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日报》有个女记者叫梅欧，被俘后化名赵玉英。年轻漂亮，风华正茂，能写一手好文章，当年报纸上署名安东的文章，就出自她的手笔。1941年秋，日军集中七万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战术，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报社既要反“扫荡”，又要流动办报。今天在这个村庄，明天在那个山沟，不断地转移，紧张地工作，对于一个怀有身孕的少妇，是多么的艰难。她终于累倒了，流产了。组织上不得不把她安排在灵寿山区的寺院村隐蔽养病，后不幸被捕。
9月底，日军包围了她住的村庄，赵玉英被捕了，和她一块被捕的还有一个《晋察冀日报》的男记者，化名李生。不久，敌人又押来一个女战俘，被捕时，化名王枫。她原来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电台的报务员，敌人“扫荡”时，已怀孕九个月，行动不便，无法随机关转移，组织安排在平山县葫芦峪一带隐蔽，准备生产，却被敌人抓捕。
赵玉英、李生、王枫被俘后，先被押到灵寿县陈庄，关了三四天。接着，又送到行唐县审讯。她们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八路军，但敌人也不放过她们。为了不遭敌人污辱，关押期间，赵玉英和李生编造了假口供，说两人是夫妻，是普通老百姓。10月初，她们被押到石家庄集中营。
一跨入集中营大门，男女战俘就被分开了。赵玉英、王枫等被推进一个空旷的大房间，脚还没有站稳，一股刺鼻的药水就劈头盖脸地喷射过来，全身都湿透了。事后她们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消毒。女战俘可以不脱衣服、不在汽油桶里消毒，但是要往身上喷洒药水消毒。
消毒后，是搜身。赵玉英这些战俘，身上的东西早被沿途的日伪军抢光了，所以，搜了半天，也没摸出一件东西。一声“穷鬼”，把她们推到另一个房间，进行入所登记。她们按照事先编造好的假名字、假身份，一一回答，填写完毕，宣布所内规则，然后扔给她们一个用布做的胸章，赵玉英看看发给她的胸章号码是907号。随后，管理人员把她和王枫押进了女牢房。
这是一间坐南朝北的长方形木板房，在靠后墙的一排地铺上，睡着十几个人。已经熄灯了，房内黑沉沉、死静静的。推门声惊动了屋里的人，靠地铺右侧的人往里挤了挤，给赵玉英和王枫腾了个地方。她们用手摸了一下，床铺原来是在地上铺了个破草垫子，没有被褥，几个人合盖一条破棉毯，她俩凑合着和衣躺下。
夜深了，赵玉英还久久不能入睡。身边环绕着同房难友轻微的鼾声，门外还不时传来审问战俘的叫骂声和战俘受拷打的惨叫声。
突然，外边传来一阵杂乱的声音，“把他俩绑起来祭月”，一声吼叫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悄悄地爬起来溜到门口，扒着门缝向外看，看见两个战俘被剥光了上衣，绑在院中的电线杆上。北方农历八月的夜晚，早已是寒气袭人，而这两个难友却要赤身在寒夜中站立一夜，饥饿、寒冷、伤痛和愤恨，他们要经受多大的折磨和痛苦！因为距离较远，赵玉英看不清难友的脸，但从他们的昂首挺立和沉默抗争，她感到了难友的不屈和镇定。她大概受到了难友的感染，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天刚蒙蒙亮，集中营中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不知谁推了一把赵玉英，“快起来，要上晨操了，去晚了要挨骂的。”她一骨碌爬起来，跟着屋里的女难友跑到操场上集合上操。
操场上早已人影憧憧，黑压压一片。战俘管理人员把队伍整好，举行升旗仪式后，一个日本军官就上前训话。日军官讲几句，翻译翻几句，无非是大东亚圣战如何如何，日本人如何优待俘虏等等。战俘们一听，都很反感。
最后，日本军官指着被捆在电线杆上的战俘说：“他们不老实，不给皇军讲实话，先给他们一点点教训，谁不老实，就和他们一样。”当人们看到绑在电杆上几乎冻僵身体却又表现出坚定不屈的面孔时，心中都充满同情、鼓励、敬佩和赞赏。
集体跑步开始了。由于队伍太长，速度时快时慢，慢时队伍挤成堆，快时队伍接不上。加之一些伤病战俘体质虚弱，常常有人掉队跟不上。这时站在周围的日军和汉奸，便挥动皮鞭和木棍，劈头盖脸地打去。一个战俘实在跑不动了，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喘着粗气。一个端枪的日本兵和手握棍棒的翻译吼叫着跑过去，不问青红皂白，便用枪托和木棍打起来。这个战俘用手抱着头惨叫，鲜血从头上流下来，日本兵仍不住手，直到把这个战俘打倒在地，连呻吟声都听不到了，才让其他战俘将其拖走。目睹这一场面，人们无不痛心和气愤。赵玉英意识到押进集中营就等于跨进了地狱之门，意味着开始了不同于战场上的另一种形式的生死搏斗。
从操场回到女牢房，赵玉英意外地发现一年前在游击区认识的原抗大二分校学员、晋察冀根据地某县妇联主任。狱中相见，两人都露出惊愕的目光，因为周围人多，两人都装着不认识，只是用眼神交流了一下。从大伙的口中，赵玉英了解到，集中营的女战俘不多，目前就这二十多人，只编了一个妇女班。大多是敌人在“扫荡”中抓捕的。
吃完早饭，男战俘大部分被押到集中营外劳动了，赵玉英等女战俘却被押着去洗涤衣服和杂物。不少衣裤是从死难战俘身上扒下来的，沾满汗渍和血污。看见这些衣服，赵玉英眼前又出现了日军虐杀战俘的悲惨景象，伤痛、气愤、憎恨，在心中绞成一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精神的折磨超过了身体的疲惫。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赵玉英同抗大的战友躺在一起，夜深人静时两人才悄悄地交换情况。对方先介绍自己被俘后化名林克，身份是医院洗衣女工。赵玉英也介绍了自己的化名、身份和被俘经过。林克一面鼓励她，一面给她介绍集中营的情况，并要她先想好自己的口供，应付敌人的审讯，以后碰到什么灾难和变故，大家再商量办法。林克一再提醒赵玉英，既然说自己是农村妇女，就应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生活习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日本人看不出，汉奸是可以看出来的。果然，没过两天，赵玉英就被叫到审讯科去审讯，因为林克已有提醒，赵玉英有了准备，所以没受什么皮肉之苦就过了关。
集中营里的日军对战俘可以随便使唤，随意打骂。对战俘态度最坏的日军则是劳工教习所第二任主任兼队长三宅。因为劳工教习所所长是日军部队长兼任，不常到所内，所以战俘的生杀大权就操在管理集中营的小队长手里。三宅为人凶神恶煞一般，每天挎着洋刀，拿着皮鞭，牵着狼狗，带着卫兵在集中营各房间乱窜，看着谁不顺眼，不是左右开弓打耳光，就是用皮鞋踹，有时还放狼狗咬，没完没了地用皮鞭抽。
三宅这个恶魔，不仅是个酒鬼，而且是个色鬼。几乎每天都要喝酒，喝醉酒就打人闹事，常常跑到妇女班，要在妇女班睡觉，碰到谁，就拉谁；碰到谁，谁倒霉。集中营最年轻最漂亮的最倒霉。于是，她们为了保护自己，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又老又丑。
同恶魔三宅一样，他属下的几十个日本士兵，也无不觊觎着妇女班。但集中营毕竟不是“扫荡”时的山村，他们不敢随心所欲地奸污烧杀，因为集中营有几千名中国的男子汉，逼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日本兵迫于上司的威严，迫于中国战俘的仇视，色鬼们虽有兽欲，却无色胆，除了队长等几个小头头，一般不敢公开地对女战俘施暴，而是偷偷摸摸地干坏事。
女战俘中，有些是八路军的文工团员，能歌善舞、年轻漂亮，于是日本兵和日伪管理人员经常纠缠她们，强迫他们唱歌跳舞，调笑消遣。女战俘如果坚决拒绝，就会遭到打骂惩罚，于是她们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斗争，或者唱抗日歌曲，或者以此吓唬坏人。一次，日伪人员要冀中被捕的路平唱歌，她就大声说，我是八路军剧团的，我学的都是抗日歌曲，只要有人敢听，我就敢唱，如果日军当官的知道了，我就如实地说是你们让唱的。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叫她唱歌了。
一天，战俘指导员王铭三正在院里站着，忽然一个女战俘跑过来，说日本兵小饭沼把一个女战俘叫走了，好久没出来，可能要出事。王铭三听说，马上去找。小饭沼是个班长，此人是个小色鬼，经常打女战俘的主意，总是不得手，这天看见这个年轻漂亮的女战俘，借口训话将其叫到一个房间，意欲强奸。无奈这个女战俘不从，于是小饭沼举着洋刀，逼着女战俘脱衣服，一个跑一个追，两人正在屋里转，王铭三推门进了屋子。小饭沼见有战俘管理干部进来，不得不停止追赶。眼看就要到手的女人跑了，小饭沼又生气又无奈，只好气哼哼地走了。
赵玉英进集中营不久，妇女班一批关了几个月的女战俘被挑出去，送到离集中营不远的大兴纺纱厂去当工人。据说她们都是八路军一个被服厂的洗衣工，一群年轻娃娃，最大的才二十岁。虽然出了集中营，但她们并没有完全自由，生活、劳动、出入厂门，仍被管制。伪《新民报》记者还找她们开座谈会，要她们谈感想，谁不说好听的，便遭到训斥。
留下的七个人，都是从冀中、冀西两个根据地抓来的。敌人认为她们是八路军的女干部，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审讯。但不时也有新的女战俘被押进来。一天，妇女班押进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战俘，她性格开朗，讲话爽直，待人亲切，对人毫无戒心，刚到牢房一天，就和大家熟识了。她认为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所以毫不隐讳地说自己是县妇联干部，还对大家说：“既然战争使我们一起受难，那我们就是难友，就要互相帮助。”讲话时语言明快，目光流盼，眼里闪现着少女的天真和聪颖。林克、赵玉英同她聊天，问她：“你是怎么被抓的？”她说：“我到游击区开展工作，被敌人堵在屋里，确切地说是堵到了坑上，因为当时我正在睡觉。”接着她又诙谐地说：“要是在白天，他们不会抓到我，我跑得比谁都快，同志们送我一个雅号叫‘小洋马’。”说到这，她洒脱地笑了。小洋马的名字也在女牢房里叫开了。小洋马的到来，给女牢房增添了欢乐和生气，也引起了日伪人员的注意。
第二天晚上，小洋马被丁翻译和日本班长小饭沼叫走了，说是审讯，可是等到深夜也不见回来，女难友们都为她担心，担心她受酷刑，担心她遭不测。
天亮了，上早操了，还不见人，女难友们真急了。下了操，人们回到牢房，才看到小洋马衣衫不整地躺在地铺上，呆呆地望着屋顶，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难友们问她审讯的情况，她先是沉默不语，后来突然大哭起来；哭一阵，又大笑起来，笑声凄厉，撕人心肺。等她安静下来，时而神情呆滞喃喃自语，时而大骂日寇无耻。小洋马因受强烈刺激，精神失常了。大家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安慰她，又无能为力，只有痛苦地看着她任情地发泄。
翻译丁义敬听到小洋马的叫骂声，急忙来制止她，吓唬她。可她毫不理会，还指着丁义敬，骂他汉奸，为虎作伥，丧尽天良，骂得丁翻译狼狈不堪。正在巡逻的日本兵，听到女牢房喧闹，也走过来吓唬她，并把刺刀架在她脖子上威胁她，她却哈哈大笑，并猛地推开枪托，向日本兵逼近，日本兵无奈地向后倒退着。难友们怕她受到枪刺的伤害，急忙拉住她，劝她冷静一下。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当天深夜，小洋马不见了。但怎么失踪的，谁也说不清。有的说她可能寻短见了；有的说可能敌人怕她疯跑疯骂，事情败露，引起男战俘的抗议，而杀人灭口了。
小洋马关进集中营才三天，就遭此不幸，对妇女班震动很大。她们不能忍受敌人的强暴欺辱，也不希望小洋马的悲剧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于是，根据林克的建议，妇女班进行了一次反对日寇污辱女战俘的斗争。
这天午饭后，女战俘们来到指导员办公室，恰好几个指导员和丁翻译都在，她们一下围上去，追问小洋马的下落，要求汉奸翻译丁义敬交代事情发生的经过，同时要求指导员们惩办凶手。一些男战俘闻讯也赶来助阵。
开始，丁义敬还满不在乎，“这事我哪里知道，我只不过帮助小饭沼把人找去送到门口。”王枫一听，指着他鼻子骂到，“你是不是中国人？帮助日本残害自己的同胞姐妹，你还有没有良心？”丁义敬冷笑一声，“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满洲人，我在这里为皇军做事，他们让我叫人我敢不去？”
听到这种卖国求荣的无耻回答，人群一下鼎沸了，不少人骂他，“典型的亡国奴嘴脸”“无耻之极”“民族败类”，有的喊口号，“反对侮辱虐待战俘！”“严惩凶手！”“打倒走狗！”“改善战俘待遇！”有的男战俘想走过去揍汉奸翻译，丁义敬一看形势不妙，乘机溜走了。
这时，十几个持枪的日本兵走过来，端着枪刺，吼叫着要人们散开。眼看着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指导员倪欣野站起来举着双手急切地说：“兄弟姐妹们，请大家静一下，你们提的要求，我们一定传达给皇军，只是现在希望大家先回去，好不好？否则闹得太大了，恐怕大家会受到伤害。”妇女班的几个骨干商量了一下，也觉得斗争应有理有节，适可而止。于是便撤离指导员办公室。小洋马在女牢房的三天，给人们带来了短暂的快乐，也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遗恨。
一天饭后，王铭三和赵玉英正在院里说话，商量如何把妇女组织起来，不被敌人欺侮，又能寻找机会归队。日本班长小饭沼恰巧路过，他两人就低下头装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