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人和又一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在赶集摆摊卖衣服的同时，杨人和当上了杨柳一队的队长，他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摆地摊做生意上，只有在上面布置了平田整地，植树造林等活儿时，才停下生意带领社员去干活儿。他本人基本不劳动，到了工地上，他把活儿一分配，便站在远处点上一支烟，悠闲自得地吸起来。他不干活儿，但他不愁活儿干不好。别的生产队工分日值是三元钱，杨柳一队的他定为五元。这样一来，你干一天活儿，挣的义务工在决算时少出五元，这和挣五元现金没有多大区别。而你当小工，一天下来根本挣不到五元钱。所以只要有活儿，杨人和一叫，社员们都非常踊跃地来了，根本不愁活儿没人干，这就是杨人和的办法。他常说：“只要办法好，没有不听话的社员。”
尽管许多人家凡有挣义务工的时机都去了，但年终还是少不了出钱。出了钱还要庆幸：如果不去干活的话，出的钱不知道有多少哩。
杨清奇在杨人和将义务工的价码升高以后，就明白了他的真实意图。杨清奇说：“工分弄得这么大，以后义务工少的人家光义务工一样出好几百块钱，拿啥交哩？”杨人和说：“大家的驴大家骑。出的出，得的得。义务工日值太低，上面派的活儿完不成。再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符合党的政策。”杨清奇听他这么说，便不再说什么。心想自己如今仅种三口人的地，即使出钱也不会出多少的。再说自己还跟着做义务活儿，咱也划不来得罪人。
杨人和成为大家的议论焦点，不是因为他当了队长，也不是因为他摆摊卖衣服，而是因为他在街上办了一个舞厅。
供销社大院里有一栋房子，三间大，中间没墙。杨人和经过和杨清贤沟通，租下了这三间房子，经过粉刷和简单装修，在这里开了一个舞厅。杨清贤又把供销社过去做厨房的一间房子给了他，杨人和重新抹了墙面，并将烟熏得漆黑的房顶做了顶棚，打扮一新，作为自己临时的住处，并且可以存放衣服。每天集散了，收摊之后他就把衣服拉到这里来，顺便在这里做饭。到天色昏暗，夜幕降临，他打开电源，霓虹灯闪烁，舞曲狂放震耳欲聋，便开始有人来这里跳舞。杨人和定的票价很低，男人每人一元，女人不要钱。
舞厅陈设简单。四周靠墙是一排木条做的椅子，没有桌子也没有茶几，舞厅里也没有饮料啤酒，如果有谁要买什么东西，供销社大门外旁边的商店里有，而且种类齐全，应有尽有。
供销社的商店也基本私营化。改革开放以来，供销社逐步失去了独家经营的霸主地位，街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商店。这些小商店为了和供销社竞争顾客，便采取了灵活的价格。有人买东西让店主便宜，店主为了不让顾客流失，便适当的让利销售，这一点是供销社无法相比的。这样一来，供销社的生意便开始逐渐滑落。这些年不但没有再招收新的员工，而且年老的有人退休，有人觉得挣钱太少自动离职去做别的。供销社主任杨清贤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于是自家承包了地点最好的三间早晚门市部。并且全天营业，打破了按时开门按时关门的传统习惯，和儿媳妇吴佩兰两人经营着。这边是红红火火，日渐兴隆，旁边另几个营业员承包的大商店却矛盾百出，生意日渐清淡。在经营了一年多以后，由于内部不和，终于关了门。杨清贤不但承包了早晚门市部，而且以供销社的名义卖化肥农药种子。农药和种子都销量不大，但一到春播和秋播季节，化肥的销量却很大，而且是独家生意。这时杨清贤让已退休回家的老罗和老张来帮忙，一人收款开票，一人发货。销售旺季一过，便发了工钱打发两人回家。有人根据开出的票是白条断定，杨清贤的化肥大部分是不入账的，因而推测他每年光凭卖化肥一样就可以赚不少钱。
杨人和每天晚上营业到十二点结束，这时候杨清贤关掉商店门，等着关供销社的大铁门，舞兴还没有散去的青年人便恋恋不舍地走了，杨人和对他们说：“明晚再来。”
然而时间不长，媳妇吴月梅就找到了杨人和的舞厅。这天晚上，她趁着同村的柳文衡两口子、刘永旺几个去跳舞的时候，骑着自行车一起来到街上。进了舞厅，吴月梅看到杨人和正在和两个年轻媳妇头凑在一块说笑，便不由得心中不快。别人都开始跳舞，她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杨人和倚在门口收钱，后来没人了他关上门来到里边，看到吴月梅一脸的不高兴，便说：“来，咱们两个跳个舞。”吴月梅并没有站起来。震耳欲聋的舞曲中，他似乎听见吴月梅说：“我不会跳，谁会跳你跟谁跳。”
白色的灯光划过吴月梅的脸，杨人和看到她的脸色似乎有些阴沉，一赌气便转身走了。
散场了，吴月梅眼看着同村的柳文衡他们骑着自行车离开，她左右为难，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回去吧，她已经有好些天没有见到杨人和，今晚来之前心中隐约有一种企盼，想和他在一起。而不回去吧，杨人和并没有挽留自己。自己生了气，他似乎更委屈。犹豫不决的时候，柳文衡他们已经骑自行车走了。一个人在夜里十二点以后回去，她还有些害怕。
无奈之下，她站在门口，看着杨人和关了灯，锁好门，便在他身后推着自行车来到后面的住处。天空漆黑一团，像黑色的大幕捂下来一样，黑得严严实实，院子中几乎没有灯光，在这个陌生的院子里，她似乎感觉有些害怕。
杨人和在前面开了门，进屋开了灯，也没有叫她进去。吴月梅是个极要面子的女人，跟着到了房子门口，她不想主动和他说话，便站在门口，等着丈夫叫她，或者是主动跟她说话。自己不声不响地跟到后面来，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妥协，她希望丈夫能主动和好。
然而杨人和进了屋，既没有关门将她拒之门外，也没有主动喊她进来，而是径直走到桌前，给自己的杯子里倒上一杯水，端着喝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吴月梅心里的怒火突兀的增加了，她后悔自己今晚到这里来，也后悔当时没有跟村里人一块回去。但这种后悔一瞬即逝，变成满腔怒火发泄出来：“你多少时间没有回家了？这个家里你还管不管了？我知道你在外边逛得心野了，心里没有我们母子了，要哩还是不要，你趁早给我们母子一句话，不要了就早说，这样藏着掖着不理不睬的干啥哩？……”一阵痛快淋漓的责骂如同冷水般泼向杨人和。
杨人和停下喝水，但杯子依然在手中端着，他冷眼看着尽情发挥上纲上线将威风用到极致的女人。他知道女人的性格，温柔的时候像一只绵羊，而暴怒的时候则像一只母狼，除了凶狠，更多的是霸道不讲理。
看到女人发泄得差不多了，杨人和说：“啥事就啥事，绕这么多弯子干啥？不要头上的病到脚上看。”
“我啥事？你说我来啥事？我能有啥事？你把你自己的事说，你为啥不理我？”女人说着冲进屋来，往杨人和面前蹿。
杨人和本想就此打住，但女人是从不认错的一个人，如果一开始错了，她就会一错到底，坚持错下去的，要叫她理屈词穷认错罢休，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而见好就收鸣金收兵，须得杨人和首先认错并露出笑脸，除此之外是不可能的。
看着声嘶底里不见对方投降决不罢休的女人，杨人和仿佛看到一只好斗的公鸡在自己眼前跳跃，而且丑陋极了。女人瘦弱，平日里时常无精打采，但此时，仿佛充满了充沛的精力，有着无限的能量等待释放，他不由得仇恨起来。
“滚出去！深更半夜在这里嚷啥哩？我不吱声还把你给哄起来了，滚出外边去！”杨人和发怒了，对着女人吼。
“滚哪里去？你给我说，你给我说滚哪里去？……”女人开始带着哭腔，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爱滚哪里滚哪里，你以为我软弱，还由了你了不成？”杨人和说着向门口移动，女人紧依着他，并做着打架的准备。到了门口，杨人和猛地一推，并且快速把门关上，将哭声、骂声关到门外边去。
“狗日的像吃了原子弹一样，想干啥哩？”杨人和插上门上的插销，恨恨地骂。
里面的光线将身子缩小拉长，通过门板缝儿，窗户玻璃挤向外面。而哭声骂声从更多的看得见看不见的缝隙中挤进来，拼命地钻进杨人和的耳朵，使他不堪忍受。女人用拳头砸门，用脚踢门，声音一阵高过一阵。
杨人和正想开门去骂，他听见有人大声说：“为啥事不行这样半夜三更的吵闹？没看都啥时候了，这里是个单位不是私人家里，像你们这样闹腾，乡政府的人也被你们吵醒了……”杨人和听声音，是杨清贤。正要开门的时候，杨清贤问：“里面有人吗？”
杨人和开了门，灯光洒向门外。杨清贤进了屋子说：“有啥嚷的？不要嚷了，早点睡。”说着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灯光下的吴月梅。吴月梅不哭了，也不骂了，但没有进屋来，仍站在门口。
杨清贤见两人都不再争吵，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进屋去，外面太黑。不要嚷了，要注意影响。”说着走了。
杨人和走到床边坐下，他等女人进来。而吴月梅依旧站在门口，像雕像一般一动不动。两个人依旧僵持着，都等着对方主动开口。
杨人和点上一支烟抽起来。说真的，在这一刻，他没有了对她的怜悯，更多了几分憎恶。
一支烟抽完了，又一支烟抽完了，等第三支烟已经抽得只剩下很短一截，杨人和狠狠地把烟屁股摔到地上，站起身来，到外边去拉女人进来。在这一刻，他下了很大的决心。
女人看到男人拉她，坚持了起来，不让杨人和拉。杨人和说：“进去。”女人说：“你恨得想摔死我哩。”
杨人和知道女人说对了。她从他摔烟屁股的动作看出他心里有一股狠劲。“我恨你干啥？我要恨就恨自己哩。”杨人和说。这一刻他知道自己很违心，不由得抬头看了一下天空。
天空黑暗如同一口大锅扣在大地上，星星如同粘在锅底上的白芝麻，看着清楚但没有亮光。周围什么也看不见，这一瞬间，杨人和产生了阴森森的感觉。
“走，跟我进去，半夜了。”杨人和说。
女人依旧没有动。
“咱俩都四十了，不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杨人和说着拉了女人一下，顺势进了屋里。
“睡觉。”杨人和把女人推到床前，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女人却站着没有动。杨人和一边脱衣服一边说：“你总是耍得大，每次都要我给你回话哩。”女人看到杨人和笑了，脸上这才展妥起来，说：“不怪你你回啥话哩？”杨人和忙嬉皮笑脸地说：“怪我、怪我。”女人佯怒说：“就是怪你。”
几天以后，杨人和两口子半夜吵架的事传到杨清奇耳朵里。这事不是别人说出去的，是杨人和第二天晚上对刘永旺和柳文衡他们几个说的。杨人和是解嘲的口吻，但各人传播都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和倾向。杨清奇是在人市摊子上听到的，他以嘲笑的口吻淡淡地说了一句：“打架骂仗的日子还在后头哩。”听到众人都附和自己的观点，他又抛出自己的第二个看法：“如果要说开舞厅挣钱，还不如养头叫驴配种去！”
杨清奇的话一出口，旁边的人都不由得看了他一眼。柳安仁吸着烟锅，悠然地看了一眼杨清奇。他知道，只有杨清奇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如果说不出这样深沉有力、入木三分的话，他就不是杨清奇了。
刘永旺看了杨清奇一眼，伸着翘起的大拇指说：“高！高！就是高！”因为杨清奇知道，已经有好几家人因为跳舞而夫妻吵架了，听说有的还闹到了要离婚的程度。别人传播这些事的时候，杨清奇就在旁边听着。从电视上，从人们的言谈中，他知道舞厅是怎么回事。
刘禄魁之死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是县上领导还是知道了。马飞龙受到了批评，领导批评他工作作风粗暴简单。当然，这是由乡党委书记在党委会上提出来的。之后不久，马飞龙调走了，杨龙章被调到皇甫乡当了党委副书记。
刘禄魁自杀的事他早就知道了，但他不愿意说出来，给人留一个爱打小报告的坏印象。组织部门将他调到皇甫乡当副书记时，他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他可以到农村去，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他不相信农村的工作仅仅是“促粮要款，刮宫引产”。他知道如果和农民一条心，是会大有作为的。农村广袤的大地上，只要肯下力气，不会得不到回报的。而这个头，是要政府给带的，他有这个信心和决心。紧张的是心中的蓝图很美好，究竟能不能实施呢？
到任以后，班子成员对工作进行了分工，杨龙章主动要求分包北面的包括杨柳村在内的这八个村。杨柳村是他从小生长和生活过的地方，人熟，好开展工作。
早在一年前，他就在思考农民该怎样脱贫致富。虽说近几年出门打工的热潮越来越浓，但杨龙章觉得，这毕竟不是农村人唯一的出路。年轻人有知识，适应能力强，出去或进工厂做技术活，或进酒店饭店当服务员学厨师，或是中年人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或大工。但过了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能干什么呢？再说，即使出去，家里的老人，小孩谁来管？考虑再三，他觉得农村人的主战场还是应该放在农村。不应该像眼下一样：青年人出了门，家里的人收种打碾之后，或是聚在一起打麻将，或是在人市摊子上说闲话。这一切他是清楚的，每个村庄都有人市摊子，常年存在。他觉得这一陋习应该去掉，让农村人有活儿干，不仅仅是农忙时干那么几十天，其余时间无所事事。
杨龙章在乡党委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的农民不应该只种庄稼，而更应该考虑种植经济作物。我们不会创新，害怕承担风险，但也有风险很小的项目。旁边陕西的几个县都栽种苹果，我们即使照猫画虎也应该向人家学习。据我所知，苹果亩产可以达到五千斤，即使每斤批发一元钱，每亩也可以收入五千元，除去成本，收入不会很低。人家都在栽种，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我觉得我们要向人家学习。我们同处相近的纬度，绝对没有问题……”
杨龙章的想法得到了书记李启明的支持。杨龙章谈了自己下一步的打算：带各村的班子成员和骨干社员到邻省去参观，学习人家的经验，让农民自己去感受人家的致富氛围。
带上包队干部，杨龙章首先来到自家所在的杨柳村。他召集了村社干部开会，详细讲了以前和县上领导到邻省出差时看到满原苹果树的场景，并且介绍了人家的经济效益。最后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带领干部和群众去参观，之后在全乡逐步推广苹果树种植。到适当时候，聘请人家经验丰富的果农来当技术员，指导农民发展苹果产业。
几天下来，杨龙章跑遍了自己包的八个村子。经过干部会，他们组织了八十多人的参观团，租用县客运公司的两辆大客车，载着人们到邻近咸阳地区的礼泉县去参观、学习。
李书记答应政府承担车费。杨龙章和各村的支书，主任已经约好，参观期间的两顿饭由各村自己负担，不要农民掏一分钱。
来到苹果大县礼泉县，大家看到成片的苹果在金秋时节硕果累累。听了当地村上的支书介绍，每个人都露出了羡慕的表情，不由得兴奋不已，摩拳擦掌，恨不能回家大干一番，似乎钱马上就赚到手了。
为了节省住宿费，他们连夜返回。第二天杨龙章开始逐村召开社员大会，和村上的干部们详细介绍外省的苹果产业，并开始着手确定每户、每个社的栽种面积，再汇总到村一级。
杨柳村和陕西接界，许多人知道苹果能带来效益，但都知道栽苹果树比不得种庄稼。这些年人们种庄稼和以前不同了，以前吆喝着牲口精耕细作，施肥的季节施肥，除草的季节除草。但现在不同了，许多人家打的粮食够吃了，人也懒惰了，对种庄稼没有了以前的那种虔诚。到种的季节，化肥种子拉到地里，叫来拖拉机，几天就种得差不多了。而且冬小麦第二年农历三月份不再除草，开始有人打除草剂。虽说许多人比刚包产到户时闲了，种的面积或有所减少，但产量却提高了许多。更突出的问题是家庭里的各项支出比原来大多了。
杨龙章原来每个月都要回老家一趟，农村的这些现状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开完会，逐村分配了任务。这天他骑自行车到了杨柳村，到吃饭时节，他回家吃饭，老爹杨清奇说：“别的干部包队都是跟着村干部到处转，乏了困了找个熟人家睡一觉，到吃饭时间吃派饭，混顿饭吃了就回去了。你却想为农民办事，谁知道你的好心？咱们这里的农民已经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毛病。这几年自由了，没有了原来的积极性，放十四五年以前没包产到户，队里叫干啥就干啥，跑得快了还嫌慢。唉，这几年，想干事不容易，人心不齐了。”杨清奇说着叹了口气。
“这是好事啊！我想让咱们这一带农民有钱赚，是实心实意为人民着想的，是不是有人不愿意？”杨龙章感到似乎没有想象的那样好。自己这些天开完会就和村干部呆在一起商量怎样落实到户，没有和农民交谈，下面的有些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事是好事，但有些人不一定能认识到，我看这事有难度。”杨清奇淡淡地说。“我把咱家大埂上那三亩地报上了。”
“报上也好，一方面起个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以后也许有些效益。以后你干不动了，我有时间我回来干，没时间了承包给别人也行。”杨龙章看到老爹花白的头发和胡须，以及那张苍老的脸，感觉似乎有些对不住父亲。
那天开群众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杨龙章和刘永旺宣布了杨柳村栽种苹果树的消息后，坐在下面房檐下的群众开始埋怨。杨光裕说：“咱们始终跟着陕西跑，人家种烤烟，咱也跟着种烤烟。人家烤出来的烟一斤卖四五块钱，咱们烤出来的烟好的卖一两块钱，末级卖八分钱一斤，连炭钱都不够，跟着瞎跑啥哩。”柳文衡坐在杨光裕的旁边，说：“领导图政绩哩。一个人一个样子，一个人一套搞法。像人们都说的，一个人一个脾气，一个国家一个旗旗，一个沟子一个渠渠，你连这个都不懂。”柳文衡这些年妻子生了孩子，他出不了远门，买了一辆拖拉机，给别人也给自己耕地、拉粪、拉炭。由于说话做事不让人，钱也不少收，生意也很一般。有时候没活了，就将拖拉机开到工地上去拉砖。
杨人和也坐在不远处。他前几天跟着去参观了陕西的苹果，也因为长时间在外面跑，知道苹果和烤烟都能赚钱，但都是活儿特别多的。听了柳文衡他们的话之后说：“政策上错了的少，上面总是想法子让老百姓挣钱。但问题是咱们这里的老百姓没有做好，如果能像陕西人一样吃苦出力气，不挣钱才怪哩。”
柳文衡说：“还不都是为了向老百姓要税钱想出的法子。前几年种烤烟，管你挣钱不挣钱，每亩一百多块钱的烤烟税你先交了，这总是事实吧？加上三提五统，义务工，杂七杂八，我两个人的地，每年交七八百。如今苹果树一栽，不知道要交多少税。”
“苹果还没栽，他们是不会要税的。即使收税，也会等到结了苹果再收的。”杨人和说。
柳文衡说：“人家是看你摘苹果，想要你的苹果吃哩，你给装几十斤搭在自行车上，不就啥事都没了，你翻不过板。”
杨人和说：“农民的税都是经过财政所收上去的，人家是大球吓你这个傻女子哩。”
杨光裕说：“我后来了解，是乡上税所里姓巩的那个所长和姓张的那个高个子，这一伙狗日的张狂得很，他们找成秋香收税，碰上我摘苹果，想给自己搞些。”
柳文衡说：“你抡起镢头把，把那两个狗日的腿给打断，派出所来问，就说他俩偷苹果哩。”
杨人和说：“你这龟儿子比那两个人心还黑么。”
柳文衡说：“对那些人，你就要心黑哩，不让他知道你的厉害，他还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哩。”
之后的几天里，杨龙章下午没有回到乡上去，而是住在家里。甚至他大多数时候都和村民在人市摊子上，或门前路上，或田间地头说闲话。他想更多地、更详细地了解农民的心态，了解农民心里真正的想法。他知道，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感情投入，村民见了你只会客客气气地打一声招呼，根本不会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
下午，他顺着大路，来到邻队里，杨七斤正在门前收豆子柴。自从在面粉厂回来以后，他就靠种庄稼，家里的孩子都在上学，经济很拮据。
杨龙章掏出刚买的烟来，拆开给杨七斤一支，并为他点上，唠起了家常。杨龙章知道他家没有经济收入，孩子每周从学校回来，不但要带些干粮，还要十多块钱，杨七斤闲时就当小工，挣些小钱补贴家用。
“这几年你的烤烟卖得怎么样？”杨龙章看到他家门前有一个烤烟用的土楼子，便问道。
“烤烟也不行。种了不到三亩，和邻家合着烤。前些年刚开始，尽是些等外的，还不够炭钱。去年稍好一些，基本会烤了，但也不是很好。今年烤烟卖了两千多块钱，除去碳钱、种烤烟时的肥料钱和薄膜钱，还能赚一千元。”杨七斤说。
“一千元恐怕不够一年花？家里粮食能卖多少钱？”杨龙章看到杨七斤蹲下去，他也蹲在旁边。豆子柴在路上晒过之后，已被碾踏得很软和，豆荚也变得很小。豆荚蜷缩在一起，豆叶子早不见了踪影。
“啥叫够花不够花？有了多花些，没了就不花。家里除过电费，吃盐，其余的菜啥的，都是有啥吃啥，种啥吃啥。衣服买一件总能穿几年。我家里人多，负担重。”
“我觉得还是种些苹果树，这样四五年以后，孩子或考上大学，或要娶媳妇，到花大钱的时候，苹果挂果了，也能帮你一把。再说，这也是个指望，五年以后到了盛果期，每亩地卖个三四千元不成问题。你种四亩地，就能卖一万多近两万元。这样几年下来，也会攒一笔钱的。”
“事是好事，不知道好务作吗？像烤烟，温度稍差一点儿，烤出来就不一样了，就会少卖钱。”杨七斤有些担心。
“苹果不比烤烟那么细致。只要到时间该打农药，打些农药，到拉枝时拉枝，施肥时施肥，没什么难度。像你这样勤快的人，务作四五亩不是问题。”杨龙章似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再说，我们会有技术人员，什么时候干啥，都会有人来指导。种的面积越大，收益就会越大。”
“想着是个好事哩。我知道你在外边时间长了，经见的也多了，再说，是瞎事你不会哄咱自己人。”杨七斤说。
“你说的这是实话，我是一心想叫咱们富起来哩。我和咱乡上李书记说了，今年秋天栽的苹果树苗不要农民掏一分钱，全部由政府承担。你放心，以后也许会投资化肥农药哩，这都有可能。”杨龙章已和李书记私下谈过，要在全乡逐步发展苹果产业，因为他听说烤烟种植不久后将逐步停止。
“有你这话，我无论如何也要栽几亩。”杨七斤信心百倍。“咱就是个农民，就是个土里刨食的命，不干这再干啥哩？”
杨龙章和村上的许多农民谈了话，这是他十多年来第一次踏进这么多庄稼人的院子，了解到了许多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刘麦牛在父亲刘禄魁死后，开始一个人过。他根本不会做饭，家里又脏又乱，他的三婶每隔几天过来给他蒸一锅馍。他每天饿了就吃个馍，到水缸里舀碗凉水喝，这样就算一顿饭。肚子填饱了，他便到村子里转悠。几天不洗脸，眼角常粘着眼屎。本就是个高个子，走起路来晃来晃去，整日里无所事事。
杨龙章见到麦牛，便问：“麦牛，饭吃了没有？”麦牛说：“没吃哩。”杨龙章说：“怎么到这会儿了还没有吃饭？”
麦牛说：“没啥吃。”杨龙章说：“没啥吃？是没粮食？还是没面？”麦牛说：“粮有哩，面也有哩，不想做饭。”“会做饭吗？”“不会。”“不会不知道学吗？”
这时，杨人和走过来了，接着说：“这是个懒熊，人不行，还想吃现成的哩。宁愿饿着，也不做饭，饿死活该。”
杨龙章说：“既然这样，让他到别人家里帮忙干活，由性子干，总能混两顿饭吧。”
“根子上的原因是这人太懒。给人家干活不好好干，有时候吃过饭就溜走了，有时候别人给吃饱喝足领到地里，叫干活，到下顿吃饭时来喊他，一看，人没了，活儿没干多少。以后见到一问，他就说那天头疼或者肚子疼。时间一长，也就没人叫他干活了。靠不住。”
杨人和说完，杨龙章似乎也对这样一个人没有办法。他记得刘麦牛似乎和他年龄一般大，小时候就没见他上过学，那会就和别人不一样，没想到现在成了这样。
跟杨人和谈起栽苹果树的事，杨人和说：“我知道这是好事，再说你主持这项工作，我即使不想栽，也要栽上三五亩的。无论如何，也要支持你的工作。”
听到杨人和如此表态，杨龙章高兴地说：“有你这样的干部，我们的事不怕办不好。我知道你的为人，意识先进，有创新精神，你无论如何也要给咱杨柳村乃至全乡带个好头。”
杨人和说：“没问题，你要办的事，我无论如何也会办好的。以后有啥好政策，你不要忘了我就是了。”
杨龙章说：“有啥好的惠民政策，我一定先通知你，我相信你能给群众带个好头。”
深秋时节，李书记亲自到陕西中部的铜川去了一趟，调回了近三十万株红富士苹果苗。皇甫乡的北部几个村庄，每个村子栽种面积都在五百亩以上。一下子，苹果产业有了十足的发展势头。
李书记对杨龙章说：“根据上面的意思，我们逐步把烤烟种植调整到乡政府以东、以南和西边的十四个村子。从今年已经栽上苗子的八个村起步，我们逐步狠抓苹果产业，把我们乡在十年之内，发展成陇东地区的苹果大乡，苹果强乡。”
杨龙章非常高兴，他为能遇上这样一位和他思路一致的领导而兴奋。在他的建议下，苹果苗子进行了集体栽种，第二年开春所用的套枝袋，少量的薄膜，都由政府提供。这些东西没有收群众一分钱。杨龙章还到邻近的陕西一个苹果种植县，联系到两个有经验的果农，回来对每个村的农民进行了培训。他准备将这种技术上的支持作为一项长期工作进行下去。他知道，没有技术上的支持，许多农民会打退堂鼓的。
第二年，杨龙章根据外省的经验，让农民们在苹果树的间隙种上豆子，者就干脆什么都不要种。因为没有其他农作物的影响，果树苗子会长得更快。如果提前一年挂果，就是提前一年产生效益，比在行间里套种庄稼要强得多。
深秋时分，杨龙章从乡上抽出五个农业学校毕业的干部，每个村抽出五个群众，到陕西去系统地学习修剪、拉枝、用药、施肥等技术。这帮干部和社员回来了之后，以他们为骨干，再培训其他农民，杨龙章的苹果产业步入了正轨。
柳安和是杨龙章苹果产业的积极支持者。在刚开始动员群众栽果树的那几天里，杨龙章在村子里的大路上碰见柳安和，杨龙章伸出手去，两人第一次握了手。互相问了情况，杨龙章才知道，杨柳小学如今全然没有了以前的兴盛。在杨龙章上小学的七十年代以及之后的八十年代初，杨柳小学有八个教学班，而且每个班都有四十多名学生。如今教学班只剩六个，并且每个班的学生只有二十个左右了，比先前少了一半多。
柳安和说：“当了多半辈子民办教师，也没有了先前那种强烈的转正愿望。像我们这类人，每天下午放学后，主要任务就是自家地里的庄稼和家里的活儿。”
杨龙章说：“听说你已经给文涛娶了媳妇，这样一来，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分家了没有？”
柳安和说：“文涛刚结婚，过一两年再分吧。分了家，只剩下我们老两口，我也会感到负担轻些。在一个大家庭中，干啥事是牛出力气，驴不出力气；驴出力气，牛不出力气。太费劲。”
杨龙章说：“也好，儿大了，各有各的活法，过几年之后分出去你也省心些。”
“我报了三亩苹果。听说你负责这个，我觉得错不了。”柳安和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
“报上也好，下午和周末捎着就把那点活干了。”两人说了一阵，柳安和回家去了。
一天中午，杨龙章从村部出来，前面就是学校，他索性进了学校。自从在这里小学毕业，近二十年了他从未踏进这学校半步。柳安和的办公室就在学校进去的第一排，这会儿没课，看到杨龙章进来，柳安和忙打了招呼。进了房间，杨龙章看到房里极简单，一张木板床上放着简单的铺盖，一张办公的三个抽屉的桌子，上面是一摞子书。柳安和让他坐到桌前的椅子上，他没有去坐，却来到床前，坐在床沿上。
两人说着话，柳安和为自己的寒酸而感到不好意思。杨龙章觉得这样随便坐着更显得自然。他看到床头放着一本书，拿起一看，是本《庄子新解》。随便翻了翻，里面有原文，有注释，还有翻译的白话文。柳安和说：“闲着没事的时候，就翻翻。”杨龙章也没有说什么。这时，他看到墙上有一副字，只有两个字：“幽兰”。字体苍劲有力，但不失圆润丰满。字是写在普通的白纸上，由于时间已久，白纸皱着，不是十分平展。
看到杨龙章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两个字，柳安和说：“有时候闲着，每年订的报纸堆成一堆，我便拿来练习写字。以前写得不好，这几年练习王羲之的行书，自我感觉有了些进步。”
“不但是进步，而且是写得很好。”杨龙章记起宣传部有位老干部，每年给单位写春联，字就写得很好，常常得到别人的赞扬，字体和这个差不多。
“这也可以说是我的兴趣吧。我这些年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越来越想多读些书，而且读的全是古典书籍。早上学生背课文，我背唐诗宋词。说这些不怕你笑话，我中午或下午没课时练毛笔字。有时我想，虽然这些东西在教学上用不上，但知识增长了没有啥负担。古人说学富五车，我越来越感到学的知识少了，我想多吸收些古典文化的营养。就这，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人说，土都涌到脖子的人了，还学这些干啥。我觉着以前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是对的。知识没有重量，知识是装在脑子里的，真正有了学富五车的知识，才能在用起来时得心应手。”
柳安和不知为什么，今天格外兴奋，他似乎遇到了知音一样，对杨龙章说了很多，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
“你说得对，知识多了不累人。我也想多读些书，但每天都很忙，总感觉没有时间。”杨龙章在这一刻感到，老师依然是老师，哪怕他还是一个民办教师，是一个五十出头的面容苍老的老头子。
“时间是挤出来的。把你喜欢的书带在身边，有时间拿出来翻翻。书读百遍，其意自见。”柳安和像遇到了千载难逢的知音一样，对杨龙章说着内心的想法。这些年来他无处诉说，只有在课堂上对他的学生说，然而又有多少孩子能听懂他发自肺腑的声音呢？今天，他终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
柳安和说：“我总觉得，中国古代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美到让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中国的书法也一样，你看，比如王羲之的书法，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美，难怪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字奇而正，雄而逸，健而美，不由得使人心生敬意。”
杨龙章看到柳安和拿出一本很旧的《王羲之行书字帖》给他看，接过来随便一翻，里面首篇是有名的《兰亭序》，后面是每个字的带格范字，还附有偏旁部首的写法。
“像你这样的兴趣叫人羡慕，我也要像你一样，多读些书。写毛笔字我是不行的，写不了，也不会有出息的。”
“有时间就练练，没啥深奥的，时间久了自然会有长进的。”柳安和感到很兴奋，他也没想到今天说了这么多。
“柳老师，我以后有时间了，还会来找你的。”杨龙章听到上课铃声敲响，看到柳安和开始整理教本，便站起来。“什么时候买了宣纸，请你为我写几个字，回去装裱了挂墙上。”
“行么，啥时候都行。”两个人出了门，又一次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