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安和上了个初中毕业，满以为在农村的庄稼汉社员中是个知识分子了，谁知道把他推到了小学教师的位置上，也确实为难了他。刚开始他感到吃力，便用别人抽烟喝茶的工夫看课本，自己先看熟学会，再到课堂上去教给孩子们。后来有人来找他写发言稿，他推辞不掉，就拿报纸来做参考。自己写一些，在报纸上再抄一些，加工整理，逐渐也能写出几张纸来，从头到尾读一读，还算通顺。小学生要写大小楷，他为了手把手地教学生如何握毛笔，如何写字，无奈之下自己也用旧报纸练习写毛笔字。几个学期下来，竟也练得凑合着能写标语了。几年时间里，他除了毫不推辞地在校内办黑板报，还写各种政治标语。张部长不在的时候，都由他来给大队里写。大队里的这些标语，多写在显眼的墙面上，房屋的山墙上。社员们用锄头把土墙刮平，再用稀泥抹光，柳安和提上白漆或石灰水，拿上刷子一样的排笔或大头毛笔，去墙上写标语。每隔一年半载，他都要重复写一次。张部长走后，他成了杨柳大队唯一能写大字标语的人。
杨柳大队的许多学生都已经在他的手底下或考上初中走了，或念完小学回家参加劳动。在这些学生当中，最让他骄傲的就是杨清奇的儿子杨龙章。杨龙章在那届小学毕业生中，以全学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初中，这在杨柳小学建校以来是前所未有的。直至结束教书生涯，柳安和都是以杨龙章作为楷模在学生中宣传的，他也是以杨龙章为荣的。
柳安和与其他老师有所不同，其一就是他的敬业精神。他觉得学生都是自己村上的，低头不见抬头就见，自己既然干这事，就要恪尽职守，让孩子们多学些知识，对于自己来说也是问心无愧。其二就是他爱读书看报，学校有个小小的图书室，里面仅有的几十本书，他都看了好几遍。如《红岩》、《林海雪原》之类。而更让他佩服的就是青年作家浩然。他从报纸上看到，浩然写《艳阳天》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而那厚厚的三本长篇小说看一遍也需要好些日子，就更别说写了，得出多少力？而且你看那人物，那情节，都没说的。这一切，都启发了柳安和多看书多读报。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他多读书，就是县文教局有干部说，他们这些民办教师以后可能会有机会参加考试，通过考试转正，他也对此抱有希望。
杨龙章每星期从家里去公社的中学上学，都背着母亲做的玉米面或高粱面馍馍，晚上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星期六再步行着回来，每周如此。宿舍是学校后面的一排小房子，每间有十二平方米的样子。里面靠墙是一排通铺，再剩下就只有不到两米宽的地面了。如果同学们都回到宿舍，地上根本就容纳不下。床铺是按厘米分的，每人大约只有五十厘米，铺的褥子紧挨着，吃饭的时候，有些人站在地上，有些人坐在床上。花一分钱买一张水票，去端来一搪瓷缸子开水，吃上几个冷馍馍再喝些开水。或者用开水泡上，就是他们的一餐饭。日子虽然很艰苦，但同学们在一起的生活却是很快乐的。这两年参加劳动的时间少了，学习的时间多了，高考制度也恢复了，有些同学便好好学习，准备考上县一中，再去考上大学。
杨龙章就是有这种想法的学生。他长相憨厚老实，一头茂密的头发，眼睛不大，说话不紧不慢，穿着普通，这一切都毫不起眼。和死去的哥哥杨金玉相比，根本看不出来是亲兄弟。他远远没有杨金玉的那种外露的伶俐聪明劲儿，但杨龙章也有自己的长处：学习踏实，勤奋，刻苦用功，而且为人谦和厚道。
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要解散在一起劳动了三十年的生产队，各家各户单干，自种自收了。
消息最早是柳安仁去公社开会时听说的。据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分土地分牲畜分农具了。对于这样的消息，柳安仁不知道是好是坏。如果都分了，农民自己想种啥就种啥，想干啥就干啥，还要干部做什么？自己是不是又要回到以前扛锄头铁锨上地劳动的日子中去吗？随着消息的到来，公社召开了大队干部会议。会议上朱书记宣布了这一新政策，说叫什么“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叫“包产到户”。
自己有想法终归是自己的想法，但政策如此，他也是奈何不了的。这几十年来，柳安仁也很清楚，凡事只能顺着政策，想跟政策作对，那只能是以卵投石，自取灭亡。
这一消息一时间在杨柳传开了，许多人不知道是好是坏。有些人盼望早日分开，尤其是劳动力多的人家。有些人却在心里犯嘀咕：分开以后，种没种的工具，收没收的工具，家里人手少的，能种得了吗？
不管每个人的想法如何，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柳安仁宣布了这一新政策。公社还来了几个领导，朱书记亲自带队。朱书记态度明朗，语气坚定，用不可置疑的口气作了讲话，要求包产到户这件事必须在夏收之前结束，夏收就由各家各户自己搞。
杨柳大队的每个生产队都成立了以原有的正副队长、会计为骨干，又增加了六七个社员的分配小组，来商量着生产队的土地和农具的分配。一队的分配小组里面有杨清奇，他觉得到了该自己出面的时候了，如果在这时不出面，分到的土地还是农具都不合意，那时就不好说了。如果自己参与在里面，在每一件事上，总会占有主动权。
分配小组先把全队的土地归了几大类，分成几个等级。塬地有三大块，依各户的人口数量，每类地都能分到一小块。到了该依怎样的顺序来分的时候，社员的意见有了分歧。有人提议在纸上写上编号，实行抓阄以后再按序号从地头开始来分，比如一号张三家六口人，该分三亩，给你划拨三亩，二号李四家四口人，该分二亩，给你划拨二亩，以此类推。但有些人不同意，有人提议说一队的社员基本上都是绕着沟边住着，按照住的位置编号，这块地从这边分，那块地从那边分，这样公平些，不存在谁的运气好不好的事。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杨清奇也说：“这个办法好，分山地更合适。这个沟你家在沟口的近处，他家在沟底的远处，下个沟就你在远处，他在近处。这个办法好。”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分配小组也就采用了这个办法。
分地是最浪费时间的。塬地是大块的，总亩数好丈量，每人平均多少亩，到每户多少亩，数字很快就出来了。山地得先分了等级，再去丈量计数均分，过程繁琐复杂。就分地这事儿搞了十多天时间。
去年种的冬小麦已经吐穗扬花。在地头上栽上木头楔子，因为地块太大，两边地头站上人，另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在麦田中将麦子向两边分开。这样处理之后边界很清楚，谁也不会因为边界不清而混割了麦子。
农具、牲口之类一律折价，这种东西你拿好的，该补差价，那样东西你拿次的，该得差价，这样相互抵消着。如果有人有钱，想全拿好的也不行，再说大多数人也没有钱。
到夏至前二十天，杨柳大队的包产到户工作全部结束。和别处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竟没有出现打架斗殴的现象。而有的地方则有人因为分配问题，打得头破血流。
虽分产到户了，但许多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夏收到了，沟里山地里的小麦已经成熟，许多家庭感到劳力不够用。成秋香暂时没有再去面粉厂，和婆婆马香草，丈夫刘宗藩一起去割麦子。儿子已经三岁多了，留在家里无人照顾，便领到地里。麦茬地里孩子没法坐，也没有凉快的地方可以待，马香草便把自己戴的那顶旧草帽给孙子戴上。孩子太小戴个大草帽，帽檐垂下来遮住了眼睛。每晌割到一半的时候，刘宗藩便不敢再割了，用绳子把麦子捆起来挑上塬畔上，担到自己窑上的场里。
而令刘宗藩一家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包产到户，他们家的地主帽子也似乎被别人遗忘了，逐渐地基本无人再提说成分了。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没有预料到的，而这时刘德禄死去才不到一年时间。
马香草在刘德禄死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家里的大小事都是由成秋香说了算。看到别人家里全家人都割麦子，成秋香也感到了压力。
柳安仁也亲自下地割麦子，和他的老婆、儿子、儿媳一起。虽然好几年没有再动过镰刀，但是庄稼行里他样样精通，而且割麦子的速度，他们娘儿三个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但他心理上总是有点失落感，如果不是包产到户，自己这会儿不知道在哪个生产队里的哪块地头的阴凉处指手画脚呢，如今这会儿却在这里出力流汗。
虽然各家收各家的，但人们都有了一种攀比的心态。谁家今天割了几亩地，谁家今天收完了这个山上的，明天又要到那个山头收割了，这和生产队时是完全不相同的。生产队时人们虽说干活，但没有内心的负担和攀比的紧迫感，每天混到天黑回家，工分也就挣到手了。丢几个麦穗子也无所谓，没有现在那么心痛。这一点是许多人没有预料到的。
山上的麦子还没有割完，塬上地里麦子又黄了，人们有了点收割不及的感觉。而随着收回来的麦子越来越多，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收回来的麦子没有地方存放，麦垛子堆在巴掌大的场面上。许多人用的都是窑顶上面的那一点点地方。铲了杂草，从涝池里担些水泼湿，之后撒上些麦草推着碌碡碾压过后，有些地方还残留着没了叶子的草秧子。
麦子收回来碾打又是一个问题。杨柳一队每两户分到一头牲口，而两头牲口套在一起才能拉着碌碡碾麦子，才能耕地。也就是说，要有四户人家合作在一块才能碾场耕地。即使天天有人家碾场，四天才能轮到一回，而且还不能有个天阴下雨。
马上就到了三伏天，时而雷雨大作，摊在场里的麦子被雨淋湿了，只能到第二天重新摊开，先挑起抖散让太阳晒干以后，才赶着牲口拉着碌碡碾。许多人感到分产到户比在生产队里活儿多了，人也累了。
而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己家的庄稼，比原来收割得仔细了，掉在地上的一个麦穗子，人都走过去了还回头弯腰去捡呢。耕地也仔细了，生产队里耕地一犁过去就是近一尺宽，而现在一犁过去只有六七寸，这样精耕细收既费时间又费力气。
麦收以后不久，就是公社的农历七月七物资交流大会。皇甫公社的七月七是古会，文革以前每年七月七都要唱大戏，引得十里八乡的外地人都来赶会。而今年的物资交流大会恢复了原来的那一套，和过去是一样的，赶会的人很多。牲口市上也很拥挤，许多人家都想来买一头好牲口。有的农民已将两家或三家分到的一头牲口和价转给一家了，没有牲口的人家很多。还有来添置农具的，原来在生产队拿着可以混工分的农具现在用着都感到不顺手了。再说，原来十二三岁的孩子，到生产队去，只能看着大人劳动，自己在旁边玩耍，而如今都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真正实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所以工具缺得更厉害。
杨清奇和近邻柳安和两家分了一头驴，那头驴合着喂了一个月，太麻烦。柳安和的大儿子刚上初中，二儿子也到了小学三年级。柳安和整天在学校里，只有媳妇一个人抽空去割草，家里的活儿真够她一个人忙的。柳安和一看喂驴的事几乎落在了杨清奇一家人的身上，就提出来将驴给杨清奇一家算了，不久前生产队刚刚给驴折了价，就依那个价。杨清奇说：“这样也行，你啥时间需要用，就说一声拉去用。”这样说定之后，杨清奇给柳安和找了那一半差价。
这头驴口刚齐了，正值壮年，而且干活不惜力气，拉犁非常卖力。一个夏收下来，杨清奇一家人对这头驴有了很深的感情。听说市场上的牲口价钱高了，原想把这头驴拉去换头牛，因为舍不得这驴的一身力气，便没有牵去，害怕万一说成卖了。
这天杨清奇在会上转着给驴买根缰绳，碰到了柳安和。柳安和说：“我思前想后觉得没有牲口是不行的，今天来看看能不能买一头牛，回去咱们合成一套，你看行不行？”杨清奇说：“有啥不行的？咱两家地也差不多，谁也不吃亏不占便宜。你去买吧，要不要我去帮你看？”柳安和说：“你忙吧，我先去看看，碰到有合适的就买，不行以后再说，离开学还有几天哩。”
当天下午，柳安和便牵回一头牛，体型不大，毛色有点偏黄，并不是那种最好的枣红色。柳安和说：“许多人都想买牲口哩，价钱高得吓人，就这一头牛要三百多块钱哩，毛色还这样，看着不称心。”杨清奇说：“能行了，只要能套犁耕地就行了。”
白露一过，到了种麦的季节，满坳都是种麦的人：大人、小孩，家家都是总动员。耕地的、摇耧播麦的，小孩跟在后边打土块，满坳都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和咣当咣当的摇耧声。
这天柳安仁正在家里吃下午饭，吃过饭准备去种麦子，这时成秋香来了，说刘宗藩被杨人和打了。柳安仁问为啥打架，成秋香说两家是为了地畔，两人还在地里嚷着呢。
柳安仁跟着来到地里，刘宗藩蹲在地上，额头上渗出血来，杨人和看到柳安仁来了，便说：“你看，我本来把犁沟耕得直直的，只耕到我家的地，没有碰他家一犁地，但是刘宗藩使劲的往这边耕，把我家两犁地耕去了，我去找他，他还不承认。”
刘宗藩说：“我这地分的时候是二亩半，现在剩多少了？你步一下就知道了。本来界石栽得好好的，他把界石耕出来了，把我的地也耕得不够了。”
“你胡说啥哩？界石是我耕得不见了的？我根本就没有耕界石。”
“我胡说哩……”
“都不要吵了。”柳安仁说：“先保持现状。谁爱种地、种子多，就把这一坳地往完的种，过几天我叫上队长柳兴贵，拿上账本，咱们用尺子一拉就出来了。地在这里放着哩，谁也搬不到他家里去，也搬不到他炕上去。”柳安仁一顿乱说乱骂，两边的人都散了伙。
“他把宗藩头打破了怎么办？”成秋香问柳安仁。
“他还打了我几拳哩，就是我的头没破。”杨人和说。
面对这样一件事，柳安仁没有了主意。地畔乱了可以丈量，但头破了的事他不好处理。
“先去医疗站包扎一下。”柳安仁看到刘宗藩额头上流着血，突然想起了公社的派出所，便说：“谁再打架，我叫派出所的人来，拘留了算了。”
对于这样的处理，柳安仁知道成秋香不满意，但对于杨人和这样又硬又不太讲理的人，他只能这样。
种麦的十多天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找上门的，都是为地畔争吵的，打架的。处理这些问题他头都疼了。
地里的农活太多了，每家每户似乎都感到了人手紧张。柳安和的家里更是感到人少活多，他每天早晨去学校，只有到下午放学回家才能干些农活，家里的活儿几乎全靠了媳妇吴改娥。
因为是农业县，教育系统的百分之八十老师家里都有地，农村家庭的学生比例更多。教育局为种麦放了秋播假，中学的学生也回家帮忙种麦收秋。这天中午柳安和正和妻子砍玉米秆，他想把这块地里也种上小麦，小麦相比之下收种省时省力些。正砍着，儿子柳文衡从中学放假回来了，路过这块地头，看到他们在地里劳动便进来了。柳文衡个子中等，但身板结实，放下手中的馍包包，对柳安和说：“爸，我干啥？”柳安和说：“你回去拉架子车，来了咱们把玉米秆拉出去，把地腾开种麦子。”柳文衡说：“我包里的馍发霉了，整天开水泡馍馍，我不想念书了。”柳安和说：“你不念书你干啥？你看人家杨龙章，书念得多好，你要好好念哩么。”吴改娥接着说：“不想念了就算了，家里劳力少，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叫你爸爸回来，他又舍不得那几十块钱，你回来正好。”
柳文衡听了母亲的话，便提着馍包包回家去拉架子车。
“不念书以后农民就当定了。”柳安和看儿子回家去了，对妻子说。但他也知道，儿子学习成绩一般，想考中专或大学是不可能的，考不上高中的可能性也很大。
“当农民就当农民，你看咱们大队再有多少娃娃念书？都帮家里干活哩。他不想念，你就是把他硬塞到学校里，也是白浪费时间哩，啥也学不到。”
秋播假结束了，柳文衡来到学校里，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回家了。回家的时候，他很兴奋。今冬可以不住那个八面透风的大宿舍了，也不用吃那开水泡馍馍了。柳文衡开始每天割草，喂牛，和母亲干农活，这下子柳安和感觉心中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星期六或星期天，他帮家里给牛铡麦草，起牛圈里的粪这一类大活，其余的活儿他们娘儿两个基本上也能应付过来。
随着各家各户的解脱政策束缚，自由程度的增加，有些人家里喂了猪，有些人家里喂了鸡。粮食逐渐增产了，喂的家禽家畜也就多了，不同于前些年的以草糠吊命的那种。有人拉到集市上去卖，卖得的钱给家里添置些必需品，逐渐地皇甫公社街道便有了集市，是农历每旬的一四七，每个月逢九赶集。集市上和以前相比，卖东西的人多了，买东西的人也多了，集市上人流量明显的大了，街道上逢集便有了摆摊的小商小贩。腊月里过年时，杨柳大队有几户人家杀了猪。部分农民感到粮食比往年宽裕了些，便养了猪。过年时杀头猪，图个喜庆。自己留一点，再把大部分的猪肉卖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这一年的春节是杨柳人感到过得最喜庆的一个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