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的粮食供应，和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城镇居民一样，实行定量配给制。配给的粮食中有少部分做面包的面粉，加上高粱、玉米等杂粮。初期，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或绿豆饭，外加足够的面包。午饭是一些炖和煮的食物。晚饭将午间的剩饭加在一起再炖煮。当时还供应一点肉食，但由于卫生条件不好，送来的肉，夏季总是长满了蛆，可以说是随除随长，因此到处是苍蝇。1943年下半年，集中营的面粉配量减少到不足五分之一，是发霉的高粱米和玉米，不仅营养成分很低，而且含有病菌。由于营养不良，人们的体重下降，面黄肌瘦，多生疾病。
8 地下交易成生命线
随着日军在越拉越长的战线上屡屡失利，集中营里的生活也就更加困难。由于要尽可能地节省所有的物资，以备应付难以预测的艰难未来，集中营里的所有人，从刚会走的儿童到八十岁老翁，一年四季中有三个季节都打着赤脚，仅仅是为了减少鞋子的磨损。
原来尚可供应的难以下咽的老骡肉和粗糙发霉的高粱米已难得一见，每人每天摄入的热量最多不超过一千二百大卡，仅为常人的四分之一。八十高龄、原本高大健康的戴存仁牧师的体重，已减到了成年人不能再减的八十磅，而一般成年人的体重也都减到了一百磅左右。孩子们指甲凹陷、牙齿无光，已发育成熟的少女也开始停经，整个集中营都在饥饿的煎熬中呻吟。千方百计找食物，便成为大家空前一致的目标。
于是，集中营中胆子比较大的人便偷偷地将自己的衣服、金牙等贵重物品裹好，再在里面夹上一张此物想换多少食物和写有自己名字的纸条，然后趁着日本看守不注意，扔出大墙。虽然墙内的外国侨民与墙外的中国人互不相识，但每每捡到这些东西的中国人，一定会从墙外扔回比对方要换数目只多不少的物品。
与此同时，天主教神父也扩展他们的圣职，兼做商品生意，充当联络人，联系营内的人与外界的中国人达成交易，即用现金或贵重物品交换鸡蛋、熏肉、水果、果酱甚至巧克力。其中常有一个全身涂黑的中国人晚上爬过墙来取订货单，同时要约定送货的时间与方法。因为日本兵经常沿着围墙巡逻，所以传递的手法一定要十分高明。
神父中有五个是生活俭朴与经常静思的隐士。他们的小屋恰好贴近院墙，所以成为偷运食物的最佳地点。其中有位神父名叫帕堤克·斯坎兰，是澳大利亚人，穿着一件棕色长袍，衬着棕红色头发，胖胖的身型，红润的肤色。他成为地下粮食供应的“总干事”。
营外供应鸡蛋最多的人是一个人称江太太的瘦小中国基督徒。她是一位勇敢的女士，晚上和小儿子把一连串鸡蛋从一条水管道里送进来，而这管道正在神父小屋附近的墙下。只要鸡蛋生意“红火”，就必是他们母子的功劳。斯坎兰神父把所有买卖都记录在一本“生命册”上，然后与同伴小心翼翼地避过卫兵监视，把蛋和其他食品送进营内。
从营内存留的账目看，潍县集中营在开头的几个月，用这种地下交易购买粮食、日用品的次数最为频繁。地下交易成了集中营的生命线，许多人靠它才能维生。但事后发生的一次失误，使这条生命线几乎断了。
斯坎兰神父办事机敏。一次，他正坐在墙边小凳上，一如往日，惯常地向墙外传达无障碍的讯号：可以开始送鸡蛋了。就在这时，一名日本卫兵走过来，神父迅速将鸡蛋放进以长袍覆盖着的篮子，同时通知对方停止送蛋。可是外面的人不明就里，仍然不停送蛋，他就开始大声读他的祷文书，然后用拉丁文以诵经的口气呼唤同伴前来援助。谁知那卫兵特别想谈话，还停下来与他交谈。几分钟后，蛋壳破裂声，加上长袍下流出来的生蛋糊浆，泄漏了秘密。卫兵大怒，狂吼着将他拉到卫兵署，判他十五日单独监禁。
神父被判单独监禁的消息传开后，全营都觉得好笑，这种处罚对一位入营前二十五年沉默独处的隐士算得了什么。神父总是胜日本兵一筹，甚至在单独监禁中也毫不示弱。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神父感到寂寞，希望有人做伴，就在深夜用拉丁文大声唱起他的祷文。他的监牢和日本兵宿舍在同一个楼中，日本人被这洪亮的声音搅得难以入睡，但又知道这“吵闹”是神父必尽的宗教职责，也就不便随意干预。结果日本兵忍受了一晚之后，就如送瘟神般地把他放回来。但这事以后，地下交易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畅通无阻了，因为日本人加倍设防。
9 中国民众的援助
一天黄昏，天色渐暗，附近村庄的几个民众趁天黑，飞速地把一块几米长的厚木板搭在了集中营两堵墙之间的电网上。只见一个小男孩灵巧地踩着大人的肩头蹿上已搭好的木板，两手各提一包鼓囊的东西像走平衡木一样小心地向前走着。突然，响起一阵狼狗的狂吠和刺耳的拉枪栓声，已快走到里边那道墙头的小男孩浑身猛地一抖，重心失衡后向电网倒下去。随着一声瘆人的惨叫与噼噼啪啪的声响，这个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小男孩瞬间被电击身亡，并且被牢牢地挂在了墙头的电网上！
这个小男孩叫韩祥，是潍县上虞河村人，手里提的正是要往集中营中送的食物。因为小孩身体轻，只有他们才能在搭在两堵墙间的铁丝网的木板上行走。韩祥这是第二次趁着天黑往集中营里面送东西。日本人拒绝为这个中国小男孩收尸。第二天，当太阳透过发着幽幽寒光的电网上悬挂着的这具幼小的尸体射进集中营时，集中营里正在排队例行每天一次早点名的侨民们全都惊呆了，大人们下意识地捂上了孩子们的眼睛。就这样，日本看守为了杀一儆百，让这具尸体整整在电网上挂了两天！
时间一长，潍县集中营中供给日益恶劣，体弱多病的难友又无钱救治，加之一千五百多人被秘密关押，急需与外界互通消息。面对日本人严密的监控，北美长老会神学博士德卫斯想到了唯一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淘粪工张兴泰。
张兴泰与乐道院早已经是老相识。当年这位一家六口仅有四分河滩薄地的穷汉，衣衫褴褛地在乐道院门口冒着寒风卖猪头肉的时候，正是经常在此进出的德卫斯牧师帮他缓解了苦愁，手把手地教他建冰窖，冬天储存冰块，等到夏天再往乐道院里卖，另外，他还赊了建冰窖的砖头钱给张兴泰。翌年，张兴泰一家的日子果然有了起色。
当这些外国人在集中营里开始求救时，耿直忠厚的张兴泰没有犹豫，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德卫斯的信转给广文中学校长中国牧师黄乐德。
黄乐德在看完信件后赶紧让张兴泰先偷带伪币两千元进集中营救急，然后又找当地国民党的游击司令们筹募善款，言明集中营内关有蒋介石的顾问等西方要人，若现在出钱搭救，将来外国人在蒋委员长面前美言即可获高官厚禄，若见死不救，必将受罚。这些军头们纷纷解囊。再加上四周的基督徒和乡民们感于黄乐德牧师的品格，也踊跃捐赠，共筹善款三十多万伪币，时值十万美金。
这批款项后由黄乐德的儿子黄安慰与女儿黄瑞云分三批秘密送往中立国瑞士驻青岛代办处艾格外交官手中，由其打出留有黄乐德名头的收据后，再以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购买集中营急需的药物与营养品，按时分批在雇佣的四名白俄罗斯小姐的协助下送往集中营。正是这一批批的救命物资，才使得一千五百多名被囚禁的侨民，在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能艰难的活下来。
10 在危难中寻找希望
为了使侨民们恢复必需的工作和生活，北美长老会神学博士德卫斯，被大家公推为集中营被关押人士的代表，多次与日本人谈判交涉。经过努力，日本人同意了芝罘学校的学生复课、教徒做礼拜等当紧要事。
学校开学后，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木工班、会计班及汉语、日语、蒙语和俄语学习班。难友们还组织了一个讲习会，讲授航海知识、美术理论、中外历史等专业课程。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还重申：所有的学生必须坚持上课，无论酷暑寒冬，还是饥饿疾病都不能中断！而他们的考试也沿用英国最高的牛津标准。结果，集中营解放后，狱中三年所有毕业生的考卷送回牛津大学，全部被认可并补发了证书。
由于物资匮乏，营内卫生条件差，白天苍蝇扰，夜里臭虫咬、老鼠闹。集中营里的学生在学习之余，同时开展了“大战臭虫日”“打苍蝇日”，对老鼠展开歼灭战等活动。学生们用小刀和指甲，将枕、毯、被单、床铺和墙壁缝里的臭虫和臭虫卵多次进行歼灭。获胜者奖励一盒红十字会救济的肉罐头。一时间，沉寂的生活开始有了活力。
与那些高年级同学比起来，集中营内的儿童们，自有他们的天地。一天午后，戴爱美忐忑地跟在女老师的身后，悄悄来到医院后面的僻静处，面对一个盖着盖子的铁罐头盒，秀美的蓝眸子里溢满了期待与好奇。《祝你生日快乐》的乐曲，从老师的嘴里缓缓地飘出，充满了母爱的真挚。唱罢，戴爱美睁开微闭的双眼，一个略微有点干瘪的苹果静静地躺在打开的铁盒中，一股强烈的幸福感使戴爱美差点晕了过去——这是老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个在集中营中比黄金都要珍贵的苹果。
随后，老师用两块砖头临时搭了个“小灶”，再给铁罐头盒里放上稀有的豆油，点燃“小灶”下早已准备好的枯枝，然后又飞快地将苹果削成一个个的小薄片，这些小苹果片雪花般地向架在火上的铁盒里飘去……此后的几十年中，戴爱美一直沉浸在这个魔幻般的生日之中。
在单调乏味的集中营生活中，精神生活是非常需要的。对集中营许多有文化和学识的成年人来说，需要有足够的文化生活弥补物质生活的不足。
被圈禁的侨民中，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曾任过蒋介石顾问的美籍人雷振远，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博士，齐鲁大学副校长德位思，燕京大学教师朗东·吉尔基，辅仁大学教师恒安石（1981年至1986年任美驻中国大使），1924年奥运会400米赛跑冠军获得者、烟台芝罘学校体育教师爱里克·利德尔（英国人），烟台益文商业学校教导处主任比维廉（英国人），烟台芝罘学校创办人泰勒·存仁（英国人），烟台葡萄山基督教会的创办人卜内德（英国人），泰安孤儿院创办人亚娃·徘顿（美国人）。另外还有部分企业负责人，如英国在天津德士古油栈的以克鲁（代理厂长）、戈登纳（秘书），天津永昌洋行负责人泰莱悌（英籍印度人），英美烟草公司职员狄兰（英国人）。这些有文化知识和专业的被圈禁者，面对集中营单调乏味的生活，有的靠读圣经和祈祷度日，有的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忧虑，对前途绝望。
当时任小学部主任的卡尔女士多年后在一封信上说：“我当年面对日军本身和被扣禁这两件事全不惧怕，为了未来的事忧虑，是于己无益，于事无补的，不管朝哪一方向走，有时感到已经面临人生的终点。是否不久会被自掘坟墓，就地被处决而葬于此？那么我就为我自己名列最早的一批而祈祷。”
侨民们为了改善生活环境、丰富文化生活，自动组织了乐队和话剧社。他们将各自带来的小乐器集中起来，以基督教救世军的一支十五人的铜管乐队为主，加上天津歌舞团木管乐组和业余提琴组成一个颇有规模的管弦乐队，经常在集中营内演出。
说起芝罘学校的管弦乐队，缘起于该校高年级的柯喜乐和精通日语的艾曼生的一次奇遇。他们有一次在蜘蛛网遍布的集中营教堂的地下室里玩耍时，无意间发现一架破旧不堪且落满灰尘的钢琴，集中营中从此便有了一支颇具规模的管弦乐队。乐队不仅造就了经年不断的音乐声，也成了孩子们课余的一种娱乐和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