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清目秀皮肤白皙的杨文远坐在供销社的台阶上晒太阳，如果是不认识他的人，还会以为他是供销社的职工呢。他衣着整齐，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裤子和上衣一样的蓝。但走近了，你会发现他口眼略斜，伸开手来，手指也不能完全伸直，而且有几个特别的大骨节。裤腿的内侧磨破了，打着补丁。如果仔细看，还可以发现右脚内侧的鞋子也磨破了，和鞋子其他部位的磨损明显不同。
住到农历三月初一，家里要种玉米，杨文远便回了家。在供销社，他每天无事可做，除了把自己的衣服洗洗，别人的衣服他也不愿洗。每天在做饭前择葱剥蒜，干些自己愿意干的事情。遇上隔壁的熟人来串门，他也懒得打个招呼。他不愿意和别人说话，他感觉在这个大院里自己完全是个局外人。但媳妇在这里，他不愿意走。而农活一开，不走又不行，他感觉到莫名的烦恼。
回到家里，他和母亲种刚流行开的地膜玉米。母亲将地膜铺在土陇上，他可以用铁锨端了土去压地膜，虽然不快，但也能顶半个劳力。每年玉米收回家，他就把剩下的活儿全揽了，剥玉米棒子上的包皮，剥玉米粒，都是他的活儿。他把玉米粒剥得一个不剩，把玉米芯在窗台下码得整整齐齐。他剥完自家的，如果愿意了还去给邻居家帮忙。别人坐着心急，可是他能坐得住，他能坐着几个小时不起来。长时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感觉母亲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母亲所受的苦他都看到眼里，记在心里了。前几年家里养着牛，喂着鸡和猪，虽然给牛添草，给猪搅食这些活他就干了，但割草，粉料粉草，晒土拉土这些重体力活，却必须要母亲来干。母亲每每或担一担青草进门，或从地里干完一晌活回来，他总能看到母亲满脸汗水。这些年，母亲也老了，虽然没有再养牛，但农活依旧很多。杨文远在心里疼爱母亲，但他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代替不了母亲。看到别人家里的活儿都是全家人来干，自己家里只有他们母子俩干，而且自己只能顶半个人，他就对父亲和媳妇产生了一丝仇恨。
胡巧香这几年脾气比以前好多了，女儿长大嫁人走了，儿子也已经娶妻生子了，她肩上的担子似乎轻了许多。虽说家里有两个挣钱的，但她却觉着不够似的。儿子是个残疾人，她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日子过得再好一些，让儿子以后能轻松些。对于她的辛劳，村里人有目共睹，都说她成了个“不得够”，啥都想有。
也许是劳累的缘故吧，胡巧香近年来经常咳嗽。起初她也没有在意，后来咳嗽得厉害了，就到村上的药店买些药来吃，也没有啥作用，只是能缓解一下症状。医生柳正平说：“你可能是重活干得太多，伤了肺经。”胡巧香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为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的确，这些年来，尤其是包产到户后，自己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力气来操持这个家，不累出病来才怪哩。
夏收之后，好像经常性的咳嗽，而在最近咳出来的痰里还带着血丝。医生柳正平说：“要不你到县医院去做个胸透，检查一下是啥病，这样也好用药。”杨清贤回来以后，胡巧香说了柳正平的建议，杨清贤也看到老婆的身体不如以前了，就说，明天早晨我们去县医院，检查一下。
第二天早上两人来到县医院，做了胸透。医生对杨清贤说：“让病人在外边等着，你进来。”杨清贤把胡巧香安置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告诉她不要随便乱走，以防两人走散，自己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医生将胸透片高高举起，指给杨清贤看：“这个不规则、周围有刺状的东西可能是肿瘤。据我初步分析，是恶性的，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杨清贤的头“嗡”地一下子大了，他知道这是什么病。说是肿瘤，是一种含蓄的说法，说透了就是癌症。而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就是死亡，就要埋人。杨清贤似乎看到了那些纸人纸马和纸糊的金童玉女，以及吹吹打打的哀乐班子。
“这病能治好吗？她还有救吗？”杨清贤问。这一刻他不知道自己想对医生说些什么。
“恶性肿瘤就是癌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彻底治愈的先例，只是区别于病人生存时间的长短，和生命质量的高低。”
杨清贤似懂非懂，懵懵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医生开始用纸袋装胸透片子以及报告单。杨清贤突然问：“这片子上会不会搞错？会不会是别的啥病？”
医生看到杨清贤有些失态，说道：“你的意思是误诊？一般不会。要不你再去兰州或西安那些大医院做个CT检查一下，那样更确切一些，新出的CT检查很准确。”
话已至此，杨清贤觉得再说都是徒劳，最后说道：“能不能给开些药？”
“你们现在吃些啥药？”
“就是些甘草片之类的止咳嗽的。”
医生开了几样药，说：“这都是些缓解症状的，治不了癌症。”
杨清贤拿着处方和胸片袋子出了医办室，胡巧香依旧在椅子上坐着。医院新建的四层大楼人来人往，走廊里挤满了人，她不敢走动，恐怕杨清贤出来找不到她，也怕自己一站起来椅子被别人占去了。
“咋样？医生说咋样？”胡巧香一见杨清贤便急切地问。
“不要紧，医生说劳累过度，开了些药，回家吃点药就好了。”
来到西药窗口划了价，又来到交费处交了费，杨清贤拿着盖有蓝色印戳的处方来到取药的窗口取药。取药的女人戴着眼镜，对处方仔细地看着，一会她问杨清贤：“这是个啥字？”杨清贤很想骂她，但忍住了。你既然不认识，为何不去找医生？他耐着性子看了一下说：“是安络血。”他真想和这个女人大吵一架。
把女人送回老家，杨清贤叮嘱她不要再干活儿。来到自己的单位，一进门他便倒在床上，他感觉仿佛天塌下来了一般，该怎么办呢？儿媳妇问检查的结果怎么样，他跟给儿子的回答是一样的：“好着哩，吃些药就好了，不要紧。”
几天里，他反复思考着自己该怎样处理这件事。住院治疗，他心里清楚那是白花钱，这样的先例他知道好几个。做了手术回家半年就死了，花了两三万，人财两空。如果不再去治疗，别人会怎么说？这天，他决定回去找杨清奇商量，毕竟是一个家族里的堂兄弟。
回家看了女人，她依旧咳嗽得厉害，咳出的痰中还带着血丝。
傍晚，他来到杨清奇家里。杨清奇家原来在自己家的南边沟边，现在他新修了院子在大路北边，而自己的庄子修得早，在路南边。
说完胡巧香的病情，杨清奇也没有了主意。在平时，杨清奇总会在别人说完后，反问一句“你说呢？”等别人一一说出自己的意见后，杨清奇这才说：“看，这事要这么弄哩……”而如今，杨清奇真没有什么万全之策。
两人长吁短叹，杨清奇最后说：“如果住院做手术，明显就是白扔钱。把钱花了病人把疼痛受了，也活不了几天就走了，纯粹是了心思。不看嘛，钱是省下了，人也不受多大的疼痛，但是总觉得亏了病人，这事不好说。”
最后，还是杨清贤自己拿主意：看。到西安市的大医院去看。
回到家里，胡巧香还没有睡觉，是在等着他回来。
“你咋不睡？还等啥哩。”杨清贤一边脱衣服一边说：“我看你最近吃药效果也不大，我考虑到咱县上医院的医生看病不行，我带你去西安看看。”
“到西安去看？有多大的病哩？就是个咳嗽病，还能值得跑那么远的路？”
“看病是一方面，咱权当到西安逛哩。”
“逛啥哩？费钱得很。”老婆说着望着他笑了笑。
灯光下，老婆黑里透红的脸很消瘦。这十多年来，杨清贤第一次如此仔细地看自己的老婆，他仿佛才发现她一样。老婆的性格不好，虽说后来她的性格好多了，但他却对她没有了感情。他也时常想，也许和年龄有关吧。然而即将六十岁的杨清贤今天第一次感到了对老婆久违的温情，老婆在他轻轻一拉之后钻进了他的被窝。他伸手去搂，老婆似乎有些害羞。他感到她的奶子松松地垂着，没有了脂肪，更是失去了弹性。而她的身上似乎皮包骨头，手到之处，没有弹性，只有骨感。
老婆似乎明白了他的意图，依偎在他的怀里低声说：“身干了，不行了。”
杨清贤用嘴去拱女人，他是想激发自己的热情。在这一刻以这种唯一能够进行的方式向女人示爱，然而他感到力不从心。
“上来吧。”女人一边说，一边伸手扳他。在这时候，女人也向往这种久违的爱抚。
尽管成功了，但杨清贤很快就滚落下来。“人老了，不行了。”他有些沮丧。但他没有想到今天这样快就不行了。
女人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咱睡觉吧。”
但杨清贤却久久难以入眠。辗转反侧中，他听到女人也似乎没有睡着。“明天安顿一下，后天咱们去西安给你看病。”
“是得了啥瞎瞎病了吗？是瞎瞎病我就不去了，去了也是白花钱哩。”
“不是，咱这病能治好。”杨清贤安慰着老婆。
第二天，杨清贤去了一趟供销社，安顿好工作，并且告诉儿媳妇领好孙子，下午他就回家了。
女人也给猪准备了饲料，还拉了些干土。她走后，有些活儿子干不了。
杨清贤早早回家除了替妻子安顿家中的事，他还有一个想法。前天晚上，杨清奇曾让他请阴阳先生清扫一下庄基。这些年他一直没有请过阴阳先生，也许院子里藏了污秽，禳治一下也好，到西安一检查也许是误诊哩。
傍晚，他去找了刘占魁。刘占魁让他准备十张黄纸，香蜡之类，还让他去柳正平的药店里买回来十二药精，七种名香，晚上他来念经。
杨清贤买来了这几样东西。天黑之前，刘占魁来了。十张黄纸都裁成十六开大，再从两边向中间折了，叫“表”。在灶房案板上点上蜡烛，插上香，刘占魁让胡巧香跪在香前不断地焚烧黄表纸，他开始念经。当十张黄表纸一张张烧完时，刘占魁的经也念完了。杨清贤依照刘占魁的吩咐，把十二药精放在一个干净的脸盆里用一暖瓶开水泡了，在院子中和各个房间里洒。从院心开始，一直洒到大门外面。
七种名香依照刘占魁的吩咐，用纸包了，压在炕上的席子下面。做完这一切，刘占魁谢绝了杨清贤要做晚饭的盛情，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要走，杨清贤说：“五色礼我也没有准备，该多少钱你就收多少，这么黑的天，你也不容易。”刘占魁说：“收五十算了，如果是别人，我不会低于一百块的。”
刘占魁收了五十块钱，在杨清贤和胡巧香的感谢声中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杨清贤领着妻子去了西安，来到最有名的西京医院，拒绝了医托的热情纠缠，好不容易排队挂了号，医生看了县医院的胸片，开了CT，第三天才能轮到她。又两天后，CT结果出来了，确诊为肺癌。当时医院里床位紧张，暂时住不上院。
杨清贤和胡巧香在这里才知道了中国的人多。乡上逢集过物资交流大会，庄稼人都说人多。到了西安，满街道的人你来我往。胡巧香说：“哪里来的这么多人？”
杨清贤和老婆开着玩笑说：“都是他妈生的，没有一个是墙缝里蹦出来的。”来到医院，这才真正叫人多，不但多，而且还拥挤。过物资交流大会时戏台子底下那么拥挤，而这里是戏台下的几百倍，几千倍。有这么多的人，胡巧香不禁兴奋了起来。
西京医院住不上院，他们只得另想办法。到了一个同样是解放军办的医院，他们挂了号，医生告诉他需要做手术。杨清贤抱着希望问：“做了手术能彻底治愈吗？”医生说：“这个不好说，有存活一年的，有两三年的。这个谁也说不准确。”
杨清贤心里说：花上两三万，人还受那么大的疼痛，如果活个一年半载，图啥？他到胸外科病房转了一圈，了解到这里住院的都是手术治疗。
“不做手术行吗？再没有别的办法吗？”杨清贤问。
“办法还是有的，还可以化疗，放疗。像这种情况，化疗也行。”医生详细地解说着。
“化疗效果怎么样？能治好吗？”
“手术是首选，手术之后再做化疗，这是最好的治疗方案。你们不是不愿意做手术吗？”
“我们不做手术，我们化疗。”杨清贤说。
半个月后，胡巧香回到了家中，她的精神状态似乎不如以前了，头发也掉了许多。到了医生安排的第二次化疗时间，她死活也不愿意再去西安了。尽管杨清贤没有说明她的病情，但胡巧香似乎已经知道了。她的情绪反倒很乐观，逢人便说：“阎王爷要命，咱腿蹬几下才走哩么，怕啥？”没有外人的时候，看到儿子在院子里一瘸一拐的身影，她不由得泪水涟涟。
从前一年农历八月份发现患了肺癌开始，到次年农历四月死亡，胡巧香走过了她人生最痛苦的最后几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杨清贤有一半时间在家。他总是奔波在乡上供销社和家里之间，这里住两三天，那里住两三天。一方面主持着供销社的工作，另一方面回家照顾胡巧香。到临终的那个月，他几乎一直呆在家里，陪着胡巧香走完人生的最后岁月，直到她离开人世，为她穿上寿衣，入殓。
由于儿子腿脚不便，杨清贤并没有把丧事办成在农村刚刚流行开来的“官宾”事。那些礼仪繁缛的过程对儿子来说无疑是难以应付的，不断的跪下去站起来而且举着孝棍跟着礼宾走来走去，只能使儿子在众人面前更加尴尬。考虑再三，他决定一切从简，悄然无声地安葬了五十六岁的亡妻胡巧香。
安葬完胡巧香的第二天，杨文远的妻子就领着两个儿子走了。虽说假期是公公杨清贤批准，但也离开单位很长时间了，她和公公商量之后便去上班了。
杨清贤留下来整理丧事之后的锅碗瓢盆。他将家里的一切安置妥当之后，也去了供销社。
妻子还在的时候，杨清贤就开始盘算着家事。儿子一个人在家也不行，最终还得全家人生活在一起，但眼下还有地里没有收割的麦子和已经拔节的玉米，家中还有圈里喂的猪、鸡。畜生处理容易，但终得将粮食收割完毕。再说家中无人居住，就要将粮食、铺盖、家具等或是处理，或是带走。这样一来，供销社的房子住不下，只能在外面租房子。杨清贤这些天都在盘算着这些事。
杨文远这些天心中更是不能平静。母亲走后，家中只剩下他一个人，孤单清冷。走到这个房间是他一个人，到了那个房间也是他一个人。来到大门外，远远看到别人都在说说笑笑，他似乎感到天塌下来了。虽说阳光灿烂，但他感觉不到温暖，他感觉到的只有冷，彻骨的寒冷。
这天，杨清贤打发儿媳妇吴佩兰回家去，看看一个人在家的杨文远，再给他蒸些馍馍。虽然知道儿子自己会做饭，但考虑到儿子刚刚失去母亲，心里不免悲伤，也许吃饭就凑合着，杨清贤特意叮嘱儿媳妇回去多呆几天。
吴佩兰回到家中，杨文远果然没有做饭，每天只吃一个冷馍充饥。好几天没有生火，馍馍都开始发霉了，渴了就喝几口冷水。吴佩兰将馍馍再蒸了一次，并且做了面条。但杨文远并没有因为她的回家而高兴，依旧心事重重的样子。
夜里早早睡下，吴佩兰刚想入睡，杨文远说：“有件事我想问你。”吴佩兰睁开刚闭上的双眼：“啥事？”杨文远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吴佩兰看他磨磨唧唧的样子，不耐烦地说：“啥事嘛？有话就说，没话就睡觉。”杨文远慢慢说道：“这些年你在单位上班，穿得好，而且人又年轻，我一直在家里，腿脚又不好，你肯定看不上我……”吴佩兰打断他的话说：“我咋看不上你了？”杨文远停了好大一会儿，又说：“我寻思你在外面一定有男人……”
吴佩兰生气了，大声说：“你胡说啥哩？你胡说啥哩？睡觉！”便拉了被子转身去睡，给了杨文远一个后背。
回家后忙了多半天，吴佩兰感到乏困了，她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她惊醒了，一醒过来，她一下子感到了可怕：刺眼的电灯光下，杨文远已用布条捆上了她的双腿，手也被捆在一起，虽然不是很紧，但想自由活动却是不可能的。
“你要干啥？”她惊恐万分地问。
“我要你说实话。不说实话今晚你就别想活，反正我是活够了。”杨文远扬了扬手中那用报纸包着当枕头的那块砖头。
“你不要胡来……”吴佩兰害怕极了。
“你说了实话我就放了你，保证不伤你。你不说实话，我和你没完。”杨文远狠狠地说：“和谁好过？”
杨文远恶狠狠地瞪着吴佩兰，他那本来就惨白的脸更加惨白，眼睛也变成了红的。好一会儿，吴佩兰惊魂未定地说：“我心里是爱你的，我也爱咱两个娃。”
杨文远紧绷的心似乎慢慢松弛下来。他解开了吴佩兰手上和腿上的布条儿，剥光了自己的衣服，爬上了吴佩兰的身子。在那一刻，他的脸上更加扭曲。吴佩兰感到，一颗冰凉的液体落在了她的脸上。
心惊胆战的她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她趁杨文远去上厕所的时候，悄悄推出自己的自行车逃跑了。她害怕杨文远再有什么出其不意的举动伤害了她。
到了供销社，她迟去了柜台几分钟，向杨清贤述说了昨夜发生的事，杨清贤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蜡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杨清贤全力思考该怎么去面对儿子的时候，到了中午，杨清奇来了。而那时，他已经拿定主意让儿媳妇从供销社辞职，自己办一个个体百货门市部，让儿子儿媳两口子共同经营，他调到别处等待退休。
杨清贤已经从杨清奇的表情看出来好像有什么大事，还没等他问，杨清奇便说：“文远喝农药了。”
“什么？文远喝农药了？人怎么样？这会在哪里？”杨清贤急切地问。
“早上我看到大门敞开着，一边叫着文远一边走进去，不见人应声，到大房一看，文远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我跑出去叫了几个邻居，进去一看，人已经没气了，旁边放着一个瓶子，是1605。这药，你是知道的。”
杨清贤像被抽了筋一样软瘫了下去，浑身无力，差点跌倒。他知道这是一种用来拌种子的剧毒农药。近年来已有好些人喝这种农药毒死了，没有抢救过来的。
没有谁能想到杨文远在喝下农药的那一刻想到了什么。也许他想到了母亲，也许他想到了父亲，也许他诅咒过父亲，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丧子的打击是巨大的。杨清贤家的大门在安葬过儿子之后便锁上了。人们开始怀疑刘占魁的本领。在陇东农村，如果安葬不妥，会出事的，人称“重丧”。而杨文远算不算，没有定论。因为他是在母亲下葬后的第七天早上，有人说算，有人说不算。
内心最痛苦的莫过于杨清贤。半个月之内，他的花白头发全白了，而且一尘不染，似乎像降霜了一样。到年底，人们看到杨清贤开始抛头露面了，并且开始和人说笑了。他的家庭也没有像有些人估计的那样：吴佩兰再嫁，两个孩子一个跟着爷爷，一个跟着妈妈。而是依旧和谐，并显示出了难得的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