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一天，一个老头被干事们领进杨龙章的办公室。他一看，来者是自己的伯父。伯父比父亲大好几岁，解放前几年被抓了壮丁，刚去就被解放军俘虏，他归顺之后在解放军里面干，后来成了军官。上世纪七十年代转业到邻县商业上，如今早已退休。堂兄也从自己单位离职，在县城开着公司，做着很大的生意，堂兄的两个孩子也很争气，全部考上了大学。
见到伯父，杨龙章很是惊讶，忙给伯父递烟倒茶。伯父虽然七十多岁了，但是身体很好，精神矍铄。原来是堂兄的司机给这边送货，伯父想看看这边的情况，车开到政府大门口，司机送进来之后走了。
和伯父谈了些家事，伯父说：“我和你爹年纪大了，一年不如一年，你哥在外地，不太方便，你要经常去看看你姑姑，她是咱们的牵挂。”
杨龙章的姑姑在本县另外一个镇子乡下，家里条件不好，儿子又不争气，很是让娘家一兄一弟担心。
杨龙章见到伯父之后就感到鼻子发酸。他和伯父一家关系很亲，每年都要去看望伯父，很能和伯父一家谈到一起。听到伯父要求自己照顾姑姑，不由得想起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且后路凄凉，哪有什么能力照顾姑姑呢？不由得悲上心头，唉了一声。
伯父虽然年纪大了，但眼睛耳朵和脑子都很好使。他的这声叹息并没有逃过伯父，伯父问：“这娃你怎么了？叹啥气哩？是不是工作不顺心？”杨龙章不善于撒谎，便说：“我得了病了。”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你不要对别人说。”
伯父大不以为然地说：“得了病咱们看么，如今条件好了，啥病都能治好的。”
杨龙章低声说：“这病治不好。”
伯父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伯父说：“我本来想到你这看一看，再看看你爹和你姑姑，想着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既是这样，我不去了，你给你哥打个电话，让司机来接我，我今天就回去，让你哥跟你到西安去看病，你没钱你哥有，咱不管怎样也要把病看好。”
杨龙章很感动。正因为两家关系好，他才毫不隐瞒地向伯父说了自己有病的事。但即使去也是白跑路，便说：“不用了，下午我送你回杨柳去，我那里你就不去了。不用到西安去的。”
伯父生气地说：“这娃你咋不听话？你现在就给你哥打电话！”
于是杨龙章便给哥哥打了电话，说伯父要回去，让司机来接。
司机一会儿就开着一辆厢式货车来了，说刚卸完货，正要返回，接到电话便来了。因为要赶路，伯父连饭也没有吃，便和司机急匆匆地走了。
第二天刚上班，哥便打来电话，让杨龙章请几天假，他中午安顿好公司的事，晚上过来接他去西安。
到晚上，杨龙章在家等着。十一点了，哥打电话说他到了外面的公路上，杨龙章便和妻子道了别，匆匆忙忙地下了楼。
今天下午回到家里，杨龙章意外地发现妻子谢瑞丽在做晚饭，这是自出了事之后没有过的，这让杨龙章有些感动。吃饭时，杨龙章说了哥要带他去西安检查的事，谢瑞丽说：“查查也好，咱俩作风都没有多大问题，如果真如你说的那样，得这病的可能性也不大呀！”
杨龙章说：“就是。”
当哥打来电话说他不上楼了，杨龙章和妻子分别时，他搂了搂妻子。这一搂，似乎有诀别的味道。杨龙章在这一刻想了很多，他想到了生的希望，而更多的是一种赴死时的悲壮之情。
到了小区外面，哥哥的车停在路边。杨龙章上了汽车，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出了灯火辉煌的县城，前面是黑乎乎的山夹着的一条窄窄的川道，公路在川道上蜿蜒前行，下面是一条小河。山道崎岖不平，哥哥小心翼翼地开着汽车。
昨夜，哥哥已在电话上向他问清了得的是什么病，他毫无顾忌地向哥哥说清楚自己已有了症状。路稍平坦了些，哥哥一边开车一边问坐在旁边的杨龙章：“你这病是怎样发现的？”
杨龙章便详细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哥哥说：“你觉得你得这病的可能性大吗？”
杨龙章说：“想着就没有可能。在作风上我还是很注意的，外面只有一个女的，而且年轻，没有成家。再说也只有一两次。”
两人谈讨着这类病的潜伏期以及症状。
后来到了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杨龙章昏昏沉沉地睡去，不时被转弯的车子摇醒，又不时睡去。
天快亮了，他们到了西安的一个宾馆院子中，停好车，看看去医院尚早，哥哥便决定在车上迷糊一会儿。
杨龙章很快又昏沉沉睡去。沉睡中，他听见哥哥叫他，睁开眼睛一看，天色微明。两人下了车，来到不远处的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这是一所部队医院，邻近省份的好些患者都比较信赖这所医院，这里的门诊量是西北首屈一指的。
到了新建的门诊大楼，杨龙章挂了传染科的号。见了医生，医生问他怎么了，杨龙章便说自己想查一下艾滋病。医生一边给他开单子，一边问：“发烧吗？”杨龙章说：“不。”医生又问：“腹泻吗？”杨龙章便说：“腹泻。”医生又问了几次之类的，让他去抽血。
抽了血，杨龙章问：“什么时候拿报告单？”
护士说：“明天下午两点半。”
出了医院，哥哥说：“要不到别的医院再做一次，一个医院的不一定准确，两个医院做得如果一样更准确些。”
杨龙章也觉得有道理，便说：“我在前面的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去过，那家医院也不错，咱到那儿去做。再说也方便些。”
两人来到这家医院，挂了号，杨龙章依旧说查艾滋病。突然，他想到也应该查查丙肝，中心血站不是说他还有丙肝吗？于是他让医生也开了单子。
抽了血，一问，也是在第二天下午取化验报告单，两人便出了医院。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停车的宾馆，哥哥登记了房间，杨龙章倒头便睡。二十多天了，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今天，他要好好地睡一觉，把这些天的觉补回来。
第二天起得很迟，到下午医院上班的时候了，两人出了宾馆，向距离最近的西京医院走去。
从昨天早上抽血到现在，只要不是在睡梦中，杨龙章心中都在暗暗祈祷。他除了继续盘算死亡的方式和方法，他的心中燃起了一种生的希望。他在心底祈求老天能保佑他：中心血站的化验结果是错误的，这次化验结果能各项都是正常的。
过马路时，看到远处飞驰而来的汽车，杨龙章突然想到了占卜。他心中希望远处开来的汽车牌号最后两位组合起来能超过60。在他的感觉里，如果年龄能活到六十岁，也就知足了。似乎很幸运，第一辆由远及近的牌号后面两位是75，紧接着一辆是68。一连几辆，都超过他的企望值。他想，今天也许是比较幸运的，但愿化验结果是正常的。
到了西京医院，他们便去传染科的窗口取化验报告单。护士手中拿着一叠报告单，报上姓名，护士便在其中翻出一张给杨龙章。他接过的瞬间，感觉是昨天早上医生开的那张，一眼望去，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印章印子，是两个字：“阴性”。
杨龙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这张化验单：姓名没错，是自己。化验项目在HIV这一项前面有一个方格，里面有一个V，旁边是蓝色印章戳下的“阴性”两个字。印章的字体不是很规范，但字迹却是清楚的。杨龙章对也望着化验单的哥哥说：“可能好着哩。”这时他感到心跳似乎都加快了。
“咱们再问一下护士。”哥哥说。
杨龙章觉得有道理，两人来到窗口，杨龙章把单子递给里面的护士说：“这个化验结果是不是正常的？”
护士接过去一看说：“正常。阴性就是正常，没有艾滋病。”
两个人心中都没有了原来的紧张和恐惧，心情一下子轻松了。出了传染科，来到门诊楼外面，杨龙章感到四月的正午天空晴朗，阳光明媚，旁边的法国梧桐树新叶娇嫩，绿化带中冬青翠绿，来来往往的人们姑娘漂亮，老人慈祥。他从来没有感到生活是这样美好。
哥哥笑着对他说：“我们这就到那家医院去，那份化验单肯定也是好的。这下我们就不愁了，这几天没见你有过笑容，刚才看你脸上才有了笑意。”
杨龙章笑着说：“差点愁死了，整天只想着咋死哩。”说着把化验单叠起来，装进夹克里面的口袋里，仔细装好。这一刻，他想到了华老栓的人血馒头，想到了第一次领到的党员证。
到了街道，哥哥说：“拦一辆出租车过去。”
两人拦了辆出租车，到了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来到取报告单的地方，拿出小票，护士从里面递出报告单，杨龙章一看，这是份打印的报告单，两项化验的结果都是“—”号，便对哥哥说：“化验结果都是阴性，好着呢。”
哥哥说：“那就好，这下我们就放心了”
两个人都看着报告单，在这份不大的报告单上打印着：“丙型肝炎抗体：—。HIV抗体：—。”哥哥高兴地说：“这下我们就放心了，连着两家大医院做出来的结果都是好的，这下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是没有病，咱回去之后找市中心血站去，拿这两份化验报告单给他们看，让他们给咱说清楚。”
杨龙章说：“就是，这回得找他们去。”正说着，他感到肚子难受，要上厕所，便让哥哥等他，急急忙忙找了公厕。
今天，杨龙章已经上了七次厕所，每次都是稀稀的一点儿。从厕所出来，哥哥说：“既然好着哩，怎么还是那样不停地上厕所？”
杨龙章说：“我也不知道啥原因，拉肚子已经很长时间了。”
哥哥说：“快给你媳妇打个电话说一下，让她也放心。化验结果不出来，人的思想压力大得很。”
杨龙章便站在医院的台阶上给妻子打电话：“喂，瑞丽，化验结果出来了，好着哩，没有病。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医院分别做了化验，都好着哩，你放心。”
谢瑞丽在那头“嗯”了几声，之后说：“那就好。”也没有过多地问什么，似乎也没有听到惊喜。这些天来，两个人都忍受着内心深处的煎熬与痛苦，在别人面前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从今以后，再也不用这样痛苦了。
打完电话，看看时间还早，哥哥说：“要不我们挂个号，把化验单子给专家看一下，让他们再给咱说说。”
杨龙章觉得有道理，便挂了专家门诊。因为下午病人少，即挂号即诊断。进了医生办公室，拿出化验单，杨龙章说：“我想请你给我们看看化验结果。”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专家，杨龙章递上化验单，老专家看了之后说：“好着哩。没有病。”
杨龙章说：“我去献血，我们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说我有艾滋病。我在咱们西安两家医院做了化验，结果都是阴性。”
老专家说：“他们的化验结果是错误的，是误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两人向老专家道了谢，出了医院。
晚上，两个人兴奋地说着话，杨龙章半夜没有睡意。而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持续多日的腹泻从医院那次之后不治自愈，一下子好了。
第二天早上起得很迟，两人都感到睡了个好觉。吃过饭从西安往回赶，一路高兴地说着话，到了高速出口竟丝毫没有发觉，超出五十多公里到下一出口才发现走过头了，两人又掉头重新上高速。
哥哥有事回了自家，杨龙章回到家里，见到妻子，虽然两人都如释重负，心头的担子一下子卸掉了，但两口子见面并不亲热。杨龙章详细向妻子讲述了做化验的经过，但谢瑞丽并没有表现出他希冀的笑容来。面对杨龙章有些兴奋地讲述，她后来只露出一个淡淡的几乎是挤出来的笑意。而那笑，让杨龙章想到“惨淡”两个字。
第二天一早，杨龙章便想着到市里最大的医院再做一次，他准备拿着两省三个医院的化验单找到血站去，让他们给一个说法。他不需要任何物质赔偿，只要他们一个说法。
坐车到了市里最大最有权威性的医院里，杨龙章依旧挂了感染科的号，感染科在后面一个角落里。杨龙章对医生说：“给我开一张艾滋病的化验单，我做个化验。”
医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到他的目的很明确，说：“你发烧吗？腹泻吗？有什么不适？”
杨龙章说：“我啥症状也没有，也知道自己身体一切正常，我只是想做个化验。”
医生看看他，便给他开了化验单。
杨龙章交费，抽血之后，问化验室的医生：“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医生说：“大后天。”
杨龙章原来和哥哥约好明天拿报告单去中心血站，但结果要到三天后才出来，便打电话给哥哥说了。之后他算了自己的时间安排，也许三天后自己并没有时间到市里来，便问了化验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将化验报告单替自己保管几天，他之后来取。
三天后，杨龙章打电话问了化验结果，医生告诉他是阴性，他更加放心自己的身体是没有问题了。
但这几天单位很忙，自己又刚请过假，便在五天之后一次到外面出差的机会来到市里。
依旧是哥哥开车和他来。他们来到市医院里拿了报告单。杨龙章感到几天来的怒火越来越多，好好的身体，却让市中心血站的人说成了艾滋病患者，害得自己惨不忍言。
两人来到位于市西郊的中心血站，这里环境幽静，条件极好。进了院子，他们上楼时，楼梯口旁边的门房里出来一个老头问他们找谁。杨龙章拿出手机，上面有他特意贮存的那天说他有艾滋病的那个人电话号码。他说了这个号码，说找这个人。老头问你认识他吗？杨龙章压不住心中的火气，便讲了自己献血的经过，以及这个人说自己有艾滋病，给自己带来的种种遭遇。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听了他的描述也很气愤，按号码给他查了，说这人今天不在，出差到兰州去了。看了杨龙章的化验报告单，听杨龙章说要看这里的化验结果，老头同情地说：“你们可以到三楼化验室去了解情况，但是不要对别人说是我告诉你们的。”
杨龙章和哥哥从西侧的楼梯口直到三楼，找到化验室。化验室的门虚掩着，听到敲门声，里面一个小伙子出来开了门。杨龙章说：“我一个月前献了血，来看一下化验结果。采血时医生说化验结果可以对献血者公开的。”
小伙子说：“你叫什么名字？有献血证吗？”
杨龙章掏出红色的献血证，并且说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小伙子很快便在电脑上调出了他的化验结果，在肝病五项和艾滋病、梅毒、淋病这些栏内，他们只有在丙肝栏中发现一个“十”号。小伙子说：“我们采到的血液，都做两次化验，你的血液在做丙肝化验时，出现了一次阳性，其他的化验都正常。”
杨龙章问：“为什么同时采的血两次化验结果不同？”
小伙子说：“两次的试剂不是一个产地。我们的每项化验，都用不同产地的两种试剂做。也有因为温度不同，试剂敏感度不同，或者操作不当引起的结果不同的这种可能。”
杨龙章问：“那么我这次献血有一次化验不合格，血液怎样处理了？”
小伙子说：“本着对病人负责的原则，这样的血液我们只能销毁，不能用的。”
哥哥说：“138……这个号码是你的吗？”
小伙子说：“是我们化验室的一个医生的，他今天不在，出差了。”
两个人出了化验室，杨龙章说：“我给这小子打个电话，他凭什么说我有艾滋病，害得我差点死掉。”说完便拨打这个号码。
但是没人接听，一会儿，一个短信来了：“你哪位？有什么事？”
杨龙章心中对这个人充满仇恨，他没有回复短信，只一个劲地拨这个号码。
那人无奈，只得接了，刚接通杨龙章便说：“我叫杨龙章，一个月前献过血，后来等不到你们说化验结果，打电话问，你说我有艾滋病，我差点自杀。现在跑了三家医院，没有查出艾滋病，你说我有艾滋病的依据是什么？”
那人似乎回忆着：“一月左右？”
“对，一月左右的时间了。你说我有艾滋病，依据是什么？我在三家医院检查了都没有病，你们化验室的电脑上也没有，你的依据是什么？”
那边一直没有回答。
“喂，你说话嘛，你害得我差点自杀。”
“我现在在外地，不方便。”对方说完便挂了电话。
杨龙章又拨过去，对方按了拒接键。
杨龙章打电话时的声音很激动，这会儿他气得发抖。这人给他带来的伤害是无法说清的，他无法平静地对他说话。他在楼道的声音引起了另一个办公室的人注意，一个不到四十岁的男人出来对他说：“你有什么事？我是这里的副站长。”
杨龙章便和哥哥向他讲述了自己献血的遭遇，两个人都很激动。由于气愤难忍，无处宣泄，两个人的声音都比较高。
那个男人说：“你们不要激动，我是这里的副站长，我姓常，咱们到我们的站长办公室谈。说着便带杨龙章他们到二楼的站长办公室。
站长办公室很宽敝，上首的办公桌后坐着一位肥胖的、眼睛迷到一起、嘴巴有些宽大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常站长一进门便说：“他们两位说献血以后出了点麻烦事。”说着转向杨龙章，“你们二位向我们站长讲一下事情的经过。”
常站长说完便拿着一次性纸杯给他们开始泡茶，并请他们坐下。
杨龙章便向站长详细讲述了自己看到血库告急，好意去献血，却被告知自己患有艾滋病，以及夫妻反目，自己想找死，到西安和市医院化验的经过，并把一叠化验报告单递给他看。
站长居高临下傲气凌人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的转椅里，一边喝着茶水，一边面无表情地仿佛听别人讲述一个自己很不感兴趣的小故事一样。对杨龙章递过来的三张化验单，他不屑一顾，并且用手指向旁边推了推，仿佛那上面有艾滋病毒会传染给自己似的。
听杨龙章讲完了，站长说：“我们做的有，也许就是有的。一般情况下医院做的没有我们做的准确。”
杨龙章说：“你们化验室的电脑上显示并没有啊，他凭什么说我有？”
站长说：“化验室你们怎么能随便进去？我们要对献血人员的信息保密。再说，非工作人员不准进入化验室。”
杨龙章说：“你既然说医院做的不准确，我做了三家医院，两家省级医院，一家市上的医院，难道都会不准确？即使人家做的全不准确，咱就在你们这里做一次，费用我个人负担。”
站长说：“我们是血站，不是门诊医院，不会给献血者以外的人做化验的。”
杨龙章没想到这人如此不讲理，他早生气了，但还是说：“那样的话你指定个医院，我们做，费用由我们自己出。”
站长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你们做这些，我们有自己的工作。”
杨龙章看看和这位站长无法沟通，但他还是不愿就此结束。他继续说：“你们自己的电脑上都没有，你们的员工为什么说我有艾滋病？他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你这个站长怎么这样不讲道理？”
站长显然生气了，说：“你们当时没有电话录音，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你有录音吗？”
杨龙章气得浑身发抖，他想痛骂这个混账的家伙，但是他忍住了。哥哥看到这人如此不讲理，便说：“你们不要说了，我说几句。第一，我们到这里来，不想要一分钱，我们不是来要钱的。第二，也不是来吵架的，更不想动粗。我们来的目的只有一个，你们作为国家一个正式的卫生单位，肩负着为全市七个县区供应医疗用血的责任，而我们作为一名义务献血者，一不为钱，二不为名，义务献血，不求回报。但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却极不负责任，说我们的人有艾滋病，对身心健康、夫妻关系、时间和金钱都造成损害和损失。我们来不为别的，只想听到当事人的一句解释，或一个歉意。然而，你们却根本不站在我们的角度去想，像你这样的态度，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哥哥说这话时，站长依旧板着脸，一言不发地看着别处。哥哥一停下来，姓常的副站长便让他们喝水，并且说：“对我们工作人员的疏漏，我表示歉意。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留下单位地址和联系方式，我在下周一一定登门道歉。这样行不行？
哥哥看了杨龙章一眼说：“那倒不必了。我们受了天大的委屈，来倾吐一下，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是没有想到的。”
杨龙章说：“如果那小子今天在单位，我会让他给我说清楚的。”
常副站长不停地让他们不要生气，并且找出一张纸，写了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码，递给杨龙章说有事可以和他联系。哥哥对常站表示感谢之后对杨龙章说：“咱们走。”
在他们出门时，那位站长依旧板着那张死人脸，没有丝毫的表情，坐着一动没动，似乎杨龙章他们今天是和血站找事来了。倒是常副站长把他们送到楼下，跟他们握手道别。
直到出了血站的大门，杨龙章心中还憋着恶气。哥哥看他余怒未消，便说：“算了，怪咱运气不好，遇上这倒霉事。常站长说上门道歉，我觉着还是不来的好，他一来，让别人在后面谣传起来，假的也会被传得跟真的一样，倒不好了。”
杨龙章说：“上门道歉完全没必要。我气愤的是那个站长，一点儿也不讲理，似乎他是天王老子似的。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样当上站长的，还不如那个门卫老头。”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倒是常站长那人不错。只要咱没病了，别的都是闲事。”哥哥说。杨龙章想想也是，心中逐渐释然。
然而回到家里，谢瑞丽的态度并没有因为除去艾滋病而好转多少。她依旧冷着脸，不主动跟杨龙章说话，杨龙章问她什么，她也是爱理不理的。
这天，杨龙章终于因为她的冷漠两人大吵一架，而且差点动起手来。杨龙章忍无可忍，摔碎了手中的玻璃茶杯。谢瑞丽把旁边杨龙章刚看过的一本《庄子图文新解》向他扔了过来。杨龙章用手一挡，书落在地上的碎玻璃和水渍中。杨龙章停住对骂，忙弯腰去拾，他感到自己有些滑稽可笑。
但两个人都没有笑出来，谢瑞丽并没有感到杨龙章的滑稽。两个人依旧对骂着，骂出了许多粗话。谢瑞丽说：“现在一查没病了，你的翅膀又硬了起来。你以为谁怕谁，不要以为你是个副县长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要不就离婚，离开你我也许会过得更好。”
杨龙章说：“离就离！我知道谁离开谁都行，你离开我行，你以为我离开你就不行了？”
谢瑞丽说：“我知道你行么，你离开我有那个婊子么。我那天去找，没有找到。如果让我找到那个婊子，我要让她给我说个清楚。世上男人多得是，你说清楚我给你让开。”
杨龙章的猜测被证实了，她果然去找了刘莹，而且从她的话语中可以听出没有找到，这是他觉得万幸的。
吵架之后，到了晚上睡觉时，杨龙章才将地上的碎玻璃扫掉。谢瑞丽睡在卧室，杨龙章便去了儿子杨勇住过的房子睡了。再想让我给你说好话赔笑脸道歉，没门！他狠狠地想。
躺在床上，回顾结婚二十多年的夫妻往事，他觉得甜蜜的夫妻生活很少，而两地分居的时候也许在百分之五十之上，剩下的在一起的日子要么是无言以对，要么是话不投机。而如今艾滋病事件一发生，两口子的关系能好吗？两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是杨勇，但杨勇身处监狱，还有什么能将两人联系到一起的呢？没有了。再说杨勇已经长大，出来以后也可以独立生活了，不需要像他小时候一样共同呵护了。
而更让他感到心中不安的还有刘莹。本来自己已经给她造成了伤害，他曾想怎样才能对她以弥补。物质的东西，自己一方面没有能力，另一方面也显得俗气。想给她名分，自己就要离婚。而离婚之后和她结婚，是对她的补偿吗？且先不说她同意不同意，单是年龄，就会让她很尴尬的。再说两人偶尔在一起能互相敬重，感到很能谈得来，一旦进入柴米油盐的夫妻生活，会有矛盾吗？也许到那时矛盾更大，因为毕竟可以说是两代人。而她没有稳定的工作，自己曾想着帮助她，县上不断有外县人来各单位上班，听说还有初中没毕业的外县人也被他们的乡党县长安排了。但是细想，自己有这个能力帮刘莹一把吗？没有。既然自己对她不会有任何帮助，又给不了她名分，为什么要伤害她呢？而且因为血站制造的艾滋病事件，更进一步伤害了她。让他感到万幸的是虚惊一场，如果真是自己不慎或妻子从什么地方得了这病，自己再传染给她，那么自己该有千刀万剐之罪，到死也不会良心安宁的。
夫妻两人一连十多天都互不理睬，回到家里如同陌生路人。杨龙章也不管她每天是怎么吃饭的。他每天早上上班前在街道顺路吃些早餐，后来他买了提到办公室去吃。中午他便到饭店吃饭，饭后需要午睡便回家，不需要午睡便到办公室里看书。这段时间，他买了一本《三国演义》来看，似乎特别喜欢。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自己上大学时，在学校读过的一篇小说。他虽不爱好文学，但记忆力倒还不错，面对自己的处境突然想起来了。
他努力回忆，似乎在《人民文学》上，题目记得很清楚：《请原谅我》，作者也许叫张弦。内容说两口子恩爱，男人在事业的巅峰时突然查出有癌症，而且到了晚期，住院手术前，男人想自己也许将不久于人世，向女人坦白自己曾有过的一次出轨，女人原谅了他，两人度过了新婚之夜后最甜蜜的一夜。住院后经过详细检查，原来是误诊，高高兴兴回家，女人却提出和他分手。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类似的一幕却发生在自己身上。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无情地捉弄了他。
他又一次愤恨起市中心血站的那人和站长来。总喊着闹血荒，血库告急。像这样的工作态度，血库不告急才怪呢。该让那人和站长出一次事故，弄个腿折胳膊断的，没有血可输，让他们试试。这些人把持这样的部门真是祸国殃民。
而这几天向别人一打听，那个血站的站长为啥那样牛气？因为人家家里还开着一个诊所。人家干的总是别人求上门的事，让别人长时间宠着，牛气哄哄的毛病是别人给惯出来的。
然而愤恨归愤恨，骂人、打人甚至杀人他都想过，但是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这样做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该受的伤害自己已经受过了，即使像那个讲道理的常站长说的那样来登门给自己道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多用些国家的汽油，让他们出门看看风景，花些国家的钱。让县城的人知道自己被误诊为艾滋病，被掐头去尾的人传来传去，会让别人以为杨龙章真有艾滋病的。
这些天里，他不由自主地想了很多。经过这次折腾，似乎把生命看透了。生死是多么相近的一件事，似乎近在咫尺。他这会儿常想：生，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似乎什么也没有做成。刚当副县长那会儿沾沾自喜。即使当个市长，又能怎么样呢？曹操南征北战，多少无辜的生命在战争中消失？死后曹丕称帝，风雨飘摇勉强四十五年就被司马家族夺走。难怪乎罗贯中写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而更让他觉得怀念的，并不是铜雀台、前赤壁，而是《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
他又不由自主地想起本地先贤皇甫谧。
皇甫谧少年时期并未好好读书，属不思进取之类，后来在叔母的教育下发奋读书，被称为“书淫”。之后学业大进，虽享有盛名，但他不慕仕途，恃才傲俗，虽屡召而不从，于独善中兼济天下，赢得世人敬仰。以读书著作为终生追求，潜心向道。在医学、文学、史学等领域成绩卓然，自成一家。每当想起皇甫谧，想起自己在众多的场面赔着笑脸，说着虚假又言不由衷的官场套话，整天游走于各类琐事之中，就感到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
在许多个满桌珍馐的酒宴上，看到个个道貌岸然保养极好的脸膛，于觥筹交错间几千元上万元就消失了，他会想起那些为花一元两元钱而考虑再三的贫困农民来，更会想起一位老人，这一切使他心中很是不安。
这位老人叫张忠泉，他是江苏盐城建筑总公司的退休工人。他一生省吃俭用，把积蓄几乎全部捐给灾区或需要救助的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捐钱救贫，古稀之年以拾破烂为生，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但他还是一次性捐出了十万元。他崇高的品德与那些挥霍浪费为官必贪的“成功人士”形成极大的反差。
这一切都使杨龙章感到心中难以平静，他脑中不断出现的是先贤和这些品德尚的人，他越来越觉得这几十年没有找准人生的坐标。
江山虽好，竟为他人所夺；餐餐珍馐，即刻化作粪土；家藏万贯，皆是身外之物；容颜美丑，终是累累白骨；唯有文章与良知，与生命同在，与日月争辉。
而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已经有些动摇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