遗憾是入党申请已经交上去了，还没有讨论通过呢，他想这事弄得肯定又黄了，又是一件丢人事。
几天以后，他听到别人议论说，会计由柳安和担任。当他见到队长柳长兴，几句闲话之后，就主动问起这件事。柳长兴说是的。他听后一惊，问道：“柳安和不是还在念书吗？怎么能做会计？”柳长兴说：“谁知道呢？前天晚上开会，大队长已经宣布了。”他想起那个个子不高，剃着光头的初中生。以前他也没有怎么特别留意过他，只知道他是杨柳一队唯一的一个初中生。
春节如期来临，在杨清奇的记忆中，这是最平淡最没有年味的一个春节。村子里几乎听不到鞭炮声，许多人家仍然以稀粥作为过年饭。人们热切地期盼着春天的到来，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到充饥的东西。虽然会计工作丢了，但是一见到妻子怀里抱着的儿子，一想到自己的那份财宝，杨清奇顿时释然了许多。年前生产队的男劳力去饲养站起圈里的粪土，见到柳安和，这个圆头圆脸的青年主动向他打着招呼，并在旁边说：“清奇哥，队里的事本来你干得好好的，但大队让我干，我也没有办法，想推也推不掉。你看，这事弄得我见了你怪不好意思，你要多多担待兄弟哩。”杨清奇没有想到柳安和会主动跟他提起这件事，而且一脸的歉意。“没事，大队任命了你，你就好好干吧。谁干都一样，我也不是稀罕那个差事，虽说有的时候少出点力气，但也不少得罪人呀。”杨清奇说得很平和，也很真诚。在随后的劳动中，柳安和干活也挺卖力。杨清奇了解到，杨安和是因贫困半途而废的，如果不是贫穷饥饿，柳安和是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学业。
在这个饥荒的年代，和村里饿死人的那几户相比，杨清奇家的事也就不算事了。虽然会计被免了，但他还是杨柳一队的骨干社员。老爹杨昌泰饲养员也被别人代替了，但工分照样可以挣，而且还相对自由些。岳父虽然死在自己家里，但妻子也很理解杨清奇一家人的初衷，并没有影响到夫妻感情，这一切对杨清奇来说都是欣慰的。
杨柳大队社员的住宅大都是沿着塬边，将洼地斩齐之后挖的窑洞，这些以窑洞为主的院落大部分都有几十年的历史，新修的不是很多。在窑上面都是一个平坦的场面，用来晾晒自留地里收割下来的庄稼，也防止雨水渗下影响窑洞的使用质量和寿命。场后是大片的耕地，这些耕地是杨柳大队耕地的精华所在。在距离杨清奇家不远的一户人家窑上面，有一个新修的院子，里面有三间瓦房，虽然是土筑的围墙，但这样一处院子，在杨柳村也是很显眼的，这便是杨清贤的家。
杨清贤在解放前上了县办的初级小学，解放后在入社干部的鼓励下积极参与土改。后来这名干部成了供销社主任，便把杨清贤也提拔为供销社的售货员，这是杨柳大队第一个吃上共产党官饭的人。
杨清贤自己在外工作，家里女人劳动，这是很让杨柳大队其他人羡慕的家庭。但是在别人看来很美满的这个家庭里，也有不如意的事，这件事用杨清贤后来的一句话说：“差点没有把我气疯哩。”杨清贤就一个儿子叫杨文远，三岁了，刚能在地上独立玩耍了，去年冬天得上了一种怪病，先是全身发热，老婆胡巧香以为是感冒了，也就没有在意。后来四肢疼痛，连路都不能走了，胡巧香这才害怕了，背到供销社去找杨清贤。杨清贤带到了医院，虽然后来高烧退了，身上也不疼了，但却留下了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而且脸上也有点扭曲变形，失去了原来的清秀，说话含含糊糊，没有了原来的清晰。医生对杨清贤说，孩子得的这种病叫小儿麻痹症。杨清贤问医生这病能治好吗？医生对他说，现在的医术很难彻底治愈，都会留下后遗症。杨清贤顿时感到天塌下来了一般。
春节悄无声息。这天，杨清奇想到杨清贤家里去转一圈，毕竟两家是一个家族的。杨清贤是他的堂哥，住得也不是很远，更关键的是杨清贤和自己一样也遇上了不顺心的事。到了杨清贤家里，他正坐在炕上，怀里抱着儿子文远。房里的摆设看起来比别人家富裕多了，除了一张三抽桌子，旁边还有两把椅子，桌子正上方的墙上是一张毛主席的画像，这在杨柳村其他人家是没有的。唯有的一处是大队部会议室，墙上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画像。杨清贤家的桌子上还摆放着几个小铁桶，从上面的字样和图案，杨清奇看出是些午餐肉和麦乳精之类。这类东西杨清奇只有在供销社的货架上看到过，没有吃过。从外部的颜色判断，杨清贤家的这些罐子都是陈旧的，估计也是空的，但这也足以让别人羡慕：这不是一般人家拥有的东西。更实惠的是杨清贤炕上的东西：被子是包皮布做的，上面还印着黑字，看起来虽然不是很白，也不是一整块，是由数片缝起来的，但这是很实在的东西。别人家的炕上都是一张光席片，家境好一点的也不过就多一张羊毛纱毡，而杨清贤家在沙毡上面还铺着用包皮布做的褥子，上面还铺有包皮布做成的床单。这一切虽然颜色几乎一样，而且床单边由于没有垂到炕沿下，在主人上下炕时无意的揉搓后卷起来了，露出下面的东西，但这一切足以显示出杨清贤家里的富裕。更让杨清奇心中感叹的是炕上除了父子俩盖在腿上的被子外，后面还有两个被子。平日里杨清贤不在家，杨清奇没有来串过门，今天面对的这一切，杨清奇很震惊。打过招呼之后，他的第一句话不是问杨清贤过年好，也没有问孩子身体，更没有问及杨清贤什么时候收假，而是从炕上说起。
“老哥，你炕上铺这么厚，糟蹋了床单和褥子不说，还要浪费烧炕的柴火哩。”杨清奇发自内心地说。
“这也是我回来这几天铺上的，他们娘儿两个原来也是溜光席。”杨清贤一边招呼杨清奇坐下，一边溜下炕来，从抽屉里摸出一盒纸烟，给杨清奇递过去一支，剩下的依旧放回抽屉里。
“你们放了几天假？”杨清奇拿起桌子上的火柴点上烟问。
“从腊月二十九到正月初三。上面说要过革命化的春节，还安排了学习会议，明天早上正式收假，今天下午就要走了。”
“你们的政策也很紧？我还以为比咱们社员强哩，原来也很忙。”杨清奇没有想到国家职工也和农民一样要开会学习。
“忙得很，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开会学习，政策到哪里都一样。”杨清贤一边说话，一边招呼着杨清奇坐下。杨清奇没有坐椅子，而是坐在了炕沿上。
“闲着哩，过来看看你。今年你和我一样，运气都不好。”
“运气不好也没有办法，老天爷咋安排咱就咋活，比起那些饿死人的家庭，咱这算啥事哩。”杨清贤说得很淡然，接着反问杨清奇：“你说是不是？”
“就是的嘛。你看年前咱队里饲养站院墙外面的阳坡处，拄着棍子的人多得很哩。为啥拄棍子哩？那是饿得支撑不住了。我见了好些村子里，都是这样。而且饿死人的地方也不少呢，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饿死的人。和这些人家比起来，咱们还算是运气好的哩。”杨清奇也超然平淡起来。他原来是来安慰别人的，没有想到现在却变成了被安慰的对象，心里郁结的那团怨气一下子全散了。
天气逐渐暖和起来，生产队里的劳动依旧在进行着，但是今年比往年的农活少了许多。除了起饲养站的粪土，把各家各户收到的粪土拉到大场里，也没有其他的活计。其实不是没有活儿，像往年的搜肥，整理秋田这类活，今年都没有干。原因是人们饥肠辘辘，每天上工的时间到了，但来上工的社员却很少。许多人家只有一个人上工，家里其他人都在想着法子搞吃的。柳安仁今年分包的是杨柳一队，每天一晌或半晌都是在杨柳一队的社员当中。看到来上工的社员越来越少，就逐户上门去叫。站在人家崖头上大声喊：“杨永泰，上地的时候到了，你还钻在屋里吃儿媳妇的奶吗？”这样的嬉笑和怒骂，也不会引起别人的重视，依旧没有多少人上地干活，只有刘德禄家例外。刘德禄一次早饭吃得迟了，别人都在饲养站上面的大场里聚集起来，或三三两两坐着说话，或掏出烟锅抽旱烟，柳安仁扫视了一番，站在窑上的崖边大声喊道：“刘德禄，你家里有嫖客来了吗？你在家里不出来？你这个狗特务，是在赶嫖客还是在给台湾的国民党发电报呢？……”一番臭骂引得聚集在大场里的社员哈哈大笑。刘家的几户人都默不作声，只有二十出头的刘占魁在一旁笑着说：“政治形势一片大好，大家觉悟都很高，想找个嫖客都难得很。像古人说的‘温饱思淫欲’，如今这青黄不接的季节，谁还有力气干这事？”说完这几句，看到柳安仁并没有发火，便又接着说：“他如果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发电报，早跑到台湾去了，只怕蒋介石看不上他哩！”
“我记得你和他好像是堂兄弟，听你这话说得好像刘德禄和你是一个裤筒里抖出来的？”柳安仁半恼半笑地骂刘占魁。
“人家是地主我是中农，我还高攀不起哩。像他那样整天不得安稳，被你们揉搓着，是我还招架不住。”刘占魁一脸嬉笑。柳安仁没有再说什么，向前边几家走去。自这次被叫骂以后，刘德禄每次上工都更积极，他的老婆马香草也准时出工。每次出工，他的儿子刘宗藩都领着妹妹刘玉娥在门口。小玉娥见妈妈要走，每次都哭喊着。刘宗藩已经十岁了，上到小学二年级，又停下来。每年开学后，刘宗藩都由刘德禄领着去报名。刘宗藩长相呆憨，反应迟钝，脑袋偏大，经常成为同学们取笑的对象。许多孩子经常顽皮地一边拍着刘宗藩的光头，一边说：“头大了有宝呢。”“我拍一下看看西瓜熟了没有。”他长了一个大脑袋，成了同学们的玩物了。他没有能力反抗同学们的取笑，有的同学更因为他的懦弱，进而喊他：“狗崽子，地主羔子”。这群孩子里，小他两岁的杨人和更是有恃无恐，成了这类孩子的领袖人物。杨人和与刘宗藩许多方面正好相反：杨人和的父亲杨吉泰是杨柳大队的大队长，杨人和根正苗红，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后代。杨人和长相清秀，浓眉大眼，反应敏捷，聪明伶俐，点子很多，取笑刘宗藩就是杨人和带的头。
刘宗藩在一二年级都留了级，但成绩依旧很差。终于他不愿意去念书了，逃避了纪律森严的课堂，可以不用再写那些怎么也写不出来的汉字，也可以逃避孩子们的戏弄。他心甘情愿地待在家里领妹妹，哄着妹妹玩。刘德禄平时寡言少语，但儿子在学校的一切，他都知道。他明白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再加之儿子的自身条件，想反抗是很困难的，无疑是以卵击石，他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只要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他就心满意足了，还讲求什么读书识字出人头地呢？
刘德禄的要求为什么微不足道呢？他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也希望子成龙女成凤，但是一顶“地主”的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且这“帽子”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戴了“帽子”，家里人也感到了这顶“帽子”下的阴凉。这些年来，他积极劳动，见谁都要点头哈腰打招呼，就连五六岁的小孩子，他见面也尽力表现出一种亲和，一种宽厚和仁慈，以求换得别人对他的手下留情。即便如此，在杨柳大队的每次运动中，他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青睐。慢慢地，他也习惯了这种与众不同的待遇。有人说刘德禄成了油条，但在刘德禄表面的平静下，内心深处却翻江倒海地思索着。他从尖山回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窑壁下埋着的那些东西。当他看到自己的那些东西荡然无存时，只是呆呆地站了半夜。那时妻子就在身后的炕上睡着，看着朦胧的灯光下妻子娇美的脸庞，他的心情逐渐恢复了平静。在这样的形势下，自己要是声张出去，不但得不到别人的同情，追不回自己的东西，还会招来更加恶毒、更加致命的批斗和攻击。看到妻子、儿子和女儿，他想起了自己舍命救过的那位团长的一句话：“只要把命保住，咱就是最大的赢家。”
刘德禄自幼家境殷实富裕，他家是方圆几十里最富有的家庭，塬地就有三百多亩。他少年时期便聪明过人，头脑灵活且学习刻苦用功。在过年前，村里的人都来找刘德禄写春联，刘德禄虽然刚上了三年学，却将《幼学琼林》背得滚瓜烂熟。他为乡亲们写对联很少去翻书，总是稍加思索便信笔写来，如“门迎旭日千丈红，家有松柏万年青。”他还为自己家大门上写过一副“良田百顷骡马成群五谷丰登百福至，上晓天文下通地理读书万卷九州行”。这一切对一个少年来说已是非常了得，更何况刘德禄大都是一气呵成，很少动笔修改。这一年正月里当春官的这件事，成了人们佐证刘德禄少年聪颖的最好证据。
社火队伍走在县城的街道上，来到刚刚成立半年的县立一中，刘德禄从私塾转到这里学习刚一个月。学校留下来看门的王先生出来放鞭炮迎接，刘德禄随口高喊“抬头看见王先生”，打鼓敲锣的“咚咚咚、咚咚咚”的节奏刚过，刘德禄又喊：“他的文脉比海深……诗经倒背风雅颂，四书五经记心中……”
这次在县城里耍完社火，使少年刘德禄的名声大振。他的父亲看到儿子聪明好学，决定供他读书，想让儿子出人头地。后来刘德禄上完了县立中学，由校长推荐，考入黄埔的一个分校。后来刘家塄坎人便逐渐淡忘了他，只是许多家长教育孩子时便会提到刘德禄。当他再次出现在刘家塄坎的时候，他领着一个宁夏的女人回来了。从那时候起，他的人生开始进入低谷。
许多个夜晚，刘德禄都在思索着自己的前半生。从少年开始，他就爱读书，好读书。在县立中学毕业时，他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读书。父亲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虽家有万贯，但父亲是个仅仅到过县城的农民，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父子都不知道。只知道多读书就可以做官，就可以出人头地，就连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粒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在军校的时候，他不但好好学习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还努力背诵古典诗词，借阅学校图书馆里的二十四史之类。在他的心目中，当兵也不完全是为了打仗。当团长代表师长来学校接他们这届毕业生时，他才知道自己入错了门。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跳出军队这个圈子的时候，日渐吃紧的战事已使他东倒西歪身不由己。在一次战斗结束时，他领着所剩无几的几个伤员和受伤的团长偷偷地跑了。受伤的团长一路上大多数时间都是他背着的。在宁夏南部一个偏僻的山村，他陪团长养好了伤。临分别时，团长说：“在这样的乱世里，我们也不知道跟着谁是对的，还是回家种地好。连诸葛亮都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更何况我们这些小人物呢。”作为一路上照顾的酬谢，也作为上下级朋友一场，团长拿出三根沉甸甸的金条，送给了刘德禄，并且语重心长地说：“回家去吧，悄悄地活着，不要抛头露面，也不要再想着出人头地。只要能活着，老婆孩子一切都还是自己的。没有了这口气，老婆被人家领走了，孩子也都跟着别人姓了。”
和团长在大道上分手后，刘德禄走了一天。这天夜里，他住在一家小店里，掂量了一番自己这些年来冒着枪林弹雨落下的家当，还不错的。在宁夏中卫驻防时，有一百块银元寄存在一个老头的家里。再加上随身带的，还有黄团长送的金条，也算没有亏待自己。想起死去的那些弟兄们，他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他开始思索着自己以后的路该怎样走。胡宗南已南下远去了，再去当兵也不可能了。对，回家种地。还是团长说得对，等到世事太平了再说。
半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这样回去吗？回家娶妻生子？刘德禄思前想后，他突然想到和团长住过的那个小山村，只有几户人家，而他们曾经居住过的那家，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端庄美丽，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梁，举止都是那么讨人喜欢。他想起回族的孩子谈婚论嫁都早，也许她可以做自己的妻子。更何况在这一个多月的生活中，彼此都相处得不错。他后悔当初没有让团长替他说媒提亲，如果现在团长在，这事就好办了。一时间，刘德禄兴奋得睡不着觉。后来他想到，回族的姑娘不嫁给汉族的小伙子，这事有希望吗？思前想后，他想起老家人常说的一句话：不借面了总不会把升子挡去吧。他决定第二天去试一试。
第二天一早，刘德禄原路返回。晌午时分他已经回到了这户人家，一家人依旧很热情的招待了他。吃过晚饭，他考虑再三，只能硬着头皮说明了来意，并承诺用一根金条和五十个银元作为彩礼。在农民的眼里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一般人家，能娶五六个媳妇了。老头子当时就很乐意地答应了，说让姑娘和母亲琢磨一下。刘德禄告诉了自己家里的详细地址，老头说，姑娘出嫁时他要送过去。
第二天早上，老头告诉刘德禄，母女俩同意了这门亲事。刘德禄住了一天，去中卫拿回了自己寄存的银元，就和老头带着姑娘回到了刘家塄坎。面对刘德禄的家庭状况，老头儿很满意。一个贫穷的山村农家，能攀上这样的好亲戚，老头有啥挑剔的呢？远是远些，但步行也就是六七天的路程，三百多里，也不算太远。
老头住了半个月刚走，刘德禄就在父亲不同意的情况下开始卖地。他对人们说是岳父要彩礼呢，已经等不及了。自己这些年也没有挣到钱，做生意赔本了，他根本就不提及自己当军官的事。别人问起他这些年在干什么，他都说在做小生意。最后一次贩羊的时候被土匪给抢了，赔了个精光，这才带着女人回家了。
岳父在家的那些日子里，他都偷偷地说服着老爹，给他讲了很多国内形势。老爹虽然听了一头雾水，最终还是明白了。但要卖掉这几辈人创下的家业，他说什么都不会同意。这样在刘家塄坎，在整个县城，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岳父走后，刘德禄苦苦相求，最后亮出了自己带回来的东西。刘德禄说：“我不是一个败家子，我带回来的这些黄金和银元，能买很多地，但现在不能买，也不敢做生意，因为那样我们就会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这些年我在外面，难道还看不清眼前的形势吗？过了这阵子，我们再把钱拿出来照样可以买地呀……”
经过多少个夜晚劝说，刘德禄的老爹终于默许了，刘德禄开始大量卖地。
两年以后，刘家塄坎所在的灵川县解放了，刘德禄和老爹都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刘德禄的军官身份虽然没有被证实，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实自己做生意。他自始至终都只承认自己上过军校，但没有打过仗。对上军校一事，他在被逼急时也辩解过：“黄埔军校是国共合办的，我上了有什么错？”并且还列举了一大串共产党高级将领的名单，别人也只能不了了之。和他们打过仗的共产党军队听说早进了新疆，也有人说南下海南岛了。即使在，也许没有人会知道他这个当年的副营长。和他一块共事的黄团长如果不说，也许别人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底细。在部队的时候，除了档案上的籍贯是真的，对别人都一律说自己是陕西的，因为他的家乡和陕西只隔一条沟。他相信只要自己不说，他们很难查实他当过军官的事实。更何况在部队时，自己不声不响，也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尽管如此，他还是挺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