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安仁当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终结了，而且结束得有些窝囊。
秋末时节，皇甫乡搞秋季植树造林大会战，会战战场设在西边的白玉村。这天中午，村干部们按时赶到了白玉村部，乡党委要在这里召开战前动员会，之后再到山上分配任务。大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村的干部还没有到，乡党委书记李启明大发雷霆，骂道：“有些干部作风懒散，吊儿郎当，对上级布置的任务满不在乎，这些人非整治不可。”之后宣布大会开始。
李启明正在讲话，几个村干部从外面往里溜，其中就有柳安仁。李启明停住讲话，厉声喝道：“站住，你们几个是干啥的？”
柳安仁和几个村干部便站住了，进也不是出也不是，愣在了原地。因为他们素知李启明的火暴脾气，一生气便会骂娘骂老子，一点脸面也不给别人留，挨骂的人往往下不了台。
“你们是干啥的？赶集还有个时间哩，去得早了集市上没有人，去得迟了集就散了。你们能比得住放羊娃吗？啥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这事还能弄不能弄？不想干就说，我另找人。天上掉下来的白屎耙牛把自己看了个大，不知道自己是个啥东西……”
李启明一顿痛快淋漓的谩骂，使几个人恨入地无门，主席台上下鸦雀无声。骂够了，李启明依旧讲话，几个人尴尬万分地站在原地，直到大会结束。
去山上的路上，柳安仁感到颜面扫地无地自容。六十多岁了，被四十出头的青年人当众辱骂，他心里想不通。不就迟到了个把小时吗？除过杨柳大队远不说，他来得迟还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事？计生专干向他汇报村上最新的结扎放环情况，说要往乡计生站报，数字弄不好，又要评落后了。办完工作，他马上骑自行车往会场赶，但毕竟这把年纪的人了，二十多里路，赶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了。
几个人偷偷商量要不要去向李书记私下认个错。柳安仁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他们也就没有去，分完任务就回家了。
挖林带、植树造林结束后，这天，乡上通知召开村干部大会。柳安仁在街道碰见刘永旺，刘永旺见到他，有些不好意思，打了个招呼，递上一根烟，并热情地掏出打火机为他点了火。进乡政府的这不长的路上，他都在想刘永旺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客气。
进了会议室，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主席台上的麦克风之类的已经摆好，工作人员都在忙前忙后地跑动着进行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柳安仁捡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去，开始抽烟，和旁边的人低头说话。
突然，嘈杂的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柳安仁抬头一看，书记李启明和乡长、副书记几个已经坐在主席台上了。他看到主席台下面的几排空座位上有人坐下去，没来得及多想，乡长宣布大会开始，并说了几个议程。柳安仁听见第一个议程是总结前一段秋季植树造林的工作，随即宣布的第二个议程是对部分村级领导班子的调整。之后的什么柳安仁没有听清楚，这时，他的脑中一片混乱，像塞了一团乱麻。
李启明书记总结了植树造林工作，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柳安仁一句都没有听进去，他关心的是部分村级干部班子的调整。果然，李启明随即宣布了杨柳村党支部书记柳安仁同志由于年龄偏大，不再适合继续担任杨柳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杨柳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由刘永旺同志担任……柳安仁一下子蒙了。
接下来李启明对他这些年的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记住。
散了会，柳安仁随着人群出了乡政府大院，骑着自己的自行车悄然回了家。一到家，他便躺倒了。直到第三天，包队的干部来找他，他明白人家要他腾房子走人，便在下午来到自己的那间办公室，把该留的留下，整理出自己的东西和铺盖被褥，把这些东西扎在自行车后座上，钥匙一交，他的事便完了。
一连躺了近一个月，他没有出门。也是农闲季节，而平时即使是农忙，他也基本不管家里，每天穿着老婆洗净的衣服，戴着眼镜就出门了。或村部，或田间地头，他都在为自己热衷的事业而奔波。如今，他什么也不是了。
柳安仁这些天像老牛反刍一样，老牛反刍的是草料，而他反刍的是往事。
远的不说，单是包产到户这十二年来，他每年春季秋季带领社员栽树造林，虽效果一般，没有成片的树林，但杨柳村的每一个山头，每一块荒地，都被挖成了一畦一垄的林带。栽的树不少，但有一部分没有成活，有一部分被放羊的人赶着羊吃掉。虽说指派了护林员，但成本太高，村上没有收入，无法给人家报酬，没有负起责任。也有部分洋槐树长大了，有胳膊那么粗，也不断被人偷偷砍伐。每年夏收一过，全乡统一组织夏季农田会战，他带领杨柳人不管远近，也不说乡上分配的任务多少，每年都会按时完成。促公购粮，收缴乡上下达的三项提留五项统筹。除这些阶段性的工作，就计划生育而言，这些常规性的工作，他用了多少精力？如今说不要就不要了，而且事前连个招呼也不打。连续两件事，他觉着太伤面子。
叹息归叹息，柳安仁还得面对现实。想想如果不是中途被撤，也就剩下不到两年的任期，任期一到，想继任是没有可能的，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而新出台的村干部任职年龄上限是六十岁。
面对家庭，他感到这些年为公事忙前忙后，家庭已经落后别人很多了，而且越来越明显。儿子是一个纯粹的庄稼人，不会做生意，自己也没有让他出去做生意。这时他才感觉为了使自己能不沾染农事而一心为公，把儿子的前程耽搁了，也许自己为他办一个商店，他们两口子会经营好的。如果早安排儿子学一门手艺，也许会是一个老实的匠人。但如今，儿子什么也没有学成，什么也没有做，已经近四十岁了。
痛定思痛，柳安仁便决定种好自家的十多亩庄稼，多养一两头牛，养几头猪，从实际处入手。不会经商，也没有本钱，不这样做他有什么办法呢？
刘永旺在养蝎子那年入了党。那一时期，他成了村民们争相传说的致富能手。没有想到他成了明星人物之后，连乡村两级干部都来参观他的蝎子，并主动提出发展他为党员。到后来，蝎子大量死亡，他为了顾住脸面一直没有对别人说出真相。那些年夏天，入伏以后每天夜里都有无数灯光在山间的埂边晃动，那是捉蝎子的庄稼人。第二天便有人上门吆喝着收购。拿到街上，也有人在街头或街尾摆摊收购。
刘永旺借着自己传播在外的声誉，到乡上信用社贷了两万元，全部用于收购蝎子。他的收购地点都在附近别的乡镇，收回来的蝎子全部被他倒进了原来的养蝎大棚。大棚经过打扫和处理，已经焕然一新了。两万元的蝎子投进去以后，他的蝎场里比史建华的蝎场中蝎子更密集。他决定放手赌一把。
刘永旺印刷了几千份出售种蝎的广告，到附近几个县的每一个乡镇去张贴，街道的显著位置都贴着他的广告。不久，便有人上门来参观。面对参观者，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这些年养蝎致富的经验，并告诉来访者，自己正打算买一辆桑塔纳小轿车。
后来，有本县的一个农民和妻子过来参观。他们俩再来的时候，说是已经建好了蝎房，一下子买了五千只，刘永旺收了七千块钱，五百元他免了。
临近立秋，来参观的人依旧很多，但就是没有人买。刘永旺一算，即使把剩下的全部按商品蝎卖掉，也不会赔钱了，还会赚两三千块。这时，有外县一个原来养猪的农民，在猪价跌落之后抛售了全部存栏生猪，看到养蝎子有利润空间，便准备改行，于是前来参观刘永旺的蝎子。刘永旺除了更加卖力地介绍，还把前来参观的人带到街上的饭店吃了一顿饭，并不时向那人介绍自己这几年发了大财，最不缺的就是钱。在付账时，他把前一阵子卖的那七千块钱全掏出来，当着客人的面抽出几张，并潇洒地说：“零钱不用找了。”说完便拍着客人的肩头出了饭店。
那人完全相信了刘永旺的发财之路，回家之后按照刘永旺的样式建了大棚，之后便买走了刘永旺三万多只蝎子，刘永旺给他按每只一元三角结账，卖了近四万元。刘永旺估计了一下，大棚中的蝎子还有七万只以上。不久之后，又有两个农民先后来买，刘永旺分别卖了五千只和一万只。想到过冬要用大炭，刘永旺便想尽快将手里存余的蝎子出手，于是他又找到那个买他蝎子最多的人，说自己一个亲戚在山西包工程，也给他包了几个活，他要走了，去投资几十万的工程赚钱。经过刘永旺一系列谎言的欺骗，并承诺每只按一块钱算账，而且小的不要钱，这人东挪西凑，才凑了五万元，把刘永旺的蝎子全部买走了。
刘永旺还了贷款，买了几身新衣服，每天穿着皮鞋，有时候上街还要打领带，成了杨柳村新的领袖人物。
好运接踵而来。就在刘永旺油头粉面，梳妆打扮一新，每天抽着好烟转悠的时候，包村干部找上门来。他是受李书记委托，物色杨柳村的新支书。思前想后，觉得非刘永旺莫属。论年龄三十岁出头，正是干事的时候；论文凭，高中毕业；论魄力，杨柳村的致富能手，组织就需要这样的人。
包村干部和刘永旺进行了接触，谈了自己的初步想法。刘永旺虽说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但一听说要让自己当支书，内心便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致富经验，并且谈了党对农村方面的许多政策。在包村干部的眼里，刘永旺完全可以胜任杨柳村的支部书记。
李启明也找刘永旺谈了话，他要了解一下这个年轻的致富能手。刘永旺介绍了自己养蝎子的经历，但不提及自己的失败，并且隐瞒了成功的事实真相。他知道，这一真相是对任何人都不能讲的。
李启明在和刘永旺接触以后更坚定了要撤换柳安仁的决心。有这样的人才不用，是基层干部的过失。主意一旦决定，他便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这次换掉的还有一个村的支书，原因和柳安仁一样：开会来迟了，而且他和柳安仁没有像另外两位来迟的干部一样，事后到他的办公室做检查。他决定杀一儆百，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
毫不客气地换掉两位支书以后，村干部们完全改变了以前的作风。对于上面布置的工作，他们尽心尽力去完成，而且每个人战战兢兢，唯恐受到当众责骂。
刘永旺上台后才知道村上的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好干。每天都有乡上的干事来找，督促各项工作，真正是群众所说的“促粮要款，刮宫引产。”而这些事没有一样好干的，都和群众的贴身利益息息相关。
第二年年底，杨柳村出现了一件引起广泛影响的事。
一队有个困难户，老汉叫刘禄魁，前些年死了老婆，家里只有他和一个光棍儿子刘麦牛，两个人土里刨食，日子过得紧巴。虽然种了近十亩地，但每年都没有余粮，收三提五统这类东西时，出事了。
乡上的包片干部，包村干部，还有县上下派的工作组和村上的四五个干部，一行近十人涌进刘禄魁家里。刘禄魁感冒了，正在炕上睡觉。刘永旺原本按家族关系，应该叫刘禄魁三伯，但刘禄魁过成这般光景，刘永旺是不愿意叫的。
进了门，刘永旺说：“我们是来收农业税和三提五统的，还有一年两季的会费。你们一家是927元，现在就得交，上面催得很紧，不能再拖了，有部分群众已经交清了。”
刘禄魁看到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挣扎着从炕上坐起来说：“没有钱，感冒了都没钱买药。”
包片的副书记马飞龙说：“我就不信没有，整年干啥着哩？这事不是说没有就能没有的事，没有你也要自想法子。”
另一个干部说：“说没有谁信哩？别人家能交了你就能交了，你家两个壮劳力，交不了谁能交了？”
刘禄魁被一连串的抢白噎得说不出话来，众人看他不出声，都停住了。
刘禄魁说：“我确实没有钱，老婆死了烂账还没有还清。我也没有啥能力，日子一年比一年紧，真的没法子。”
马飞龙说：“不要说这话。任务是上头下达的，我们是执行政策的，既然种着地就要交，没说的。”
刘禄魁说：“种地交皇粮我知道，公购粮我们都交了，剩下的粮食都在那里放着，是我们父子俩的口粮。我没有地方来钱么，为种麦买化肥，已经把一半多粮食卖了，剩下的要吃到明年收麦都紧张着呢。”
一个干部说：“别人都能交了，你交不了？这事不要说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交了，交不了我们不走！”
刘禄魁看到人家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也不再说什么。
不知谁说了一句：“槽上有牛哩，拉到集上一卖，不就抵清了吗？”
马飞龙说：“拉牛也行，拉粮食也行。”说完他拉了刘永旺一把，刘永旺跟他来到外面，马飞龙说：“这个老汉家庭到底怎样？”
刘永旺说：“是个穷家庭，但究竟底细怎样，我也说不清楚。这个老头是出了名的啬皮，前些年门前一棵酸桃树，结的指头大小的酸桃黄了，他也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去卖，一分钱卖两个。听说他儿子麦牛吃了一个，刚放进嘴里，他一巴掌打得吐了出来，说：‘吃啥哩？留下卖钱哩你吃了拿啥换钱哩？’儿子吐了出来，他用袖子擦了擦，又放到一起拿到集市上去卖了。”
“如果真是这样，他肯定有钱哩，不往外拿。”马飞龙说着进了窑，对里面的几个干部说：“不要再磨牙了，拉牛！”
领导一张口，便有人去槽头拉那头瘦牛。牛的毛色也不均匀，身上起了好多癣，刘禄魁用灭虱灵给涂着。
看到众人去拉牛，刘禄魁一下子急了，他挣扎着向前冲，被几个青年像提一只母鸡一样一下子提着扔了回去。他跌跌撞撞地向前扑着，说：“你们把我牛拉走了，我就不活了。”有人说：“你爱活不活，死了你害怕地球不转了。”一行人拉着牛出了圆洞形的院门。
上了土坡，场里有几个人坐着说闲话，旁边立着一个高个子小伙子，刘永旺低声对马飞龙说：“这就是老汉的儿子刘麦牛，人长得啥都合适着哩，就是太懒，家里活儿老汉不骂着安顿，他就躲了，从来不好好干活。那么大的一个小伙子，力气真正用戥子称哩，是个大懒怂。”
“这号人饿死活该。”马飞龙说。
上了大路，马飞龙对拉牛的小伙子和刘永旺说：“你们找个人家，先把牛寄养了。他能拿来钱最好，万一两三天以后拿不来，咱再卖也不迟。”
刘永旺说：“马书记这个主意好，这是个万全之策。”便安排文书和一个乡干部赶着牛到村子西边一户人家拴好，并叮嘱不要随便让别人牵去。
几个人又逐户征收三提五统。由于数目很大，许多人家没有足够的现钱，但迫于满房子干部的威慑，都不同程度地交了一部分，并且答应几天之内交齐。
这时跟着一起收费的队长杨人和说：“咱们不如给定个时间上的标准，三天之内交齐每户记一百个义务工，五天之内交齐记五十个义务工，七天之内交齐没有义务工。再五天之后倒扣五十个义务工，七天之后倒扣一百个义务工。”
马飞龙说：“这个办法好！采用奖惩制度进行激励，这样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这样做肯定效果显著。这个政策不但要在杨柳村实行，其他村也要这样做。”
刘永旺知道杨人和爱出风头，而且据小道消息称，杨人和一直想在村上当干部。刘永旺知道这是个有野心的人，也知道他想把义务工搅大的目的。但人这么多，他也不好说什么。
快到晌午了，收了不到十户。马飞龙说：“算了，不收了。今天下午就把政策宣传开去，咱们明天开始坐村上等着收。只要拓展思路，工作方法得当，就会少出力气，或者不出力气。”
刘永旺说：“刘禄魁的牛咋办？给牵回去还是让他自己去牵？”
马飞龙说：“给说一下让他自己去牵。”
一行人路过刘禄魁的窑畔，杨人和说：“我下去给他说一声。”一会儿，杨人和三步并作两步跑了上来说：“他说有话给领导说。”
一群人来到了刘禄魁的窑里，刘禄魁对着众人说：“你们逼得我没法活了，我这就死给你们看。”说着将一瓶拌种用的3911农药仰头倒进了嘴里。有人见状吓得向外跑去，马飞龙忙喊：“快夺下来！快夺下来！”跑出去的人这才跑进来，杨人和上前打掉药瓶。刘永旺说：“怎么办？”马飞龙说：“送医院抢救！”
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找来架子车，要刘禄魁坐在架子车上。刘禄魁挣扎着，怎么也不坐架子车。几个人便去拉他，相持了好长时间，刘禄魁不挣扎了，被放在架子车上。这时只剩下马飞龙、刘永旺几个人。别的人一看要拉架子车，都躲了。还是杨人和主意多：“要不找几个社员拉，给他们记义务工。”马飞龙说：“行，你赶紧去找人。”
杨人和找到两个社员，领着来到刘禄魁家时，刘禄魁已经不动弹了。站在旁边的刘永旺上前看了一眼刘禄魁，低声对马飞龙说：“马书记，我感觉已经不行了，再送医院吗？”马飞龙说：“送！送到再说，即使死了也要送！”
两个社员拉起了架子车，往乡上的方向走，似乎已感觉抢救无望，他们走得并不快。刘永旺跟杨人和回家骑了自行车，也向医院赶去。
来到医院，医生一看说：“死了，早死了。人都死了你们拉到这里干啥？”一个村民说：“领导叫我们拉我们就拉。”医生说：“不是你们家里人？”社员说：“不是，我们是一个庄子里的。”医生问：“为啥服毒？”社员说：“交不起三提五统，干部把牛拉去了，他没法子活了才喝的农药。”医生“噢”了一声便不再问了。
周围看病的群众纷纷说：“这几年的各种税费也太多了，真的交不起。”也有人说：“交不起就不要交了，慢慢交，死了还不是白死了？”有人说：“慢慢交？人家卸门抬家具，拉粮拉牛，见啥抬啥，不交能扛得住？”
由于皇甫乡逢集，医院门口就是菜市场，这时已经有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进来看热闹，一时间立了半院子人，还有不断往里走的人。
刘永旺来到医院时，已经围了许多群众。听见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他不想出面。等杨人和赶到以后，叫到旁边悄悄对他说：“我去乡上找马书记，你去找一下那两个拉人的，先拉回去再说。”
杨人和找到两个社员，吩咐他们往回拉，便骑着自行车走了。
两个人觉得街道上人多，便商量着集散了再往回走。
拉回刘禄魁，将尸体停在窑上场里，这时候麦牛知道父亲死了，哭得泪水顺着脸淌。这个又懒又老实的大个子小伙没有了主意，除了哭，别的啥也不知道做。窑里、院里的东西依旧乱摆着，不知道啥时候牛被拉回来拴到了圈里。
天黑时，包村干部带来了马飞龙副书记的指示，人要尽快入土为安，并且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
刘永旺和杨人和一商量，决定还是以义务工作报酬，找来六个打墓的，连夜开挖墓穴，第三天早上便下葬了。
刘禄魁的死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甚至乡上也有人不知道，或是装作不知道。他的死犹如一小块石子丢进了一个巨大的湖面，几乎没引起一丝涟漪，更别说波澜了。
杨人和提出的办法很可行。几天以后，农民开始筹到钱，主动来交名目繁多的税费。有的人则在偷偷骂这种以义务工做奖励的手段，说这样一来，到年终决算，没有劳力，没能及时拿出钱来的人家，补给别人家的义务工钱又需要好几百块。
果然，到腊月里，杨清奇满以为自己参加义务劳动所得的工分日值，足能保证自家不再出义务工钱，谁知一公布，自己还出了一百三十多元。有细心的群众一加，发现出钱的人家总共拿出了两千多元的义务工补偿，而得钱的人家得到的钱数总和不到一千元，这一千多元哪里去了呢？显然是进了社长杨人和的腰包。
而这些得义务工补偿的人家，其中就有成秋香。许多人晓得她家的义务工有水分，但当面说出来得罪人，便在背后议论，说有人睡在炕上也能挣义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