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生活开始了，战俘们吃不饱饭，还得参加劳动。每天步行五公里，到日本人的工厂“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MKK）”（今沈阳中捷友谊厂所在地）劳动，同时还有一部分战俘到日本的“高井铁工厂（TKK）”劳动。
石川上尉是战俘营里的二号人物。从他满是横肉的脸上看，就知道是个令人恐惧的家伙。战俘根据外貌给他起了个绰号“公牛”，在以后的日子里，战俘们逐渐感受了这个绰号的名副其实。一次，战俘们正在用英文点名报数，“公牛”去了，要他们用日语报数，美国军官说我们不会日语，结果战俘们被迫开始学习日语，一直到晚上九点才回营房，晚饭也吃得很晚。
罗伯特·皮地少校是战俘营里级别最高的英国军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冒着危险偷偷写日记。在他的日记中，就有很多关于“公牛”的暴行记录：“今天早晨，我又一次目睹了一场可恶的表演，这种场面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英国陆军忠诚团第二营列兵瑞莫尔的下巴被‘公牛’重重地打了三拳，倒在地上，又被猛踢一顿。挨打的理由是他在给日本人鞠躬时，没有把手中的煤筐和铁锨放下。还有三个战俘也被‘公牛’用三尺长的木板毒打一通，因为他们把毯子拿到营房外面随意晾晒。”然而，这种毫无来由的殴打却是日本人刑罚中最常见的一种。殴打是经常的事，人们已经不再把它当做不寻常的事情而记录下来。
在日本人所有的刑罚中，真正令战俘心惊胆战的是日本人的“重营仓”，也就是单独禁闭。战俘们把它叫做“比战俘营这个人间地狱更黑暗的地狱”。一个人被关在禁闭室里，冬天潮湿阴冷，夏天闷热窒息，这种禁闭至少要连续进行三天。一次，罗森道尔也被关进禁闭室，日本人怀疑他在战俘里搞破坏。罗森道尔回忆说，这个小屋子是用木头做的，像个盒子，让你站不起来，也躺不下去，你必须从一角到另一角待着，巡逻的日本哨兵不让你歇下来，用刺刀捅醒你，让你起来，一天你也别想睡上一会儿。此时，正是奉天的冬季，真正可怕的还是禁闭室的晚上。那里没有供暖，非常冷，日本人给了两条毛毯、半盒水。到了晚上，你必须把盛水的盒子放到毯子里或放到身边，如果把水忘在外面，水就冻成冰了。冬天的禁闭室几乎要了罗森道尔的命，好在他还没有生病，身体仍旧能够抵挡寒冷，就这样在煎熬中度过了三个昼夜后，日本人终于打开了禁闭室的大门。
饥饿依旧笼罩着战俘们。在战俘营里，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食品，但战俘们的伙食不仅严重匮乏，而且质量也极差。皮地少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当天的食物有六卷面包、一点五升菜汤、九公斤猪肉，还有一些高粱米（供一千三百人用）。”罗森道尔说，1942年到1943年的冬天什么东西都没有。说到吃的东西，就连鸟儿都不飞来，没有邮递服务，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食物。
日子一天天过去，整日饥肠辘辘的战俘们对脂肪和蛋白质的欲望与日俱增。这时，一条在战俘营中穿梭的野狗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战俘们开始捕杀野狗，这是在战俘营里唯一能够额外搞到的吃的东西。由于狗肉含有很高的热量，所以这种捕杀野狗的行为迅速在战俘们中间流传开，附近的野狗都成为他们猎杀的目标，很快战俘营里就有人卖狗肉了，它的价钱是两百克可以换十支香烟。然而，这种交易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这不仅是因为附近的野狗已经不敢靠近战俘营，而是因为战俘们意外看到一位中国老人的尸体，在路上被几条野狗撕咬着……一想起这个场景，他们就再也不想吃狗肉了。狗没有了，也不想吃了，他们又把目光对准了集中营的鸟，到了后来，战俘们连猫、甚至蚯蚓都找来吃。
在饥饿和寒冷的威胁下，疾病开始袭击战俘了。有很多人患上了伤寒、肺炎、脚气等病，罗森道尔也染上了脚气，两只脚肿胀得很厉害。水肿退去以后，开始疼痛，疼得就像要把腿砍掉一样。他在医院里待了三个星期，没有治疗，只是待在那里等着。那里有许多人染上伤寒、白喉，都在那里死去了。由于战俘们得的都是传染性疾病，所以病菌在营房里迅速传播，患病人数一度达到八百人，超过战俘总数的一半。战俘营医院很快就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人。
六十年后，奉天集中营遗址上的沈阳市大东区中捷友谊厂敬老院接待了一位八十一岁的美国老人，名叫罗伯特·A.布朗。1940年服役于美国陆军航空兵，担任卫生员，1942年在巴丹西海岸被俘亲身经历了死亡行军，目睹了奥德内尔战俘营三十天死亡一千五百名战俘的惨景，后又转到喀吧那团战俘营，押到奉天战俘营后在战俘医院当卫生员。他回忆说，当时医务所有两个日军军医，他们根本不关心战俘们的死活，吉姆像个魔鬼，战俘来看病，他往往骂“滚出去”。一次一名美军战俘做阑尾炎手术，手术过程中吉姆竟然掏患者阑尾耍着玩，疼得那名战俘要寻死，被同伴死死摁住。后来吉姆在军事法庭上被处以绞刑。
桑岛更可恨，为了确诊病人是否患上痢疾，他竟然让病人光着脚在零下十几度的操场上跑步，如果病人没有出现虚脱或者拉肚子，就认为没有患病，就让你去干活。由于桑岛严格限制药品，因此医院里的战俘军医和卫生员所能做的，就是徒劳地给病人们一些安慰。由于缺少治疗药品，原本是普通疾病的痢疾成为置人于死地的杀手。一百个痢疾病人中只有一个便盆，很多人由于不得不钻出被子冒着严寒去室外上厕所，而患上肺炎死去。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死去，第一个冬天就死了两百多名战俘。
战后，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统计，盟军战俘在德国纳粹战俘营里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一点二，而在奉天日军战俘营里的死亡率却高达百分之十六，几乎是纳粹战俘营的十四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艾伦认为，主要是因为德国严格遵守《日内瓦条约》，对战俘的概念也与日本有所不同，他们知道盟军也俘获了他们的大批战俘。而日本人对战俘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对白种人有强烈的仇视心理，而盟军战俘对此却全然不知。他们本来可以为战俘提供食物，但是他们扣押红十字会的物资、扣押药品，只给战俘极少的食物，因而加大了战俘的死亡率。
战俘营的第一个冬天，医院每晚要处理八九具战俘尸体，开始只是用毯子裹起来，后来才有了棺材。所谓棺材实际上只是简单钉制的木头箱子，装上尸体后，先放在临时停尸间，第二天早晨再送到大停尸房。
停尸房很快就堆满了，二百多具尸体放在一个很大的库房里，这个库房刚好斜对着厨房，战俘们每天吃饭时都要路过这里。库房十分简陋，透过墙上大大小小的孔洞，可以看到里面堆积起来的尸体，这令每一个战俘毛骨悚然。直到春天来了，天气开始转暖时，战俘们才把难友的尸体运到日本人指定的地方——在通往四平的道路旁进行掩埋。但因黑土地还没有完全解冻，一镐下去只留下几个镐印。于是他们只好在掩埋地先生火，把地烤得软一点，挖一挖再用火烤，然后再挖，直到把坑挖好，把尸体全都掩埋。
5 三个出逃者
恶劣的生活环境，把战俘们逼上了绝路，终于有人开始逃跑了！一天，奉天战俘营忽然乱作一团，“公牛”挥舞着军刀，咆哮着冲来冲去；日本士兵在铁丝网内三十米处又用绳子围出一道警戒线，任何人只要越过就会立即被枪毙；日本人还做了三口棺材，摆放在战俘营门口，声称这将是那三名逃跑者的归宿。
所有战俘都被集中在操场上，日军开始清点人数。很快，确定了出逃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士查斯坦、水兵帕里奥地和麦林格洛。
战俘营司令松田大佐开始训话了：“最近发生的具有叛变性质的、严重违纪性质的和不幸的麻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天皇陛下在上，所有我的人都始终如一地在以同情心和武士道精神善待各位。但是那三位胆敢违背我的愿望逃跑的人完全是不人道的……是你们自己放弃了运气，把自己送进了糟糕的境地……我不但要严惩那些胆敢违抗上述警告的人，还要惩罚与之同小组的十人，因为你们是要为不轨行为相互负责的。”
罗森道尔说，日本人把他们分成了组，就是他们所说的“患难十兄弟”，十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逃跑，其余的人全都会被枪毙。这种情况菲律宾发生过，但是在这里没有实施，人们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会实施，为此他们十分担心。
日本人并没有把其余的人枪毙，但战俘出逃的三个营房的战俘组长被关了十天禁闭，其余的人在各自的铺位上整整坐了三天——不许交谈、不许动弹，每天的伙食被削减了三分之一。整个战俘营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
三位出逃者中为首的是查斯坦。就在逃跑之前的那天，他还和大家在一起干活。他总是用石头或其他东西锻炼身体，人们都说他要逃跑。有人还劝他没必要冒这个险，但查斯坦等人还是决意要逃走，因为他们为了这次出逃已经作了一个冬天的准备：每个人拥有将近二十七公斤的狗肉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竟还拿到了一张奉天附近的地图，凭着这张图，他们仔细研究了出逃路线，计划先躲在荒野，再一步步接近六百公里外的中苏边境，从那里逃往苏联。
那么这张至关重要的地图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谁能想到，它和一位中国人还有着一段渊源。如今八十二岁的高德纯是沈阳人，1942年起在“奉天战俘营”所属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担任学徒，有二十余名盟军战俘在他的带领下从事安装机床工作，尽管语言不通，他们相处得还不错。这其中就有逃跑的查斯坦中士。而在这之前，一个日本实习生丢了一张地图，他怀疑是高德纯偷走了，实际上盟军战俘把地图拿走了。两人发生争执，还打了起来。后被日本事务所把事情平息了。几天后，三名逃跑的战俘出现在战俘营里，他们是被日本骑兵拖回来的，他们已不能走路了，回到战俘营的时候，简直就是个死人，根本用不着再枪毙他们了。
高音喇叭里又传来松田大佐的训令：“……要知道高墙的外面，我们的安全体系是十分完善和坚固不破的，逃跑的命运就是被立即逮捕……你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不轨行为都意味着你们给自己套上了枷锁，每动一动都更加危险。”接着，日本人开始追查逃跑战俘手里地图的来历。日本人抓了二十多个中国人到日本宪兵队面前受审，让抓回的战俘指认，追查是谁给他们的地图。最后高德纯成了怀疑对象，日本人对他严刑逼供，又灌辣椒水，又灌煤油，把高德纯折磨得死去活来，屈打成招，承认自己给战俘提供的地图。1943年，高德纯被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得以重获自由。
6 新建的奉天战俘营
1943年7月，奉天战俘营司令松田大佐突然向战俘们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决定：战俘营要搬家了。
战俘们的新家位于当时的奉天东郊（位置在今天的沈阳市青光街附近），是一个新建成的专用战俘营。原来日军为了避免战俘逃跑，便于进行管理，早就开始建设新战俘营了。
新战俘营两米多高的围墙上设有高压电网，围墙的四个拐角还有很高的岗楼。战俘若再想越墙而逃是不大可能了。战俘营的西面，依稀能看到高高的烟囱和厂房的轮廓，那就是他们后来劳动的工厂。
新战俘营并排建了三座营房。新营房用砖砌成，这样他们睡觉时可以不用再忍受寒冷空气的侵扰了。每栋楼划分了十个居住区，每个居住区里又分上下铺共住六十四个战俘。医院也是一座二层楼房，显然，这里的条件比旧的营房好多了。
改善的并不仅仅是居住条件。战俘们一直都关注的伙食问题也有了改观。大豆、玉米、大米、大麦，这些以前让战俘想都不敢想的食物，如今就摆在每个人面前。尽管不能完全填饱战俘们的肚子，但和以前只能喝到稀粥相比，现在的伙食简直是太丰盛了。他们还吃到了一种没有见过的东西——中国的高粱米。让他们开心的是，可以吃到面包了。到了新战俘营以后不久，日本人让他们自己搭炉子烤面包，集中营当局给他们面粉，他们烤出了自己做的面包。
由于居住和饮食条件的改善，战俘们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困扰罗森道尔很久的脚气，也因为得到食物中维生素足够补充逐渐痊愈了。更为离奇的是，日本人有一天突然宣布要给战俘们发钱了：“列兵每天十分钱，出勤好的可以领到十五分钱；军士每天二十分钱，每个月的十五日发放！”——前提是，要到新战俘营西边的工厂里去劳动。战俘们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有些不知所措。战后，美英被押到各地的战俘聚会时，都说奉天战俘营是条件最好的战俘营。也有人说是日本为了宣传而建的战俘营。当时日本文艺宣传队曾多次造访战俘营，他们带着摄影机，拍摄了战俘学习、劳动、打球、游戏和过圣诞节的影片，然后拿到占领区各地放映，以标榜大日本帝国的仁慈和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