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里还有一个图书馆，多少给集中营带来一些文化气息。集中营比较明快的回忆，是举行音乐会，都是唱片音乐会，在F楼屋顶上举行。音乐会的唱片都是一些难友们在入营时带进来的。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常常在食堂里演出。在没有乐谱没有剧本，一切只是凭记忆的情况下，这些难友们甚至演出了一场两幕歌剧《卡门》。要知道，在这些被关押的侨民中，本来就是音乐人才济济，修养极高呢！这些西方侨民竭力所做的，就是要维护一个人的尊严。人，无论在什么逆境困境，只要还有尊严的意识，那就不会被击垮。
对白丽诗的双亲来讲，生活是单调沉闷和与世隔绝的。唯一一次与外界接触，是在国际红十字会帮助下实现的。在1943年11月3日，即白丽诗全家入营的半年后左右，他们被允许发一封只能有二十五个字的电报，给他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外祖父母。当时，白丽诗根本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外祖父母。
就这样，光阴在无望中消耗着。极少数幸运的人给放出去，但包括白丽诗在内的一千七百五十名难友一直被关押到日本投降。
4 恐惧伴随成长
集中营的生活绝不止缺衣少食这么简单。虽然有父母的庇护，虽然孩子的天真往往能在苦闷中觅得快乐，但恐惧感从来没有远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熟了的白丽诗也越来越感受及目睹到集中营内的恐怖及残酷。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的点名。当日本兵来查房时，每人都必须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大声报出自己的号码。如果有谁在点名时不在位子上，那其他同楼的难友都会因此受株连。有时，这种查房也会在半夜时分突击进行。
有一次，住在白丽诗家邻室的一位老人动作慢了一点，就被日本兵一顿拳打脚踢。日本兵还常会入室搜查一切可能剪割铁丝网的工具。每当他们入室搜查，白丽诗的心总会阵阵狂跳，因为母亲将一把长长的厨房用刀藏在她的洋娃娃小床内。
1944年8月19日，有三个难友出逃了。从此，狱规更加严厉。在白丽诗母亲留下的一本笔记本上，记录的狱规达一千〇三十三条，从不准逃跑到不准用电烙铁，事无巨细，全都有规定：室与室之间禁止走动，除非上厕所或盥洗室；一天只供应两餐；图书馆关闭，所有唱片私人藏书全部没收；不许通信；不许私自用小灶具做伙食；一切工具必须没收……
一天下午，不知何故，几个日本兵在追打一个难友，只见那位难友一路狂奔，听见他一路惨叫。最后，日本人把他抓住，五花大绑，开始用扁担狂打。霎时，空旷的营地响彻着他凄惨的叫声。这时，D楼的难友首先向着日本兵怒骂，然后，潮水般从楼里涌出去搭救那位难友。这股愤怒的人群如火山爆发，积压地下多时的岩浆一旦喷发，势不可挡。一时，声势浩大，场面失控。这样，就造成F楼几个人趁势逃脱的机会。最后，日本当局还是镇住了这次事件，并且从市区调来大批持来复枪和机关枪的宪兵，日夜包围待命。
这次难友们的反抗事件给集中营内的孩子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一个星期后，人们才被允许在白天离开房间，但晚上熄灯时间仍然十分早。从A楼到F楼，四周加固了铁丝电网，以防再次有人逃跑。
1944年11月，集中营里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听到了美国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行的声音，并开始轰炸龙华机场。飞机离他们是如此近，有些难友们甚至已看得见机舱内的美国飞行员们在向他们挥手！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人们纷纷从窗口探首出来倾听着隆隆的轰炸声，观望着浓烟从天边升起。孩子们争相捡弹片，互相比较着谁捡到的更大，一股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在难友们心中升起。
5 六面国旗迎风展
空袭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默默向这些空中英雄欢呼祝福。1945年4月的一天，难友们突然发现，美国飞机在碧空蓝天不时排成“V”形队列低空掠过。白丽诗甚至能看到飞机尾部留在蓝天的久久不散的白烟。
“看呀，大家过来看呀。那是什么？”
“那不就像个V字母吗？”
“对，是V。但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Victory，胜利呀！”
确实，美国飞机在向集中营的同胞们传递联军在欧洲战场获胜的捷报！
难友们兴奋无比。不过，对何时可以重获自由，仍心中无数。不久，又辗转传来联军在菲律宾告捷的消息。但对这些被日本当局关押在集中营的侨民，生活，只是更显得难熬。不仅如此，各式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他们会被转移至内地；也有的说，在盟军登陆前他们会被全部就地枪毙。
到了8月，和平的讯息已传遍全营。人人欢欣鼓舞，振奋无比。1945年8月15日，在白丽诗母亲的日记本上这样写着：
中午时分，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营，这最终证实战争结束了。天亮了！熬出头了。下午七点，全体难友在室外露天作了感恩礼拜。在我家所在的F楼屋顶上，六面国旗迎风招展：美国、丹麦、英国、中国、比利时、苏联。难友们涌到屋顶上欢聚，直到半夜。天是那样蓝！月亮是那样明亮——一切是那么好！
第二天，大家都走出了平时戒备森严、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大门。白丽诗至今记得自己在两年多后第一次踏出集中营大门的情景。“我跨出去，又跨进来，再跨出去，再跨回来……这样反复了许多次，我自由了，我可以自由进出了。”
接下来的几天，成百上千的人从上海赶来这里，看望劫后余生的老友们，大家相拥而泣。营内处处可见到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
8月17日，日本军队悄悄地撤离了集中营。二战结束了，日本投降了。集中营开始进入结束阶段。为了令这段胜利后的收尾工作进行顺利和有秩序，难友们被劝告暂时仍留在营内，因为此时上海市区的情况反而不及营内安全。
当时有两件事让白丽诗印象最深。一是盟军入营进行解放仪式时，白丽诗的母亲，营内为数不多的美籍女难友之一，被推选作为难友代表来欢迎入营的美军。这着实让白丽诗十分自豪。另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是在1945年9月7日这天，美国飞机向营内投下大量的装有食品的包裹。为了给长期关押的难友们一点“惊喜”，这次空投完全是“突然袭击”。当艳丽七彩的降落伞系着包裹突然从碧空中天女散花般徐徐降下时，众人都振臂欢呼，好像是上帝在给他们送礼物来了。令大家兴奋的不仅是因为包裹内的花生白脱巧克力，更是那层层布满各色降落伞的天幕所呈现的斑斓多彩的壮观景像。这些给他们带来久违的欢乐的包裹皮，白丽诗一家一直珍藏了好久！9月，集中营的侨民遣返工作开始了，白丽诗和母亲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1973年，白丽诗又回到中国，和她父亲一样做了一名教师。1984年，她和王正文先生在上海喜结连理，从此定居上海。白丽诗曾说过：“这里有我童年时代最美好和最悲惨的记忆。我热爱上海，热爱从患难中一起走出来的上海人。”
6 乐道院变集中营
在上海隔离盟国侨民的同时，日军也把华北各地的侨民就地集中隔离起来。因为华北各地都有抗日活动，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最后选中了山东潍县（现在的潍坊）乐道院，将其改建成关押外国侨民的集中营，日军称之为“敌国人员生活所”，亦称CAC。因为它在山东省，一些外国人称山东集中营，又因为它设在原潍县的乐道院，所以又被称为乐道院集中营。
山东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多的省份之一。十九世纪末，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在潍县创建了乐道院和广文中学，乐道院内除教堂、医院和家属住房外，还设有学校。这是一处漂亮的欧式建筑，位于当时潍县东关门东南三里处虞河南岸。院子很大，面积有五公顷多。院内有楼房几十座、平房上百间，可容纳数千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和美国《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都曾随父母在此居住过，也同时居住着许多中国人。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潍县县城，当地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涌入乐道院和广文中学避难。在战争初期，日军鉴于乐道院和广文中学均系美国教会所办，尚不敢贸然闯入美英侨民居住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潍县地区日本宪兵队和伪军占领了乐道院，并将避难的中国人全部赶出，接收了乐道院的医院，下令医院的病人只许出，不许进。为了腾出这块地方，驻潍县的日本宪兵队长汤本宣典率领一小队日本宪兵和一个伪军中队杀气腾腾地包围了乐道院，开始驱赶其中的居民。汤本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了十八岁的中国女护士魏希芳。到1942年4月，病人全部出院。在这里工作的中外人员也被迫全部撤出。
日军进驻乐道院后，从农村抓来大批民夫，拆除院内的小院墙及门楼，利用这些砖墙木料修筑起四米高的墙和监视台。每个监视台上都设有探照灯、警钟、信号话筒和机枪等，四面围墙上架设了电网，院内沿围墙四周修成环形马路。马路内侧还有一道铁丝网墙，防止被关押者接近院墙和大门通道。整个集中营由日本高等警察署的警察负责看守，他们扛着上刺刀的枪、牵着军犬在院内巡逻。环境优美的乐道院变成了阴森恐怖的牢狱。
原籍澳大利亚、出生在中国的李大卫，1943年9月被送进集中营，后来他和难友们描述当时潍县集中营的情景说：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自来水，原始式茅厕、敞露的粪坑，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一间残破的教堂、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几间茅棚店子、一排排监狱式房间，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
潍县集中营被关押的都是日军视为敌对国家的侨民，即英国、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国的侨民，而以美英两国的人居多，主要是原住北平、天津、青岛、烟台的同盟国侨民。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北平的苏联侨民也被日本宪兵抓起来，送到这里关押，共计一千五百多人。潍县集中营有少数家庭独居。如泰勒·戴爱美兄妹四人，同年近八十的祖父泰勒·戴存仁组成一个家庭共居。一个叫沙德拉·司马的女孩，是1944年出生在这座集中营的，她当时年幼，对自己的出生地毫无印象。1989年5月4日，她已是美国花旗银行董事长夫人，曾专门来华访问潍县集中营的旧址。
7 突如其来的灾难
日军为了掠夺英美在华企业，并防止在华侨民的抗日反日活动，用集中营的形式剥夺除德、意、日以外的英美等国在华侨民的自由。一方面使他们与外界隔绝限制活动，一方面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是把整个西方社会缩小，再加上适当的压力，使它成为一个人生的实验场。”
这些分批被带到乐道院的外国人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逮捕的。戴爱美女士回忆了当时日军押解犯人的野蛮场面：“我们几百名师生，就像一捆捆柴火似的，被塞进了一艘开往潍县方向的轮船的货舱里……”
戴女士来自当时据称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烟台芝罘学校。这所学校的创立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地外国侨民子女上学的问题。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粗暴的大皮靴踏破了校园的寂静，瘆人的刺刀搅乱了校园的秩序。戴爱美、柯喜乐和全校师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都惊恐万分，一时乱了方寸。
日军进占后，全校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和四十多名教师全部被关进集中营，在烟台关押一年后，才转移集中到潍县集中营。在三年多难以想象的环境中，他们不但在教学上保持了世界一流的牛津标准，而且成为当时整个集中营的精神寄托与楷模。
在被日军押解去集中营途中，芝罘学校中勇敢的美国学生趁日本人不注意，将日本人强行戴在自己胳膊上的“A”字臂章倒过来，用粉笔涂掉“A”字中间的那一横，便成了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鼓舞了许多同学的士气。
潍县集中营有五百名儿童。一般情况下，成年人和孩子分住，每间房子住八个人，每铺床相隔的空间只有十八寸，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日军称集中营为“敌国人员生活所”，但实际管理很严，如同兵营一样。他们把被圈禁者分成六个队，大人和孩子混合编队，每一队两百多人。每个人身上戴一个小牌子，写着自己的名字和号码。
早晨听到钟声按时起床，早饭后到操场集合，有看守点名，每人都要用日语依次报数。白天是上课和劳动时间。集中营规定被关押者都必须参加劳动，有专长的充当医生、护士、面包师、厨师、修理工等，其余的都得轮流帮厨、种菜、清除垃圾，晚饭后为文娱活动和祈祷时间。入寝钟声打过后，必须返回各自的宿舍睡觉。不准在室外和其他房间逗留，更不能与外界接触。有一次，日本警察在临时工身上搜出信件来，便将其拖进营房，打了个半死，随后人便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