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杨龙章正坐在办公室里，突然间感到一阵眩晕。心想是不是自己的高血压病发作了？但又感觉不对。就在他刚站起来的时候，摞在屋角桌子上的一摞报纸哗哗地掉了下来，接着他感到自己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推着摇来摇去，这时候他听到楼道里有人大声说话。
就在他脑中刚冒出地震这个词的时候，门被推开了，有人喊：“杨县长，快跑，地震了！”
看到人们都向楼下跑去，杨龙章也跟着向外跑。大院的空场中间已经站满了从房间跑出来的人，人们都纷纷谈论着刚才自己的感觉。杨龙章看到有人打电话，便想给老家打个电话问问，当他拨号后，却无法接通。
不到一个小时，便有消息传开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强烈地震。
紧接着，他们便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消息。地震等级比唐山地震还要高，这意味着人员的伤亡，财产的损失都会更大。
杨龙章每隔一会儿便拨家里的电话，后来拨通了。家里一切都好，这让他放心了。
下班后，人们都从家里出来了，街道上到处都是人，像开什么盛会似的。晚上的《新闻联播》中，便有关于汶川及北川县受灾后惨状的报道。
灵川县城的居民们这夜基本上都在外面的广场睡觉，人们害怕地震之后的余震。而杨龙章和谢瑞丽却各自睡在自己的卧室里，两人都仿佛不怕死似的。杨龙章觉得自己睡外面有伤大雅。在地上铺些东西，或弄个钢丝床太麻烦且不雅观，便不想去。再说，经历了那件事之后，他觉得活着也行，死了也行。最起码地震中丧命还会好听些。
谢瑞丽本想出去睡，但看到杨龙章不动，自己又不愿抱被子出去。虽说满街道是人，但想自己一个女人家，这样做了会更没面子。于是也心一横，想着死就死吧，也懒得去了。
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杨龙章回了趟老家。在这之前他回去过一次，那次是因为工作到皇甫镇，他让司机拐了一下，多跑几公里顺便回了次家，也没有停留多久。这次他从星期五下午便回了家，想多待些时间。
见到爹，杨龙章感到心中一丝欣慰。爹似乎比以前身体更好，不但胖了，而且红光满面，似乎更有精神了。妈依旧是老样子，瘦瘦的，但也很精神。杨龙章一问，知道爹最近血压持续很高，还在村上的卫生所滴了液体。
杨龙章说：“要不我接你到县医院去住院治疗几天？”
杨清奇说：“不要紧，每天的降压药吃着，不要紧的。再说你也忙，医院里还不是个输液体？又不是什么要紧病。”
杨龙章想想也是，便没有再坚持。在杨龙章的印象中，爹一直是个瘦身体，而娘是那种微胖的，这十几年两人倒反过来了。爹逐渐发胖，而娘却逐渐瘦了。
说了些闲话，因为杨勇不在，杨清奇便不是很关心县上的事，倒是向杨龙章讲了“5·12”地震之后村上发生的一些事。谁家的房子被评成了危房，谁家的评成了重建户，谁家定成了维修户。爹说，重建户每户可以得到两万元的援建款，而维修户每户可以得到三千元的维修款。其实这些杨龙章都知道。爹说了很多，但使杨龙章引起震动的却只有两户人家。
一户是柳安仁家。两人说到柳安仁家时，杨龙章听到爹说自己专门拿着黑兰州找柳安仁，给他出主意让孙女招上门女婿。杨龙章本想批评爹多此一举，背着油去唱皮影戏，人家爱看不爱看也不知道。而且如今社会，孙女到哪里生活，孩子姓什么都无关紧要。门开下去或是开不下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江山都会传得丢了，更何况生命哩。但又一想不该和爹争论这些，一辈子形成的观点，也许短时间是很难改变的。再说，七十多岁的人了，又是个农民，要现代化的观念有什么用？由他去吧。
但柳安仁家的事却让他揪心。支书刘永旺把柳安仁家定为灾后重建户，说可以补助两万元，但两万元分三次给，要求重建户必须盖砖混结构的三间平房。在开工地基做完照相后给七千元；上楼板之后给七千元；工程结束验收合检之后再给剩下的六千元。但这样三间平房按今年的材料价和人工价，需要五万多元。而且定为重建户的，有的工期早过了基础部分，还没有给一分钱。但是危房照相、工程中照相办资料之类的，已经花掉了一百多元。
柳安仁家的情况特殊，杨龙章不但特别要求支书刘永旺随时有什么政策要关照着，而且他还特别跟自己搭手时的镇长蔡永健谈过，要求他们照顾这个家庭困难的老党员。看来他们都没有忘记他这个副县长的话。
“他家修了吗？”杨龙章问爹。
“没有。他家没有钱，而且救灾款是按工期给，他当时哪来那么多钱盖房子？”
杨龙章无话可说。柳安仁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破旧的，但有政策他不能享受，有什么办法？
“因为灾后的重建名额、维修名额，还有上面拨下来的米、面等一些东西，村里闹了许多矛盾。”
“都有啥矛盾？”
“骂刘永旺的人不少，说他办事不公道。其实刘永旺比以前强多了，柳文衡这次还和刘永旺打架了。”
“打架了？为啥？”杨龙章问。在他的感觉里，刘永旺笑嘻嘻的，而柳文衡在街道做生意，为什么会打架呢？
爹便详细向他讲了两人打架的事。
地震那会儿，刘永旺的老爹刘占魁正在修理牛房，在屋顶摆瓦。大地突然间晃动起来，他赶紧往下走，由于地面晃动太剧烈，他没有走稳，头碰到前面的一堆砖头上，把头碰破了，刘永旺便把爹领到镇上的医院治疗。
然而这么一件很正常的事，却被人们传出多个版本，有人说刘永旺觉得会有救灾款，故意带爹住院，准备搞救灾款。有人说刘永旺做事不公平，老天报应。原因是杨柳别人都没有受伤，而唯有他家有人受伤。
柳文衡听说有灾后重建的救灾款，便想趁机将自己多年没有翻修的房子翻修一下，图的是这两万元。去找刘永旺，刘永旺说：“灾后镇上的干部和村干部，在社干部的带领下已经逐户上门查看了，你家房子没有问题，没有登记上。”柳文衡便说：“没登记上你给补报一下。再说，柳安仁不修，把他的名额给我。”刘永旺说：“这不是上面分的名额，可以由别人顶替。这是根据受灾情况上报的，不能顶。再说上面查下来，有责任的。人家要对危房照相，不好搞。”两人没有达成一致，刘永旺便忘了这事。谁知柳文衡却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后面恶毒地攻击刘永旺。
柳文衡把别人的谣言加工整理，再到处散布。柳文衡说：“地震时刘占魁正在睡觉，刘永旺跑进院子，对老爹说：‘地震了，上面肯定有救灾款，快拿砖头朝头上拍，住医院里不但能赚钱，还能被领导慰问上电视。’刘占魁不接儿子递过来的砖头，父子俩互相推让。后来刘永旺说：‘你拍了我能给咱家要来钱。我拍了你影响不好没人认得你，就没人给咱家钱。’刘占魁拗不过儿子，只得拿砖头朝自己头上拍。拍了一下刘永旺嫌少，刘占魁躁了，使劲拍了几下，想拍死自己算了，被刘永旺拉住了，这才住进了医院。”
柳文衡当天下午就对别人讲这个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惹得听过的人哈哈大笑。而且人们互相传播柳文衡讲的这个故事。后来有天柳文衡在一家工地上正对一群大小工讲，被刘永旺听到了，两人争吵起来，后来便打了架。
“怎么样？伤势不严重吧？”杨龙章问。他觉得滑稽可笑，特别是柳文衡，并不是太缺钱的人，哪划得来这样编排着损别人？
“总之，上面给了些东西，倒闹出了不少矛盾。”老爹说。
杨龙章想，真是无聊。他想起前不久在政府网站上看到的一篇留言，很有些意思。标题是《新版商鞅变法》，文章如下：
两千多年前，秦国的商鞅，为了改变原有法令，在秦都咸阳城的南门竖起一根木杆，并且贴出告示：“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赏十金。”告示下面聚满了人，大家伙直嘀咕：“这是什么难事，赏这么多金？”以为是玩笑，谁也不去扛。商鞅见没有人响应，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人们更加疑惑了，不知道这位官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时一个壮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前扛起木杆就走，一口气到北门。商鞅便赏了他五十金。
商鞅为变法城门立木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而如今却有人在房檐底下立木，他们立木为什么呢？他们立木为骗取救灾款。这些人在房檐下靠一根木头，便会对别人说自己的房子成了危房，危险得要倒塌了，希望能得到灾后照顾。而有些干部也不负责任，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或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他们以一根木棍为幌子，骗取国家钱财，使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得不到救助……
第二天，杨龙章便去看望了柳安仁，说了些话，对他安慰了之后，便离开了。因为对他的现状，自己实在无能为力。后来他去找了柳安和。近几次回老家，他都去找柳安和，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和柳安和有共同语言。
进了门，柳安和正看着书。两人打过招呼后，杨龙章拿过来一看，是一本《陶渊明集》。杨龙章说：“老师常看这类书，我如今也喜欢看这一类了，最近正读《庄子》。”
柳安和说：“《庄子》也不错，但是像你，如今正在干事业的时候，读这样的书会影响上进心的。”
杨龙章说：“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如今也觉得做官没意思，其实我不是做官的材料，有些事，我看得淡了。何必一直做不喜欢的事呢。”
“你的事业如日中天，只是孩子不太听话罢了，不要向我看。”柳安和说着停了一会儿，又对杨龙章说：“我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了，我想到咱们的王家山去。那里没有人住，窑洞都是现成的。找人用泥一抹，安上些旧门窗，住那里清闲。那里还有些地，想种多少种多少，地如今荒着。把平整些的种粮食，再种上蔬菜，自给自足。每天练练字，读些书，不受外界干扰。这家里乌烟瘴气，不断有令人生气的事发生，前几天，文衡和别人打架了。”
看到杨龙章望着自己不说话，柳安和继续说下去：“他看到有些人家的房子墙壁裂了缝，被评定为受灾户，便想让刘永旺评上他。他想翻新房子，想借机占两万元的便宜。但咱房子好好的，再说人家已经报上去了，咋补报？这不是弄虚作假吗？但他不理解，出出进进都骂人家，似乎刘永旺对不住他似的。我觉着这人刚有两个钱咋这么势大？他还到处给刘永旺说坏话。刘占魁头碰破了，他编排着说刘永旺对刘占魁说：‘快拿砖头往头上拍，拍了好领救灾款。’你听，这话说得多恶毒？我咋养了长着狼心狗肺的后人？啥话都说得出，给别人说坏话连稿子都不用打，嘴一张就出来了。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跟他有仇似的……”
杨龙章以前就多次听柳安和说过儿子们的种种劣迹，以及他对儿子的不满。想劝他两句，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张口。他不由得想到自己，儿子不听话，两口子关系冷漠。艾滋事件一出来，两口子关系更冷漠了。让他感到如鲠在喉的是刘莹，自己那样深的一次又一次伤害她，这是始终挥之不去的萦绕在他心头的伤痛。他应该怎样忏悔自己的罪责呢？突然，他有了跟柳安和一起去的想法。
“一个人也孤寂冷清，更何况那里没水没电，你还是郑重考虑再说。”杨龙章不能当机立断地做出决定，便这样说。
“我主意已定。那里山清水秀，可以说是鸟语花香，真正的世外桃源。那个破落的大院里的窑洞都很好，我找人用泥抹了，安上门窗，再用涂料一刷，盘上大炕。把门前院子里的草铲掉，打扫一下。再说，院子里以前有碾米用过的大碾盘，石碾盘还很好，在那里静卧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我把碾盘上的碌碡立在旁边，还有丢在院边的另一个碌碡，两个碌碡围碾盘一立，不就是个天然的桌子和凳子么？水电你不用愁，从住得最近的人家到那里，不到三千米。我和那人已经说好了，虽不是一个队上的，但那人很客气，答应从他家引电。而且电线我也问过了，一米一块钱就行，也就四五千块钱。也不用石杆，用木头当电杆就行了。沟里有泉水，自己挑也行，或者买个潜水泵，把水也就抽上来了。再说沟也不深，咋样都行。每天写写字，看看书，清静了，其他烦人的事我不听也不看，他们爱咋过咋过日子去，都跟我无关了。”
“你说的这些行吗？”杨龙章还是觉得有疑虑。
“咋不行？我都实地考察了。我找了匠人，人家这几天有活儿，等活儿一完，我们就去做墙安门盘炕，其余的活我自己就做了。原准备早一点走了，但是我种的这三亩麦子快要黄了，麦子一收，我就直接拉到那儿去了，今年秋季麦子就在山上种了。”柳安和说着露出轻松的笑容。
看到柳安和主意已定，杨龙章也不好再劝阻。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千块钱说：“安家需要钱，这点钱你先拿上。”
柳安和说：“你这是干啥？我有钱，我的钱够用。”
杨龙章说：“你先拿着。你准备抹几个窑？多抹一只吧，防备另有人来。”
柳安和说：“那些窑洞大得很。我原来想着一只窑就够了，你提醒了我，多抹新一只。”
两人说了好长时间的话，直到母亲找他吃饭，杨龙章才回家去了。
地震之后，县政府安排杨龙章负责灾后重建和救灾物资管理和分配这一系列的工作，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到农村各处走走。而这一走，使得原本就熟悉农村的他对农村现状更加了解。而了解到的情况，使他对自己这些年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反思。
走访了些住着小康屋的农民，进去之后，他发现外表看起来很气派的小康屋里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放着几件旧家具，要么里面装着粮食，和华丽的外表很不协调。杨龙章不由得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许多孩子过年穿着新外套，但里面的衣服却烂得跟布条一样。穿着母亲做的新棉鞋，里面的脚却又红又肿，而且垢甲一层，袜子也没有。即使有，也满是窟窿，只有外面的一圈是好的。如今住在小康屋里面的农民，又何尝不是自己那会儿的情景呢？光鲜的外表下面，是遮不住的凄惶。这难道就是自己这些年来所努力的结果？这就是自己从乡长一直到镇长，到镇党委书记再到副县长的工作成绩？每当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心中不安起来。
回到县上，他不由自主地思索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切。他明显感到，农民并没有真正的摆脱贫困。飞速发展的社会，使许多人更有压力。好些人虽然栽了果树，但由于人懒惰，管理不到位，投资不到位，苹果品质上不去，也没有创出品牌来，吸引不来外地客商，所以价钱很低。这一切原因，并没有使农民真正挣到多少钱。好不容易攒了些钱，稍喘一口气，而小康屋的修建，又使他们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所幸的是农村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他们的负担还算轻了些。但高中以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也不少，对于土中刨食的他们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而不断上涨的物价，快节奏的生活，使得部分人难以跟上这个时代。
而且他还发现，农村中的人口急剧减少，许多人家常年锁着大门，家中人都外出打工。或男人打工，女人到镇上租房供孩子上学。这些人像候鸟一样，到冬天或放寒假才回来。原来村庄里有不少人，如今只剩下孤寡老人和留守在家的女人和孩子，村子里显得冷清和寂寞。
除此之外，他还发现农村有大量的旧庄基和老庄基，基本没有啥用处，但是都没有改造复耕，四周长着荒草和杂木，他觉得这是对资源的浪费。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他归纳了一下，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旧庄基改造复耕的问题。
回到家里，谢瑞丽说：“我的工作调动成功了，下周一我到市工行上班。”
杨龙章没有吭声。好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很少说话，而且一直分居着。家里也经常不生火做饭，渴了只是用电热水器烧一壶开水。
“我说话哩，你听到没有？”谢瑞丽的声音变大了。
“调市里你就去吧，房子啥都合适着。”杨龙章一边看着手中的书，一边说。
谢瑞丽白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进了卧室。
星期六不上班，一大早，谢瑞丽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主要是衣服，收拾了几大包。好些东西她已经陆续带到市里的新居。东西在客厅放了一整天，谢瑞丽穿着高跟鞋，在这些东西间如同困兽一般来回走着，仿佛随时就要出门似的。杨龙章在客厅看了会儿电视，觉得心里烦，便进了自己休息的卧室去了。
星期天早上，谢瑞丽提起东西到了门口，临出门了又放下，对坐在沙发上喝茶的杨龙章说：“你也不送我一下？我就要走了。”
杨龙章说：“东西又不多，你自己能带得了，送啥？”
谢瑞丽看了他一眼，便提着东西出了门。晚上杨龙章正看《探索发现》，谢瑞丽打来了电话。杨龙章接了，却听不到那边说话，他便说：“不说话打啥电话嘛。”这时谢瑞丽说话了：“我看咱们这婚姻也到头了。明天，不，后天星期二我回灵川来，咱俩离婚吧。我知道你烦我，连我送也不送，与其保持这样名存实亡的婚姻，倒不如各活各的，还自在些。”
杨龙章没有说话。
谢瑞丽听不到杨龙章的声音，便问：“你听到了吗？”
杨龙章说：“听到了。”
谢瑞丽说：“听到了咋不吭气？不管咋样你总有个态度嘛。”声音很大，有些愤愤然的。
杨龙章说：“怎样办都行，离不离都行，你说了算。”
谢瑞丽说：“你整天不冷不热的，见我比见旁人还冷漠，这样的关系叫啥？是夫妻关系吗？我知道你心中装着别人，我给你把地方让开……”
杨龙章没有再说话，便挂了电话。
星期二中午，两人便到民政局离了婚。工作人员看到杨县长协议离婚，特事特办，一会儿便办了手续。谢瑞丽坐最后一班发往市里的车走了。
很快又到了周末，杨龙章特意回了一趟杨柳，这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回家，而是来到了王家山。这里的山其实是沟。当他沿着青草遍地的山路向下走去时，看到通向山下的电线。从电话上得知，柳安和已经搬到这里居住。
山路的两边是荒洼，荒洼长满青草，还有许多无名的小花。走了约三四里的山间小路，便到了一个敞开的院子。农历七月的时节，天气还很炎热。院子里的杂草已有被铲过的痕迹，开拓出一片空地来。空地正中是一个巨大的石碾盘，碾盘旁边放着两个竖起来的碌碡，上面已被清洗干净。崖面上也被简单的斩齐，原来衰败破落的迹象已荡然无存。正在端详这旧貌换新颜的地方，柳安和从里面出来了，大声地跟他打招呼，并且笑着说：“龙章，你看咋样？我收拾得还算整齐吧？我把崖面的虚土挖掉，斩齐崖面，给旧窑洞抹上了一层泥，你进来看，咋样？”
柳安和领着杨龙章进了窑洞，眼前的景象让他惊讶，窑洞内粉刷得很白，似乎白得有些耀眼。刚进门右手临窗是一个土炕，上面铺着被褥。里面有一张书桌，上面有展开的纸张，纸张上墨迹未干。书桌往里面的地上是摞在一起的几袋粮食。看到这一切，杨龙章有些兴奋。他说：“果然跟你以前描述的一样，蛮不错的。”
两人来到左面的一个小窑，里面临窗是一个锅台，旁边有一个案柜，一看就知道是做饭的地方，而且柴火在门外和窑后都储存了不少。柳安和又领他来到大窑的右边，这也是和大窑面积差不多的一只窑，进门右手依旧是一个土炕，炕面上有些细细的柴火，他知道这是用来吸炕面潮气的。窑里也有一张旧桌子，整个窑洞依旧被刷的很白，而且白得有些耀眼。看到这只空着的窑洞，杨龙章说：“这只窑洞给我吧，我来之后咱俩住这里。”
柳安和说：“这怎么行？你有你的事业，而且你有你的家庭。我孤身一人，在哪住都一样，而你就不同了。”
杨龙章便向他详细介绍了儿子在监狱，妻子已经和自己离婚，自己对仕途不是很在意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不好说出口，那就是刘莹。他突然觉得，这也许是内心深处向她表示忏悔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谈完家庭和工作上的不如意之后，杨龙章说：“还有一个是身体原因。由于陷身公共事务中，经常有应酬，每天大鱼大肉，再加之生活条件好了，这几年我已经得了好几种慢性疾病，高血压、高血脂。刚吃了几顿清淡的饭菜，一个应酬，又把几天的努力付之东流，更重要的是我突然对应酬感到很厌烦。记得钱锺书说过这样的话：‘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钱钟书虽然说的是给他做寿，但如今官场又何尝不是这样？我真的很厌烦。”
“的确，以前常见有些村干部整天喝得酩酊大醉，我常想，这又是何必呢？酒再好是喝不完的，而身体只有一个。喝坏了身体，是找不回来的，甚至花钱也买不到一个好身体。”柳安和也深有感触地说。
两人一起顺着荒草丛生的旧路朝前走，一边谈论着。来到前面的转弯处，杨龙章说：“这地方我小时候也来过，还不算太陌生。我突然有个新想法：咱们把场院那片大些的地种粮食，够咱俩吃就行。每年多种些玉米，谷子，荞麦等杂粮。在下面的那地里培育树苗，育上洋槐树，种到沟渠里和地形不好的洼地。再育点核桃树苗，栽种到平整点的地里。几年之后，如果我们有兴趣，还可以在树下养鸡，养猪。这里的山场这么大，恐怕有上千亩吧。”
柳安和说：“有上千亩。那年退耕还林算面积，这山头没有列进去。列进去的好些山头到现在没长出树来，倒是有不少人借这个骗了国家的不少钱，富了自己的腰包。这山上的树刚包产到户那几年被人开始偷着伐，好些人家房上的木料是从这里偷伐的。有些人不但自家用，还卖钱。柳安仁那会领社员在这里的心血白费了。”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也知道一部分。有些地方有权的，给自己或亲戚朋友名下报几千亩退耕还林面积，也不栽多少树，冒领了国家不少钱。”杨龙章说着有些愤恨起来。
“你的主意不错，咱也不要国家补贴，自自在在地栽些树，把荒山变成树林就行了。过上一种真真实实的田园生活。”柳安和说。
“那只窑洞给我留下，我再买些书，咱俩住在这里，花五六年的工夫，把这山头变个样。”杨龙章说。
两人回到院子，看到时间已近下午，柳安和便开始做饭，杨龙章给他打下手。不到一个小时，他们便吃上了面片。
这是杨龙章第一次在这里吃饭，也是柳安和开灶近一月时间招待的第一个客人。柳安和说：“现在没有菜，我在水泉边种的萝卜已有手指粗细了，一个月后，就可以吃了。”
杨龙章说：“没有菜也行，慢慢习惯就好了。明年可以多种些菜，像洋芋、葱、蒜苗、芹菜之类的。”
柳安和说：“下边离泉水不远的地方，我已经平整出几块共一亩左右的菜地。每天可以挑水去浇，菜长得很快哩。”
下午，杨龙章回到了县城，他在仔细思索着自己的去留。他想起他们吃过下午饭到泉边去浇萝卜和白菜地时，柳安和对他背诵陶渊明文章的情景：“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晚上，杨龙章彻夜未眠，他反复思索自己走过的四十余年生活之路。他觉得归田独居是自己最理想的去处。儿子的入狱使他颜面扫地。他时常觉得一个儿子都没有教育好，还有何面目立于人前指手画脚呢？但有时候又想，人的后天教育固然重要，但天性似乎更重要。回想杨勇自小时候的种种劣迹，自己曾多次教育过，但他没有丝毫的悔改，而且最终将自己送进监狱里面。他想起早年看到毕淑敏的一篇小说《变形金刚》。仿佛毕淑敏在小说中也说，她不过分的期望儿子能成为都市白领，能做个普通的蓝领就行了。杨龙章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但谁曾料到，儿子竟然连普通蓝领都做不成，犯罪入狱了。他反复觉得，儿子的盗窃入狱，也许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他更觉得，自己离开领导岗位，也许儿子出狱后那种优越感会消失，看到父亲已成农民，无法袒护自己，也许会踏踏实实地从头开始生活。如果能达到这种目的，他的辞官归田也许就很值得了。
他想到自己二十多年的婚姻。这些年来，两人聚少离多，关系冷漠。而这一切，似乎和谢瑞丽的强势不无关系。时间久了，他对她失去了激情和冲动。两人没有了夫妻间的甜蜜和幸福，剩下的只有简单的以这套房子为联系的所谓的家。而儿子入狱，妻子的调离都使两人之间的距离更加疏远。更为可悲的是艾滋事件，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中心血站的电脑上化验结果有一次艾滋是阳性，这也能让人理解，那是化验结果有误。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心血站的电脑上并没有他化验的艾滋阳性记录。既然两次都是阴性，那么这阳性之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且那人说的是那样肯定，并且问到他的身体状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冥冥中上帝在捉弄自己吗？令他奇怪的是几天后他便开始腹泻。就在拿到第二份化验单之后他还急急地去了一趟厕所，但在一天后却莫名其妙地好了，这令他不解。后来有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由于心理紧张引起的内分泌失调排泄紊乱。后来多亏叔父的来到和哥哥作陪去医院检查。如果不是这么一查，也许他还一直埋在那片阴影里，也许一冲动会马上自杀呢。虽然是次误会，但带给自己和谢瑞丽的创伤能愈合吗？心理的阴影或多或少会永远地留在记忆中。市中心血站的站长竟然还振振有词，似乎他们一点责任和过失也没有。他曾恨恨地想：如果自己得到艾滋病，在死亡前，一定要传染给他这样的人。但又想这是不可能的了，经过这次误会，他会更加珍惜生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哥哥。虽然是堂兄弟，但是那种时候，却驾车陪自己去医院做检查，难道他不怕被传染么？作为一个普通人，对艾滋病一定是恐慌的。如果是自己，听到某人是艾滋病，自己会毫无顾忌的和他一起去外地，并且吃住都在一起，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吗？他觉得很难回答。而且在这之后不久，他从网站上看到好几处医院的手术中，医生得知病人有艾滋病，竟吓得弃病人在手术台上而逃走。和这些医生相比，哥哥承担了多大的心理负担？为此，他常常在心底感念这唯一的堂哥。
他又一次想到这位未曾谋面却给自己带来严重伤害的血站工作人员。那天通话之后，便把他的电话号码存在手机中，想去找他，但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无论怎样，都会使自己受到的伤害更大。别人知道了，也许会以为我杨龙章真的有艾滋病呢。
原来他曾想，两口子在同一个县城工作，关系也许会慢慢好起来，但艾滋事件使他们的关系犹如雪上加霜。他知道，他们之间的创伤是无法愈合了。
而更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刘莹。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她，如果不是意外，自己真有艾滋病，也许会传染给她。这样一来，自己的良心这辈子都不会安宁的。即使是误会，也给她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他曾在一次出差到皇甫时去找她，想当面向她道歉，但文化站的老李说，刘莹在有天晚上突然向他交了房子，并叫来一辆三轮车拉完了自己的全部东西回家了。后来他还打听了，别人说她回家第二天就出门去打工了，也不知去了哪里。她的手机号也停机了，无法联系。这一切，让杨龙章更加不安。一年多来，自己没有给她带来一点儿好处，却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她，最后使得她连家里也呆不成，这难道不是罪过吗？
他又一次审视自己和刘莹的关系，如果和谢瑞丽离婚之后去找刘莹，自己的名声肯定会一落千丈。而且不知道她愿不愿意跟自己这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即使愿意，两人会幸福吗？自己也有不少缺点。一旦进入柴米油盐的夫妻生活，矛盾肯定会有不少，自己会一如既往地呵护她吗？而且儿子一旦出狱回家，会接受她吗？会同意父亲和母亲离婚之后又娶一个二十出头比自己大几岁的后妈吗？肯定又有一系列矛盾。
而自己辞官后，如果向刘莹求婚，她能答应吗？带她到深山老林里生活，她能接受吗？她能年纪轻轻就和他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山沟里？他又一次觉得这很荒唐。这样做她肯定不会接受，没有特别的经历，没有一定的年龄，是不会理解的。
他想了很多。他想，自己这样辞官去山沟里生活，会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和古代的庄子、陶渊明、郑板桥相比，自己没有丝毫的文名和才气，给他们做书童都不够格。这半年多以来，他愈来愈爱听杨洪基演唱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及毛阿敏演唱的片尾曲《历史的天空》。他甚至在电脑上把《历史的天空》设置为循环播放，反复听这首歌。他觉得这两首歌的歌词实在是太好了。人活在世上，为物质纷争，为名利纷争，到头来能留下什么呢？只能是“是非成败转头空。”
近半年来他常常想起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来。一千多年来，诸葛亮是大臣和文人们的表率和典范。他自小时候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后来读小说，都很尊敬诸葛亮。现在却觉得诸葛亮出山实在不是一种明智之举。江山为什么只能姓刘？到那时，中国已经经历了多少个朝代？《史记》已经写成，难道他不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振聋发聩的话吗？如果他不出山，也许就有几十万生命幸免于战争的涂炭。而他还“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既然“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那么你就好好地在南阳待着吧，为什么六出祁山？你的六出祁山难道是旅游？即使旅游，也是要花费银子的呀。
每次想到诸葛亮，他都会想起柳安和来，他常常会产生和他谈论历史人物的想法。
自己是模仿古人吗？他想到曾有文章说陶渊明的隐归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对前途和命运的理性回归，是源于对自己本性的思考和保护。他的归隐是对官场的主动放弃，是执着人生中寻找自我的回归，是追求内在的心灵自由，将心灵寄托在田园中。在平凡的现实中将主观感情和自然万物合一，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最大解脱。而自己呢？
又一次回想自己少年时参加过劳动的王家山。包产到户后，自家也在那里分了两亩多地，暑假里曾跟随父母到那里割胡麻，也曾和同伴到那里的老梨树上摘梨吃。八十年代之前，在那里经常能见到有人来劳动、割草、砍柴，只是后来少了，渐渐地人迹罕至了。
到那里能做什么呢？他想起对柳安和说过的想法：平一点的地里栽果树，沟洼里栽洋槐。七八年之后，只长青草的王家山会树木葱茏，一片繁茂的。那也算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点贡献吧。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基层干部，究竟有多少实际的效果或成绩呢？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引导农民栽种了苹果树，但真正致富了的群众并不多。而养牛，修小康屋，似乎都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实惠的东西。
他想起自己曾多次摹写王羲之的《兰亭序》。字写得好当然更是不消说，而那种临山水而舒畅欢愉的心情是多么令人向往啊。如果王羲之不是这幅有名的书文并举的传世之作，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和地位将会逊色许多的。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想起陶渊明的文章来。
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老人，那就是杨善洲。
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杨善洲从地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谢绝组织上对他在昆明的安排，而是到他的故乡去植树造林。一连二十多年，带领当地的农民造林共达六万多亩。他一生两袖清风，廉洁奉公，放弃组织上对他的家庭和个人有原则的照顾。他的事迹，他的所作所为，与如今动辄就受贿几十万、上百万的贪官相比，是多么的高尚。杨龙章常常会想起他的事迹，并且钦佩不已。更让人感叹的是他竟然把价值上亿元的林场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家，这该有多么崇高的精神品质。
每当想到杨善洲，杨龙章就觉得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召唤他。召唤他到山里去，那里有一片他大可作为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