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香港、海南的盟军战俘营
二战时期，日本设在中国大陆的盟军战俘营有多处。据文史资料介绍，在沈阳、上海、香港、海南岛等地都关押过盟军战俘。
在香港，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也向香港发动了进攻。14日，日军攻占九龙半岛，英军被压缩到维多利亚港口附近及香港本岛。由于英国在香港的防御力量极其微弱，12月25日，香港总督马克·扬（中文名杨慕琦）接到英国政府的投降命令，放弃抵抗。香港沦陷，一千二百多名英国人阵亡，包括英国、印度、加拿大等国在内的陆海空军官兵一万余人沦为日军俘虏，其中英国战俘五千余人。日军临时把英军战俘囚禁在七姐妹、深水涉、亚皆老街等三个集中营和启德机场，把港英政府的官员和英国侨民囚禁在赤柱集中营，把印度籍官兵囚禁于马头围集中营。
刚开始时，日军把大批俘虏临时关押在位于北角的一处难民营中。这座难民营是战前港英当局为中国难民搭建的，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条件恶劣。过惯优越生活的英军官兵在送到这里之前，仍不失从前的气派。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军歌，前往临时战俘营。当走进用铁丝网围着的臭气熏天的难民营时，他们才意识到，未来的生活将充满苦难。
起初，日军为节省食物，还允许英军战俘用卡车将原来部队储藏的食物运进来。随着战俘们因生活条件恶劣而出现对立情绪，日军断绝了所有外来的给养，使战俘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糟糕，从而酿成了战俘们最初的反抗。一天夜里，一个年轻战俘穿过铁丝网跳入大海，试图逃跑，被日军岗哨打死。但此后，更多的人酝酿着逃跑。日军为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战俘骚动，决定将战俘转移到新建的战俘营。日军设在香港的最大战俘营是深水涉战俘营，战俘最多时达七千人。这里原是英军的一个兵营，由于日军的轰炸，这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战俘营的居住条件比难民营好不了多少，房子低矮，人员太多，战俘只能睡在拥挤的大通铺上。日军每天为战俘提供少量发霉的大米、蔬菜，其他的一切都要靠战俘自己想办法。几周后，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一扫而光。皇家陆军军官光着脚，抽着用靴子换来的纸烟，已不是新鲜事。
日军还强迫战俘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战俘清理被炸坏的公路和扩建启德机场，后来又调往几十里外的地方修建油料和弹药库，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许多战俘因此倒下。日军对战俘的迫害，频频引发逃跑事件。1942年5月，皇家陆军上校林赛·赖德率一些战俘，从新界山上逃跑成功，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作为报复，日军对战俘实行集体惩罚，长期断绝蔬菜配给，致使战俘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脚气、败血症及黄、白喉等疾病蔓延。在疾病猖獗时，一天有四五人死亡。死后被拖到营外埋掉，或者干脆被扔进大海。
由于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缺乏，从1942年夏天开始，日本当局将香港英军战俘分批运回日本本土做苦役。9月25日，一批计一千八百六十一名的英军战俘被集合在香港深水涉营地的阅兵场上。经过简单的身体检查，战俘们被押上“里斯本丸”客货船。既然用来运载战俘，在战争情况下，理应悬挂相关旗帜或明显标志，但“里斯本丸”却没有任何标志。10月1日凌晨4时，“里斯本丸”遭盟军“鲈鱼”号潜艇的鱼雷攻击，船上近半数英军战俘葬身大海。浙江省宁波专区定海县东极乡青浜岛、庙子湖岛渔民自发组织起来营救了三百八十多名英军战俘，后又被日军搜出，押往日本。香港英军战俘多数被押在东京湾的人工小岛大森战俘营，后来有的分到大阪、神户、广岛等地当劳工，和其他盟军战俘一样，在日本经历了长达三年的苦役劳动，直到日本投降才归国。
在海南岛，日军为了掠夺石碌的铁矿，长期占领海南，在当地的石碌、北黎、八所一带同时兴建了四大工程，即石碌矿山的采矿工程、石碌至八所铁路工程、八所港工程、东方水力发电工程。
为完成这些庞大工程，日本从上海、广州、香港、澳门、台湾，强征、抓骗了数万劳工，其中就有盟军的战俘劳工。据文史资料记载，关押在北黎港（今东方县）战俘劳工集中营的战俘有香港印度籍战俘三百人，新加坡印度籍战俘七百人，安文岛澳洲籍战俘八百人，爪哇荷兰籍战俘四百人，共计两千余人。他们和中国劳工一样，经受了饥饿的折磨、繁重的劳役、疾病的威胁，不少战俘葬身海南。
1944年5月的一个雨夜，国民政府感恩县长何重民率领地方游击队，前往盟军战俘营营救战俘劳工。经过战斗救出盟军战俘两百多人，旅长麦克列阿也安全脱险。又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穿越日伪军封锁线，终于抵达保亭县第三区中平乡（今琼中县中平镇）河滥峒旧村坡琼崖守备司令部驻地。为保护盟军战友，琼崖守备司令部和琼崖专员公署，动员当地民众为盟军战俘修建了数十间营舍并提供相关生活设施。在中平乡设立了河滥国际村，并为其赠送了衣服，治疗了疾病，还划出土地供他们自种蔬菜粮食，解决生活问题。日本投降后，美国空军少将星罗从海口来到河滥国际村，接受了这批战俘，并分批送回本国。
2 惨烈的巴丹保卫战
在中国大陆关押盟军的战俘营中，关押人数较多、关押时间较长、遭受折磨最惨的，要数关押在沈阳即昔日的奉天战俘营。而要了解这批战俘的经历，又不能不提惨烈的巴丹之战和死亡行军。
1941年12月7日，美国历史上的耻辱日。这一天，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珍珠港海军基地遭到日本空军偷袭，美国损失了六艘战舰、三百一十架飞机和两千四百名士兵。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十个小时后，部署在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二百七十七架飞机还未升空，便被日军摧毁了多半，其中有刚刚从美国本土运来的三十五架新型轰炸机B-24“空中堡垒”。
克拉克基地被击毁，对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在后来进攻菲律宾的作战中，它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半个月后，日本军队在菲律宾北部的林加延湾登陆并迅速发动攻击，骄傲自负的美国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中将，命令他手下的两个菲律宾师在海滩上迎击并要打败来犯的日军。
麦克阿瑟将军低估了他的对手。由本间雅晴中将率领的日本进攻部队，拥有两个精锐师团——第十六和第四十八师团，由曾经在中国打过仗的老兵组建而成。重要的是，日军可以出动台湾岛上的轰炸机对已经丧失空军力量的美军实施空中打击。未经充分训练、装备很差的两个菲律宾师，在林加延湾的海滩上，同本间雅晴的两个能征善战的师团遭遇。在日军陆海空部队的猛烈攻击下，美菲联军迅速溃败，沿着三号海岸公路向首都马尼拉撤退。另一支七千人的日军在马尼拉南面的拉蒙湾登陆后，开始逼近马尼拉。麦克阿瑟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决定放弃马尼拉，退到西面的巴丹半岛。
美菲联军在巴丹半岛的纳地布山重新布置防线。美菲士兵在向南方逃跑中，丢掉了他们急需的大部分军需给养。巴丹驻守士兵每天只有一半的粮食供给，他们没有鲜肉和水果，所带的大米只够维持二十天。更糟糕的是，各种药品严重不足。在营养不良和热带气候条件下，包括疟疾、坏血病和痢疾等疾病开始在联军里蔓延。到了三月底，医院每天要收治五百名患疟疾的病人。指挥美军北吕宋部队的乔森那·温莱特将军后来写道：“持续的饥饿，夜以继日的湿热空气、令人望而生畏的疟疾和伤病员不断的呻吟声，残酷地折磨着我们这些人。”
巴丹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麦克阿瑟在守卫菲律宾的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让部下并不喜欢他。为了讽刺他老躲在防线后头，士兵们送给他一个绰号——“防空洞里的道格”。但在美国国内，麦克阿瑟却被当做英雄受到称颂。
相对于1941年盟军在各战场的大溃败来说，似乎只有巴丹保卫战是一个例外。因此，各家报纸都在称赞美国在巴丹的防卫战和指挥这些英勇守军的麦克阿瑟将军。虽然菲律宾的陷落在所难免，但罗斯福总统认为，麦克阿瑟这位国家英雄不能牺牲在那里。3月12日，麦克阿瑟奉罗斯福的命令乘鱼雷艇离开菲律宾，他走时向留守巴丹的部队发誓：“我还要回来！”尽管后来这句话在战争中激励了美国守军的斗志，但对于这支疲惫不堪的美菲部队来说却毫无意义，在这些守军将士的眼里，是司令官撂下他们，自己逃跑了。
美菲部队的指挥权被交到刚刚被提升为中将的乔森那·温莱特手里，尽管他明白双方力量悬殊，但还是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他走进克来吉多岛上麦克阿瑟的指挥部，并任命爱德华·金少将为巴丹前线守军司令。金将军得到的命令是要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这是麦克阿瑟在离开时的命令。不许投降，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美军指挥官乔森那·温莱特将军和爱德华·金将军指挥美菲守军在巴丹半岛南面击退了日军几次登陆行动后，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灾难。4月初，日军的两个新来增援的师团到达菲律宾。4月3日，日军向巴丹守军发动了最后的总攻。
远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将军向温莱特下达了全线反攻的命令，可他的部队无法服从这种异想天开的命令。此时，巴丹守军每天只能吃进不到一千卡热量的食物，身体就是不动也不足以维持生命。前线部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患了疟疾，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得了痢疾，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得了脚气。前线已经彻底崩溃。
战斗进行得非常惨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面对日军无休止的梯次进攻，爱德华·金少将决定不做无谓的牺牲。4月9日清晨，他下令巴丹美军竖起白旗，并神情忧郁地告诉大家，麦克阿瑟将军不允许温莱特将军投降，是我违抗了军令，与温莱特将军无关。这一天，巴丹半岛陷落。
尽管美菲联军大部已经投降，但日军指挥官本间雅晴对南线还在作战的盟军还是进行了凶恶的报复和发泄。他动用一百门大炮包围了美菲联军司令部所在地——小小的克来吉多岛，并接连进行毁灭性炮击达三个星期。仅5月4日一天，就有将近一万六千发炮弹倾泻到岛上。
5月5日上午10点，温莱特中将向华盛顿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请告诉全国，我的部队和我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捍卫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她的军队的优秀传统……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对我顽强的军队的无限自豪去见日军指挥官了……再见了，总统先生！”
巴丹半岛七万五千名美菲联军向日军投降，其中美军一万二千名。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会俘获这么多的俘虏。美菲俘虏被命令向东海岸的马里韦莱斯机场集中，然后从那里转到一百零六公里外的奥德内尔战俘营。这是美军建军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也是美国两百多年来遭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军事失败！
3“死亡行军”与“地狱之船”
1942年4月10日，七万五千名战俘在一千名日军的押运下，踏上了前往奥德内尔战俘营的路途。这次行军后来被人们称作“死亡行军”。年仅二十岁的美国远东陆军航空兵第九轰炸大队机械师上士奥立佛·艾伦，被迫进行了这次行军，经历了噩梦般的生死考验。
根据日军的方案，押送俘虏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一千名日本士兵押运俘虏徒步到巴丹半岛中部的巴兰加，日军野战输送部在那里准备两百辆卡车，进行第二阶段的押送；第二阶段他们准备用卡车将战俘送到圣费尔南多的火车站，最后用火车将战俘运至奥德内尔战俘营。
日军野战输送部的计划看起来似乎很完善，在巴兰加到圣费尔南多的线路图上，还标有几所急救站。本间雅晴认为，从马里韦莱斯徒步到巴兰加会很轻松，战俘们的口粮也等到巴兰加再发，有饥饿催促，他们会尽快赶到预定地点。于是本间雅晴中将在这份“完善”的计划上签了字。然而，在过去的五个月里，战俘们始终被饥饿和疾病所困扰，身体状况十分糟糕，食物对于他们来说，远比本间雅晴所认为的重要得多。
开始行军的五天中，每人只分得一个米饭团，这就是他们得到的全部食物。更重要的是，战俘们得不到水的足够补充，日军一天只为战俘提供一次水。4月的菲律宾气温高达三十多度，高温使得人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由于缺水，原本虚弱不堪的战俘们陆续倒下。每一位活着的战俘都知道，水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沿途有许多公共水井，可以解决一点战俘的饮水。但缺水把战俘们逼到了疯狂的边缘，每到一个水井时，战俘们再也顾不上许多，战友之间为了抢水而发生的冲撞，已经成为生存下去的基本前提。
战俘队伍像一条缓缓蠕动的长蛇，沿着巴丹东侧的公路向北前进，不时有零散的士兵从密林里走出来，默默地加入到蠕动的队伍中。对面，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不时有卡车拉着日本兵驶过，他们是来进攻克来吉多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