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人员很复杂，有共产党八路军，有国民党中央军，有失去日本人信任的汪伪政权人员和伪军。有被俘的军人，有被捕的抗日军民，有被抓的老百姓。有日伪军送来的，有各地宪兵警察监狱送来的。因此在消毒进行登记后，要根据不同类型编号编班。按其登记的身份，分为中捕、中归、八捕、八归、八党、政捕、政归、政党等不同类型，发给胸牌即俘虏符号戴在胸前。再按《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分成大班，每个大班又按二十人编为一个小班。之后由审讯科逐个审讯，由教育科进行“入所须知”教育，宣布战俘劳工进营的十多个“不准”。有时大批俘虏入营，办完这六道手续要等大半天，有的伤病战俘，还没过完这六道关，就进了鬼门关。
3 地狱里的煎熬
集中营是日军对被抓被捕被俘的抗日军民进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输送劳工的大本营，也是血腥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的人间地狱。不管来自何方，不管什么党派，也不管是男是女，只要被押进集中营，就得经历铁与血、生与死的煎熬。
石家庄集中营每天两顿饭，只有外出劳动的，中午才给加一顿饭。普通战俘劳工的主食是小米、玉米面和咸菜。后来没有小米，只能吃到高粱米。有时改善生活给一点小咸鱼。战俘劳工盛饭用的是木板钉的箱子，多数人没有碗筷，捡一个日本兵扔下的罐头盒当饭碗用，用树枝或用手抓着吃饭。饭少人多，管吃不管饱。饥饿难忍，有的到伙房边的炉灰渣里捡饭粒；有的趁外出干活捡菜叶菜根充饥；有的则捉老鼠扒了皮烧着吃。开水给的很少，日本人还不让喝生水，一些战俘劳工干渴难忍，偷偷到农园里喝浇地的渠水，被日本人发现，常常是一顿毒打。不少人因吃高粱米喝不上水，大便干燥，解不下来，用手抠，抠得满手是血。
战俘劳工穿的衣服又脏又破又烂，多数人衣不遮体，常常是冬天发单衣，夏天发棉衣，不少人穿的破鞋，前露脚指头，后露脚后跟。一些战俘劳工不得不趁外出劳动，捡一些水泥袋和破草袋用草绳捆在身上御寒。
战俘劳工住的房子是用木板搭成的。干部班以科为单位住小房间，普通班住大房间，几十人挤在一栋房子里，房子中间是过道，两边是木板通铺，上面铺张席子。人少时，每个班仅有几床破棉被，睡觉时用砖当枕头。人多时，木板房住不下，就在露天搭席棚子，地上铺席子当床，有时连席子也没有。一个大席棚长约三十至四十米，宽七至八米。“五一扫荡”后，人数暴涨，一个席棚内睡五六百人。晚上睡觉，这个人的头枕着那个人的脚，那个人的头又搭在另一个人身上，有的人没地睡，只能找个地方坐着打盹，或睡在棚外。碰上下雨天，席棚里，上面漏水，下面是泥，战俘劳工衣服被弄得透湿，还得靠自己的体温慢慢地暖干。一些体弱患病的人，头天晚上躺下，第二天就没有再爬起来。
凡是送到集中营的普通战俘劳工，除病得爬不起来的，都要服劳役。在所内工场各班做被子、做鞋子、缝补衣服等都规定一定的定额，完不成任务受罚。到所外劳动装卸货物、挖战壕、筑碉堡、修军事工程，都是重体力劳动。战俘劳工吃不饱饭，体质较差，不少人带着伤残病参加劳动，稍微干得慢点，就要遭到监工的训斥和毒打。有的人干着干着，就昏倒在地上，醒过来还得接着干。一次，两个病号没出去做工，被日本兵从宿舍里搜查出来，令其面对面站着，强迫互相打耳光。一次，战俘到市郊修炮楼，一个青年受不了敌人的奴役，想跳井一死了之，被难友救上来后，日本人不顾其身体虚弱又强迫其继续干活。日军在石家庄八年，驱赶战俘和当地民工修建了五大兵营、两个飞机场、几十处军事工程、上千个碉堡和几十公里长的封锁沟。只要看看这么大的工程量，就可想象到战俘劳工们在石家庄干了多少活，受了多少苦。
集中营是同驻地军、警、宪、特设立的小监狱相联系、相配合的。有的战俘在集中营被敌人发现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就转到小监狱审讯，有的在小监狱关押一段，又送到集中营，随时需要，随时拉出去。对他们认为不忠诚的战俘，常常施以酷刑。特别是三九〇六部队小监狱、一四一七部队监狱、石门宪兵队监狱和石门警察署监狱，主要靠刑讯逼供。对战俘劳工吊打，棒打，坐老虎凳，压杠子，灌凉水，过直流电，用烙铁烙，用军犬咬，关地牢，把烧红的煤球往战俘劳工嘴里放等等，用尽了各种酷刑。有的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有的人被烙铁烙坏生殖器；有的被活活打死。一个战俘劳工到食品库劳动，给难友带回几块饼干，被日军发现后将其活活打死。一天，几个战俘劳工饥饿难忍，发现一间库房的墙上钉着一张马皮，就割下一截马尾巴，用罐头盒煮汤喝，被日军管理人员发现后，都被活活打死。有的人员并没有“过失”，日本士兵为了取乐，就随意从集中营拉出一个战俘劳工，捆在柱子上，逗引着狼狗扑咬，顿时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被狼狗抓咬得鲜血淋淋，惨不忍睹。一个日本队长得到一把新刀，为了显其锋利，就从地牢里拉出一个战俘，当着日本士兵的面试刀。一刀下去，这个无辜的战俘便身首两处。不少人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残害。
最残忍的是用注射石炭酸水来残害抗日军民。1944年3月，邯郸日军宪兵队送来一百余名所谓的犯人，其中有三十多人是共产党打入伪机关的地下工作者。日军严刑拷打，他们毫不屈服。日军管理人员说他们有传染病，叫军医为他们打防疫针，实际是注射石炭酸水，打完针后，几十个人当场死亡。正因为此，所以，人们称这里是“杀人魔窟南兵营”“人进鬼出的阎王殿”。
4 操场上的关帝庙
战俘劳工没有人身自由，每天被强制过着机械、单调、枯燥、呆板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例行的日程总是那么一套：一是点名。每天早晚两次点名，清查有无人员逃跑。有时人数查不对，让战俘劳工在操场站大半天，查点好几次。二是升降旗。早点名时升旗，晚点名时降旗，升降日本的太阳旗和汪伪政权的旗帜，同时举行升旗式和降旗式，军乐队奏乐，强迫战俘劳工向日本国本土的方向，行鞠躬礼或注目礼，朝拜天皇。三是呼反动口号。操场上竖有五块牌子，写着五个虚伪反动的标语口号，有“日华亲善”“拥护新政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等。每天升旗后，强制战俘喊一遍，然后列队跑步做新民操。四是强制劳动。集中营每天吃完早饭都要组织战俘劳工参加劳动，不是在所内工场、农园劳动，就是在日军枪刺的押解下，到所外的衣粮厂、仓库、车站、机场、兵营等地劳动。五是策反活动。日军经常把有关人员留下开座谈会，搜集情报，进行策反和收买工作。对他们认为可靠有用的人，则挑选出来派往日伪政权和特务机关任职、工作，以扩充其汉奸队伍。六是唱反动歌、读反动报。每天晚点名后，要强迫战俘劳工学唱日伪歌曲《东亚进行曲》《劳工训练所歌》等，或者组织读反动报刊，进行欺骗宣传，以达其奴化、软化目的，瓦解战俘劳工的抗战意志。
对战俘劳工来说，这些活动，有的可以应付，有的可以敷衍，唯独朝拜日本天皇，不低头敬礼就挨打。战俘劳工特别反感，于是几个战俘干部就商议取消这项议程。而对此最反感的就是被日本指定为指导员的小红军王铭三。
王铭三，被俘后化名王志恭，山西临汾东关人。红军第一次东征山西时，参加部队，在红一军团二师当兵。抗战爆发后，他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华北，先后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冀中军区特务团、冀中军区除奸部工作。他十二岁参加红军，十三岁加入共产党，懂得了爱和恨，学会了除奸反特，成为一名坚强的除奸战士，不幸的是1940年在唐县贤标村养病时被日军包围，一百多名伤病员进行了反击，但终因缺少武器，火力不足，除几十名战士光荣牺牲外，其余全部被俘。被俘时王铭三年仅十六岁。开始敌人把他们押到保定集中营。1941年3月，又由保定集中营押到石家庄一一〇师团的留置场。
日军一一〇师团进入石家庄后，把司令部设在桥西铁路俱乐部、铁路大厂一带。该师团的留置场，实际是小监狱，也设在当时的铁路大厂（今天的石家庄车辆厂）院内。据说以前是铁路职员的宿舍，坐北朝南三间北房，东房是厕所，南房是两间盥洗间，一圈被围墙包围着，门口和室内都有日本兵把守。三间北房被日军进行了改修，除留出一个走人的通道外，全部用椽子和方木隔成木笼，一一〇师团抓来的共产党人都先关在这里，经常关押着一二十人。王铭三和战友们从保定押来后也关在这里。因为王铭三年龄小，敌人认为可以利用，白天就让他走出木笼，拔草种菜干些杂活，晚上仍关进木笼里。王铭三几次想逃离石家庄，都没有找到机会。1941年6月，日军准备把南兵营的临时俘虏收容所建成劳工教习所，并想以华制华，用俘虏管理俘虏，就到各监狱物色管理人员。王铭三等人急于走出小监狱，逃回根据地，日军小监狱负责人问他愿意不愿意到劳工教习所当指导员，他就答应了。于是他们成了日军第一批物色的战俘劳工管理人员。
到集中营后，他总想尽快逃走，可仍然没有机会。但日本人每天却逼着他们对战俘进行奴化教育，王铭三不得不琢磨着对策。一个在对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除奸战士，斗争经历虽不长，但派遣打入、跟踪盯梢、离间反间的知识还是懂一点的，他决心利用敌人给他的方便，把战俘们组织起来，和敌人暗中周旋，待机归队。
随着人员的增加，日军对战俘的管理也严格起来，每天早晨集合点名，要战俘向日本天皇朝拜，还要指导员们宣传大东亚圣战。王铭三像吃了苍蝇一样，心里不是个滋味，于是他思来想去，想找一个既能应付敌人、又能使难友们免去向日本天皇朝拜的办法，他想起了山西老家的关帝庙，想起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
关公在兵败下邳之后，坚持降汉不降曹，尽管曹操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又赠金银，又送美女，但关公对刘备仍义不负心，忠不顾死。为找刘备，悬印封金，不辞而别。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千古流芳。历代帝王加封晋爵，民间祭祀不绝香火，关帝庙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他想，能不能在集中营也建一个关帝庙，把朝拜天皇改为朝拜关公，时时刻刻提醒战俘们学习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保持革命气节呢？于是，王铭三便去找另一个指导员倪欣野商议。
倪欣野原是冀中回民支队的指导员，被俘后没有暴露身份，几个月的接触，两人有了了解，互相信任，曾多次研究如何同敌人斗争。当王铭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后，倪欣野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他二人便通过朝鲜翻译金村，去找集中营的负责人日军队长波多野，在所部办公室，金村向波多野介绍了王铭三和倪欣野的来意，王铭三和倪欣野便绘声绘色地向波多野讲起了《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的故事，使这个对中国古代历史似懂非懂的日本中尉听得津津有味。临了，王铭三讲道：“太君不是想让战俘们服从管理吗？中国人最信奉关公，关公最忠实，最讲义气，死了之后被封为协天大帝，中国不论老人小孩，都知道关公，中国各地都有关帝庙，要想让中国战俘听话，就得要他们学关公。”倪欣野也急忙插话：“是啊，太君，不如也在所里建一座关公庙，每天早晨让战俘们朝拜关公……”波多野信以为真，便同意了他俩的建议，“好吧，就按你们的意思办，由你们俩负责，在操场北边建一个关帝庙”。
建议被批准了，王铭三和倪欣野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这天吃完早饭，他们便找来几个战俘运来砖灰，动手修建。在战俘营里，没有雕塑人才，也没有雕塑材料，给关公塑像没有可能，于是他们先用砖垒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底座，然后坐北朝南在上面盖了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小庙，倪欣野找来笔墨，在正中间写了几个大字：“协天大帝关夫子之神位”，两边写的对联是：“义气千秋”和“流芳百世”。
就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关帝庙盖好了，虽然没有巍峨的殿阁，没有精美的雕饰，战俘们却有了一个代替天皇的朝拜偶像。人们虽然看不到关公的塑像，但人们心中却有一个高大的形象，这就是赤胆忠心、威武不屈的关云长。
此后，日本人再让向天皇敬礼时，他们就把队伍带到关帝庙前，向关公鞠躬。在日本士兵不在时，他们就向大伙讲关公一生忠勇仗义的事迹。
5 女战俘的命运
战俘是不幸的人，女战俘则是最不幸的人，因为她们要经受男战俘所经受的痛苦和灾难，她们还要受日本侵略者中的色魔的欺侮和蹂躏。但女人并不都是弱者，她们之中也有强者，也有宁死不屈的抗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