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安和的小儿子柳文涛和哥哥不同，他性格随和，热情开朗，而且和什么人也能混到一起去。前些年镇上来了家马戏团，柳文涛给帮着看场子，联系马吃的青饲料。后来马戏团走的时候他也跟着走了。一年多时间以后他回来了，穿着西装，打着猩红的领带，而且头发也染了，还将头发剪成鸡冠状，上面的一撮染成黄色，走起路来那撮黄色的头发一晃一晃，跟公鸡差不多。而且他见人就散发名片，喷香的烫金名片上印着：“中国北方杂技马戏团总经理、新世纪摇滚乐团团长柳文涛。”还有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机构，也印在一起，他依旧是这些大得吓人的机构的头头脑脑。这些名片被许多人珍藏起来，有人去拨打上面的电话，不是空号就是无法接通。后来人们再次见到他，却是在县上的一家保险公司当业务员，见人就推销他的保险业务。一身深蓝色的西装，白衫衣领子很是醒目。不是白的醒目，就是被脖子弄脏了醒目。领带依旧是红红的，见人满脸堆笑，首先是很亲切很夸张地握手。不到两年时间，皇甫镇街头的电线杆、墙头常贴小广告的地方，贴了许多张盖着保险公司大红公章的声明，上面印着自某年某月某日起，柳文涛已被我公司解除一切关系，自此日起，柳文涛的所作所为，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声明等。而此后，他时而在发往市里的客车上卖票，时而跟着大货车跑运输，时而跟着民间的小乐团打鼓敲锣，偶尔还当当司仪。最近几年，他更多的是坐在麻将馆里打麻将。柳安和对他越来越失望了，失望的程度不亚于对他的哥哥柳文衡。
柳安和的老婆吴改娥去世时，柳安和没有在家。等他到家时，老婆已气绝身亡。村上的医生根据柳文涛的描述，推断为脑溢血或心肌梗死。但他在查看老婆尸体时，发现头部有伤，但根据伤口大小和形状，不是打击伤。问当时在家的柳文涛，柳文涛说是摔倒时碰到桌子角上。柳安和看看也像，后来又想，即使自己不相信，要弄清楚就要报案，而报案后警察一来，全村就会传遍各种流言蜚语，人们会做出各种猜测，即使有问题，责任人也一定是儿子文涛。抓去以后，留下女人娃娃怎么办？而没有问题的话，不是自找麻烦惹人耻笑吗？不管真相如何，这个场难收，想想也就算了。后来在柳文涛两口子吵架时他终于听出了原因。原来那天两口子吵架，老婆子吴改娥去劝架，两口子谁也不示弱，还动起手来了，吴改娥拉架时已经气得摇摇摆摆，被柳文涛一推，站立不稳，倒下去的时候摔到桌子上。到村上的医生来时已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两个多小时后便死去了。
柳安和搞清楚这件事已经是一年后了。他虽然痛恨儿子，但也无可奈何。更可气的是从去年秋季开始，柳文涛也许已经落魄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他弄到几个汽车上的旧电瓶和几盘细铁丝，每到下午天擦黑，便到沟里或野地里去把这些铁丝散开，用一尺多长的竹棍插到地上，把铁丝用竹棍张起来，使铁丝距离地面六七寸的样子，然后把铁丝的两头接到电瓶上，电瓶经过改装之后，传到铁丝上的电压在瞬间可达到几千伏上万伏。夜里野兔一类的动物一旦碰到铁丝网上，便会立即被电流击倒在地，马上毙命。柳文涛每天晚上要安装好几处，或在山间，或在沟边的地头，自己拿充电手电筒来回检查。有时候一夜会击倒十多个，每个野兔可以卖十多块钱。柳文涛往往在清晨收起铁丝网，骑摩托车把收获的猎物带到收购处交售，之后便让蓄电瓶充电，自己吃饭后找个地方倒头睡觉，晚上再出去撒网。
柳安和得知儿子做这杀生害命的事之后，心中很是不安。一天，柳文涛把一只兔子拿回家孝敬他时，柳安和说：“提走，赶紧提到外面，不要让我看到。”
柳文涛便提到房子外面。这时柳安和问儿子：“我问你，当一天小工多少钱？”
柳文涛原想父亲也许会非常高兴地接受，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拿走。听到父亲问他当小工一天多少钱，便说：“四十块，我没当过，听说是这个价钱。”
柳安和当然说不出杨清奇的“养个叫驴配种去”的狠话，他说不出，更重要的是他想不到。柳安和说：“你杀生害命的，做这屠夫干的事，不如到工地上去当小工，这样挣来的钱用着也踏实，也不用你半夜三更地一个人在山上跑。那东西我听说能打死人哩，自己不注意碰到上面，也会要了命的。”
柳文涛说：“不要紧，我穿着长筒雨靴，绝缘的，不碍事。”
柳安和说：“我听说有人早上收得迟了，有进山放羊的人碰到了，打死了人，赔了十几万元哩。啥事不该干？要干这种事？实在不行，要饭也比这事好，最起码不会伤害到他人。”
柳文涛见父亲说得难听，转身要走，柳安和说：“把你的东西提上，以后不要往回拿这些东西。”
柳文涛说：“你不是吃肉哩么？”
“我吃的是别人弄死以后我买下的。我一辈子连鸡也没有杀过，你不要往回拿这些东西。”
柳文涛便提走了。
但柳文涛给柳安和留下的阴影和恐惧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他一方面因为儿子的残害生灵而不安，更怕有人不慎触电而亡。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不但会造成经济上的极大负担，而且还要承担法律责任，而道德和良心的谴责能用物质衡量吗？
惶恐不安中，他想到派出所报案，让派出所出面管一管这些偷猎者。但又一想，如果报了案，拘留或者罚款是少不了的。而且柳文涛一旦知道是父亲举报的，父子间肯定反目成仇。还好，到初冬了，狩猎季节结束，没有出什么事，这才使他紧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长出了一口气。
然而，更让他颜面扫地无地自容的事还在后面。初冬的一天，他从一户人家丧事上行完礼回来，从镇上街道走过时，街道上卖羊肉泡馍的老袁坐在他的泡馍馆门口晒太阳。因为前不久柳安和在老袁的婶子葬礼上行过礼，由于祭文写得好，老袁对柳安和非常敬重，加之先前就认识，所以老袁见柳安和走过，便格外客气地招呼他来坐坐。
柳安和原想到街道那头等回杨柳的顺车回家，见老袁很热情地招呼他，便走过去，坐在老袁坐着的长凳子上，两个人很客气地说着话。
坐在紧靠门口的柳安和无意间向泡馍馆里面一望，见儿子柳文涛正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碗羊肉泡馍。这会儿早过了吃饭时间，也许他才吃早饭哩。刚想和儿子打个招呼，问他怎么这会儿才吃早饭。在这一瞬间，正吞咽的柳文涛一抬头也望见了他，脸上露出尴尬之色，之后便又低下头去，继续吃饭。
柳安和的心中很是不痛快。儿子不争气，他是知道的。也许是顾忌父亲的面子，他既然这会儿不打招呼，也许有不打的原因，柳安和索性也不理他，继续和老袁说话。
一会儿，柳文涛吃完出来了。柳文涛给老袁递了一支烟，顺便也给了柳安和一支，两个人接了烟都没有说话。这时柳文涛对老袁说：“原话。”随意中暗藏着企求的成分，而且从脸上也能看出来。“原话”在皇甫方言中有多层意思，主要意思为：原来怎样说（做），现在就怎样说（做），是心照不暄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没有见儿子开饭钱，这会儿又说出这话来，他想一定是在这里欠饭钱了，让老袁像往常一样继续记账。
果然如他想的一样，柳文涛说完便逃也似的走了。毕竟他对父亲还有一些恐惧，而且他害怕老袁当着父亲的面不给他面子，那样他将会更尴尬。这时老袁望着柳文涛的背影对他说：“这是咱镇上杨郭庄的一个败家子，整天不务正业。我听说前些年招摇撞骗，啥日驴事都干过，日了一地的黄花，把猴耍尽了，就是没挣到钱。这几年没球事干了，大多数时间在街道麻将馆里打麻将赌博，时常背一屁股债，人家叫他‘精鸡’。经常到我这里来吃饭，有钱了不但吃羊肉泡馍，还要菜要酒，没钱了吃饭便叫我记账。有好几次我都觉着欠给他跟丢了一样，心里打了豁账，想着权当打发了二球叫花子，二球叫花子总得人养着。但后来他居然来开了欠账。前一晌经常提着电打的野兔来要卖给我，我不要，他便要拿野兔换饭吃。我看着小伙子可怜，便给他换了。这两天可能过烂包了，球势了，没法子混了，又到我这里来欠着吃饭。你来欠，我也有我的办法，该切五片肉，我给他切三片，他总有一天要来开帐的，过了初一他还能过了十五？……”
老袁有些兴奋地说着，柳安和感到脸上像发烧了一样滚烫，似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抡起的巴掌一样扇到他的脸上，到后来他感到整个头都大了，耳朵也嗡嗡作响，似乎整个头部都肿胀了。他不知道老袁是怎样结束和他的谈话的，他也不知道那天是怎样从众目睽睽的皇甫街道走过的，这是他人生中最蒙羞的一天。
回家以后，他病倒了，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星期。思前想后，他不知道那天老袁是真不知道他们的父子关系？还是在故意臊他的面皮？他想着那次在老袁家的丧事上是否有做得不适当的地方，是否得罪了老袁？他翻来覆去就是想不出有任何一个可以引起别人反感的细节。而他和老袁也没有过多的交往，仅有的几次老袁也显得特别客气。排除这些因素之后，他觉得是老袁在无意向他讲述一个败家子的故事。老袁无意，但自己却比人当街泼了屎尿还感到颜面扫地。正躺在床上的第五天，一块行礼的武老师打电话约他到另一处事上行礼，他便推说感冒了去不了。一连几次别人约他，他都没有去。后来几位老师来找他，问是不是他们几位有做得不恰当的地方？柳安和无奈，只得说出实情，并且向他们几位郑重宣布：咱穿着长衫给人家当先生念祭文，作孔圣人的门徒，但儿子却干着羞先人的事情。儿子这样在背后揭他的脸皮，他还有何面目在别人面前充先生呢？从此不再行礼作祭文走村串乡。
先生们知道原委之后当然劝他不要跟小人计较，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活法。但柳安和主意已定，决不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了。
杨龙章听完柳安和的叙述，也说不上话来。
收假之前，杨龙章参加了柳安仁老婆姚淑娥的葬礼。葬礼简单但不失隆重。杨龙章之所以没有回城，而是坚持参加完这个葬礼，他觉得是自己对柳安仁的一种尊重和安慰。这些年，人们越来越在乎谁家的什么事上来了个什么大人物，农村人也不例外。杨龙章虽然知道自己既不代表哪个组织和部门，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明白自己也只能尽这点力了。
柳安仁自始至终都在人前人后奔忙，招呼客人，安排客人入席，到墓地察看墓穴。出出进进，更显得苍老和可怜。而他的衣着也令人心酸，旧棉祆上套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肩上还补着补丁。裤子也很旧，而且显得宽大臃肿，不是很合体。脚上是一双破棉鞋，手工做的那种。和别人的新棉衣、新裤子、厚皮鞋相比，他更显得落魄和恓惶，似乎像一个要饭的。而且眼角流着浑浊的泪水，胡子花白更显得杂乱无章。这一切，无不显示着衰败与没落。
杨龙章还见到了柳安仁两个出嫁的女儿。他的大女儿柳丽萍早年在县城饮食服务公司当服务员，后来跟了一个干部子弟的工人，当时很是让杨柳人羡慕。后来两人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下岗，日子也很平淡。两口子做着小生意，供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上学，日子也很紧巴。但听说那两个孩子学习很好，一个上了国内著名的大学准备考研，一个正上高中，据估计上重点大学没问题。
柳安仁的二女儿柳丽蓉比杨龙章小两岁，当年是杨柳继杨龙章之后的第二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外县一所中学教书，对象也是教师，日子平静。
杨龙章原来曾想着柳安仁的两个女儿能否帮他一把，或许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见到俩姐妹之后他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都是普通人家，没有特别的收入，在物价一天一个样子的今天，能不让父母牵挂已经是尽到孝道了。杨龙章想起农村的一句俗语：女养不了娘，灰打不了墙。的确，想依靠亲戚是靠不住的，日子还得自己过。
杨龙章也见到了躺在床上的柳建安。面色苍白，一副病态。所幸的是去年经过县残联牵头，国内某慈善企业给捐助了一辆轮椅，可以使他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呼吸一阵新鲜的空气。
而且杨龙章也注意到有一个年轻的、二十出头的并没有穿白戴孝的姑娘。起初他以为是哪个亲戚家的，后来和柳丽萍说话时才了解到，那个姑娘是柳安仁的孙女，名字叫柳梅。姑娘这些年在外面打工，这次奶奶去世了才回来，而且还带回来一个小伙子，说是她的对象，据说要马上结婚了。
杨龙章见到那个小伙子了，人长得不错，忙出忙进的，不太说话，但一张嘴即流露出一口的南方口音。这些年外出打工的多了，许多本地小伙子和姑娘们出门几年便会说着外地话回家，从衣着上根本分不清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许多青年人杨龙章根本就不认识。
晚上回到家里，杨龙章忍不住又和父亲说起柳安仁家里的情况。杨清奇沉思许久之后说：“那门人完了。现有的这些人死光之后就完了。唯一的希望是给那个女子招个上门女婿。”
杨龙章对父亲哲人口吻似的论断有些反感。他原想父亲或许能说出什么帮助那家人的办法来，但对父亲的话也不好太批驳，停了一会儿说：“那个女子也是柳家人么。再说，都啥时代了？还说这些话？谁能保证自己的后代永远传下去？我常想，咱队里的那座叫王家山的山，原来也许住着姓王的人家，如今这方圆数里没有一户王姓人家，身后的事谁能管多久？”
杨清奇有些惊讶儿子今天和他说话的口气。好些年了，儿子在自己面前很温顺，说话总是顺着自己的意思，即使意见不和，他大多也会选择不再讨论，而是说别的事，今天竟然当面反驳他。
“传不下去也有可能，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杨清奇说。
杨龙章惊讶父亲竟然有如此愚昧的想法，他以前没有感觉到，也许是因为杨勇是男孩的原因，父亲的这种思想没有表现的机会。
“如果全国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那么计划生育就没法搞了。”杨龙章说。
杨清奇有些不认识似的望着儿子，后来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父子俩的论战由此结束。他不想为这些无所谓的闲事争论起来影响两个人的父子之情。
柳安仁老婆的丧事，再次使得柳安仁一家到了杨柳村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在茶余饭后总是谈论着柳安仁家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做出种种有先见之明或事后诸葛式的评判。而有人更是窃窃私语，说柳安仁把脉气外流了，流到刘德禄家，刘德禄的孙子刘金城就是柳安仁的种。
这些话，杨清奇当然也听到了。而由此引申的另一种议论，也在后面悄悄流传，但却传不到他的耳朵里去。有人说刘金城是杨清奇死去的儿子杨金玉的种。杨金玉当年何等聪明伶俐，而且杨家脉气重，出了一个县长哩！
也有人想到了杨清奇想到的问题，他们也在后面替柳安仁操心，以显示自己的智足多谋。
这天下午，杨清奇到村子东面的一个大院里看人们准备耍社火。几个人又说起柳安仁家的事，杨清奇说：“给那女子招个女婿，这一家人还凑合着就过下去了，用不了十来年就会把日子过到人前面。”
正在装扮彩色脸子的柳文衡说：“女子？女子早把女婿找好了，说不定把娃已经生下了。如果不是老婆死了，她正月里就要结婚哩。”
柳文衡从小爱耍社火，每年正月里，他都要回村扮演角色。
杨清奇一愣，他没有想到柳文衡的口气这样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听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他顾不上柳文衡的态度。柳文衡的态度好坏无关宏旨，再说他也知道那是怎样一个人。呆了片刻，原来想看社火的心情荡然无存，后来慢慢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老婆王菊香坐在热炕上看电视，见他回来了，便说：“叫你不要去了，天气冷，你饭碗一丢就走了，心热地跟娃娃一样。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看到社火了吗？”
杨清奇说：“不要说那些用不上的闲话了。我不想看社火了。”
老婆说：“是不是病了？哪儿不舒服？”
杨清奇说：“好着哩，外面冷得很，我趁咱这热炕哩。”
王菊香笑了：“就是嘛，社火有啥看头？能有电视节目好看？”
杨清奇靠着被子躺着，一边吸着烟，一边想着柳安仁家的情况。柳安仁死了一个儿子，自己也死了一个儿子。如今他的孙子又出了事半死不活的，而他的孙子出事，也是在自己把那包东西送给他之后发生的。而且人们都谣传刘占魁把柳安仁的东西全部骗走了之后，刘占魁的孙子也得了白血病，居然很快就死掉了。
想起这一系列往事，杨清奇的心中更加不安。这一切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一时贪心，也许就不会发生。他想起皇甫人常说的一句话：“谁的头也没有让铁箍着。”说的意思是谁也保不住自己永远不出事，永远比别人强。自己虽然当时如获至宝，但如果不及时撒手，儿子能当县长吗？这些年大官一个接一个倒台，难道没倒台的都是好人？他该怎样做才能保佑儿子呢？而且孙子从监狱出来是不是会改邪归正、学为好人？
整整一夜，杨清奇无法入眠，想到这么多瞎瞎事的出现，他愈加后悔当时自己的贪心。他想起杨柳人骂人的一句话：“你把坏事做得那么多，就不怕死到五黄六月里？”真的，他有些害怕了，倒不是怕死到六月里臭了，如今科技发达了，有冰棺冷冻着臭不了。他想着多做些善事，保佑身在官场的儿子和远嫁的女儿。
终于，他下定决心，为他心底始终亲热不起来的柳安仁再操一次心。
第二天中午，他拿了一盒儿子在正月里回家时拿回来的黑兰州烟，去找柳安仁。
柳安仁满脸杂乱如柴的花白胡须，眼角红红地流着泪水，像叫花子一样独自一人蹲在自家门前场里的麦草垛下晒太阳，屁股下垫着麦草，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是个叫花子。
见面后，杨清奇掏出纸烟，抽出一支给柳安仁。柳安仁扬了一下手中的短杆烟锅说：“抽着哩，这个有劲，过瘾。”
杨清奇说：“我知道。平时我也抽旱烟，自己炮制的，抽起来舒服过瘾，就是出门不方便。”
两个人一边拉着闲话。杨清奇从麦草垛上撕下一大把麦草，在地上铺好，这才坐上去。这一切让他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八十年代之前，每天穿着破旧的衣服劳动，随便就地坐下就开始抽烟休息。而陌生是因为近二十年来，他几乎没有用麦草垫屁股就地坐了。虽说人老了不讲究，但这几年活儿少了，衣服上平时很少粘土，这样坐着总显得有些窝塌。
两人并排坐着，一边抽着烟，一边说着前几天安葬姚淑娥的事，并且把烟灰随时用鞋底踩灭，以防失火。
杨清奇说：“咱两个一辈子了，我今年七十一了，你好像比我大七岁。”
柳安仁说：“就是，今年七十八了，也早该死了，罪孽没满，还死不了。”
杨清奇说：“说一句话，你不要见外。孙子的病怎样？恢复得好吗？”
柳安仁说：“好啥哩？钱也不值钱了，这几年把几万元搭里面了，也不见好转，只维持着，我看是想彻底好起来的希望不大。”
“给娃娶得下媳妇吗？差些的也行，只要能娶个媳妇儿，啥事都好说。”杨清奇故意这样说，因为他知道，给柳建安想娶媳妇，简直是白日做梦。
遇别人柳安仁早发火了，这不明摆着糟蹋人吗？但看到杨清奇关切的态度，以及他们父子这次在丧事上的表现，他忍住心中滋生的火气说：“娶啥哩？谁家女子跟整天在炕上躺着的？”
杨清奇这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来：“既然这样，你就要早做打算，遇别人我不会操这份心的。咱俩磕磕碰碰一辈子，眼看都快要入土的人了，我看着你的事心急。”看柳安仁一本正经地望着自己，杨清奇继续说：“孙女长大了，也到了结婚的年龄，给娃趁早招个上门女婿，把啥大事都就解决了。以后孙子即使好些了，娶了媳妇，两家各修一院庄子，也行么。”
杨清奇说完压在心底好久的高见，像对主子献了良计的谋臣一样，等着主子的肯定和奖赏。但是好久了，柳安仁没有吭声，依旧不声不响地吸着烟锅里的旱烟。
杨清奇热脸遇了个冷屁股，但他既然诚心实意给柳安仁献计来了，总想得到对方的赏识。抽掉半支烟以后，杨清奇再次说：“到了这年龄上了，把能安顿的后事安顿好了才放心。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咋不心急呢？”
好久，柳安仁才慢腾腾地说：“心急顶啥用？有些事由事不由人。”
杨清奇不再吱声，默默地想心事。的确，柳安仁事事不顺，的确是由事不由人。如果小儿子活着，他近八十的人了能事事亲为吗？如果柳建安不出事，也另是一种景象。穷虽穷些，但有奔头的，如今连奔头也没有了。
两个人沉默了好久，各顾各地吸着烟。突然，柳安仁说：“你说的主意的确是不错，是没办法的办法，但问题是孙女把女婿找下了，原来打算过完年去男方那里结婚哩，这事如今恐怕不好弄。”
杨清奇说：“也没啥不好弄的，说难听点，结了婚都能离。只要娃没有做绝育手术，生下的娃儿还不是你们家的？再说，以前有人家没有男娃，还抱养别人家的哩。即使是绝育手术做了，过几年抱回来个娃，儿子娃更好，就说是咱女子生的，谁化验来不是咱娃生的？谁胡说咱还到他的嘴上扇巴掌哩，不是就把这门人开了？一盘死棋也就活了！””
柳安仁说：“你说的也是，但关键是女子要配合哩。这女子这些年逛野了，我估计这事难办着哩。再加上炕上睡着一个病人，家里又没有钱，恐怕咱娃首先不答应。”
“你先跟娃好好说说，人是听话的么，哪个人能不听话？你把道理说清了，娃同意了更好，不同意咱也死了那份心，最起码心里不后悔。”
柳安仁一边用热烟锅头抵在眼窝上暖眼睛，一边心里想：人听话哩你不会让孙子好好念书，长大当县长当省长，为啥要偷人进监狱？你跟孙子是远得划不来？但嘴上却说：“你的主意是好主意，只是恐怕行不通。”
杨清奇说：“不借米了总不会挡升子吧？谁的话娃能听进去让谁去跟娃说。”
晚上，柳安仁思索再三，觉得杨清奇说的话有道理。这几年，只想着给孙子治病，钱倒花了不少。花完家里的还让孙女出门挣钱，钱没挣到多少，倒把娃逛野了。如果早想到这一点，就不会放柳梅出门了。真正在一棵树上往死里吊哩……唉，日能了一辈子，在大事上真正把土从窑后垴担出来了。他又想起杨清奇说过的话：把土从窑后垴担出来的这号事都是日能人弄下的……
第二天一早，柳安仁便把儿子柳鸣凤和媳妇叫到他住的房子里来，说了他的打算。柳鸣凤张张嘴，想说什么倒没有说出来。儿媳说：“这娃恐怕不上咱的门，我听说他家就他一个，是独生子。”
柳安仁说：“这个不行了咱另招别的。”
儿媳说：“两个人在小厦屋睡到现在还没起来，每天早上饭做熟了叫好几遍才起来。回来十多天把我给建安买的卫生纸用了好几卷，我说你们用得太费自己去买，梅梅还不高兴。要不你跟梅梅说说看，只要她能离开这个娃，啥事都好说。”
柳安仁只得说：“好，我和梅梅说。”
到中午了，柳安仁看到柳梅在院子里走动，便说：“梅梅，你进来，爷跟你说话。”
柳梅说：“啥话？”说着进了柳安仁住的房里。柳安仁看到那个小伙子跟在后面要进来，便对他说：“你先在厦屋等一会儿，我跟梅梅说几句话。”
小伙子伸进门的腿又收了回去。柳安仁关上房门，柳梅说：“干啥呀弄得这么神秘兮兮的？”
柳安仁说：“你不跟这个小伙子行不行？”
柳梅眼睛一翻说：“你说啥？”
柳安仁说：“梅梅，你看你哥如今躺在炕上起不来，娶媳妇是没希望了。娶不了媳妇，咱柳家这门人就完了。你能不能跟这小伙子散伙了，爷给你另找一个，招到咱家来，把咱家这门人传下去？”
柳梅大声说：“说的啥话嘛？想让我一辈子待在这个穷地方？不行！我明天就走！”
柳安仁说：“不是不要你出门，爷是说给你招个人，上咱的户口簿，生的娃姓柳。出门打工是另外一回事。”
柳梅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为啥总在我身上打主意？”说着出了房门。
柳安仁长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