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压迫就有反抗。特别是战场上押来的战俘，日军对其最苛刻，所以他们反抗也最激烈。一次点名时，日军不仅对他们任意打骂，还用刺刀在战俘的胸前戳戳点点，有位战俘当场骂了一句，就被一个日本兵一刺刀捅死。战俘们义愤填膺，立即把在场的日本兵团团围住，要杀人者偿命。日军怕把事情闹大，最后答应买棺木厚葬死者。还有一次傍晚交班时，一批劳工干了一天活，正准备下班，日本监工却挥刀阻拦，让劳工连夜装船，天亮前必须把船装满。一位青年劳工与其评理，竟被监工用刀砍死，劳工愤怒至极，挥起扁担追打监工，一直追到矿山事务所。矿山事务所见劳工愈聚愈多，无法收场，只好让凶手给死者灵柩下跪请罪，并给予抚恤。
面对日军和日铁对广大战俘劳工的虐待和残害，战俘劳工中一些有志之士，还和当地的游击队秘密联系，几次里应外合，引领游击队袭击日军，炸毁设备，破坏矿山，给敌人造成了很大损失。
6 衡阳保卫战的“投降者”
江南各省，一直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交叉地带。同华北地区不一样，侵华日军在这里留下的主要不是集中营遗址，而是数不尽的屠杀战俘的惨案遗址。从南京大屠杀开始，在战场上屠杀战俘就没有停止，只是规模大小不一样而已。
1943年5月，国民党第七十三军与日军奋战三天三夜，撤退时遭遇日军两路合围，五千官兵尽管放下武器，还是遭到日军虐杀。日军制造了湖南省历史上三万军民被残害的厂窖惨案。而1944年8月，衡阳保卫战后，尽管守军宣布投降，同样遭到日军的虐杀。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日军兵分三路扑向衡阳。五个师团的十万日军大兵压境，衡阳城中国守军第十军，只有一万七千五百人。兵力悬殊，结局已定。蒋介石要求军长方先觉防守十到十五天，方先觉率全军官兵却坚守了四十七天，于是中国抗战史上亦有了著名的衡阳保卫战。
这场战役非常惨烈，日军四面攻城，守军浴血抵抗。当衡阳最后失守时，日军伤亡达两万人，中国守军也牺牲一万六千人，仅剩的一千五百人许多也负伤，陷入弹尽粮绝、重重包围之中。据说，当时守军只剩两发炮弹，军师长的副官、参谋、警卫人员都补充到作战第一线。
突围，伤员太多，弹药缺少；坚守，伤亡殆尽，无兵可遣；投降，违背军人职责，丧失国格。方先觉召集部下商议对策，众说不一，议无结果。方先觉痛苦万分，愤然自杀，被部下拦住。这时，三十师一个团的残部停止战斗，与日军单独讲和，衡阳面临城破之险。为了保全部下千余生命，也为了避免日军因伤亡惨重报复屠城，8月8日，方先觉根据部下建议，来到日军司令部，会见日军司令官横山勇，进行谈判，提出了停火缴械的七项条件，要求日军不杀害俘虏，给受伤官兵以人道待遇。日军已经领教了第十军的顽强，担心继续打下去，中国守军会拼个鱼死网破，虽未答应守军的条件，但同意守军投降后改为“先和军”，参加日本的“东亚圣战”。
陆军第七十四军炮兵团在衡阳包围战中配合第十军作战，该团第二营营部上尉观测员关启宇曾参加了两次长沙会战，衡阳失守后被日军俘虏当苦役。他亲历了惨烈的会战，目睹了城陷的混乱，遭遇了被俘的灾难。正是他的回忆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情景。
8月8日上午十时，衡阳全城陷落。下午五时，中国军队的数架运输机却在战斗机掩护下，投下几十包急运的炮弹。9日上午八时，中国军队的轰炸机又在战斗机掩护下，飞临衡阳上空，投下大量重磅炸弹。没有炸着日军攻城部队，却炸死许多不能行动的守军重伤员。
日军占领后，野战医院的轻重伤员，不但不给治疗，连食物也断绝供应。致使成百上千的伤病员死于非命。医院的铺板上，病饿而死的伤员死后还躺在那里。每个院落里都是尸骨无数，惨不忍睹。当时的衡阳，尸横全城，臭气熏天，群蝇飞舞。
作战部队的官兵也建制混乱，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有的官兵作战被俘，有的官兵负伤被虏，有的官兵奉命交械，但不管什么情况，都被日军押进几个临时俘虏收容地，一边给日军服苦役，一边等待着改编。
日军出于报复，对俘虏随意屠杀。人们惊恐不安，各想对策，设法逃离。有的趁夜晚日军看守疏忽，三五成群扎木排，从湘江顺流而下。有的趁天黑敌人管理不严，数人结伙顺铁路南逃。六名外逃战俘被日军抓获，一个鬼子让他们排成纵队，前后对正。另一个鬼子面带笑容，当头举枪，一声响，前四名和第六名同时倒下，鬼子已知第五、六名未中弹，又补发两枪。鬼子仍不放心，又用木棒在每人头上重击一棍。夜里，未中弹的第四名苏醒过来才悟出，原来鬼子拿他们六人作试验，看一枪能穿透几个人，并连夜摸回临时收容地。
野炮营营长陈布新与特务营战俘十几人，在北门外割稻子，干杂活，动作稍慢，日军非打即骂。陈布新等人拂晓逃跑被抓获，鬼子当场就将他们刺死。割稻子的战俘有人患病拉肚子，日军硬说他们得了霍力拉（即霍乱），将他们分别关进两所木板房里，钉死门窗，浇上煤油点燃，将十几个战俘活活烧死。
9月初，日军前后集中两批俘虏各数百人，由东西两面对修江东岸机场，主要是填平跑道炸弹坑。战俘们每天天不亮出工，天黑了才收工。每天只给两餐稀饭。不少人累倒病死，鬼子则将其一律投入湘江。机场修好后，战俘们又被押到别处服苦役，既无固定编队，住地也随时变动。
11月15日，战俘们到机场集合整队，日军给他们分发印有“先和”两字标志符号，并要求立即佩戴。第十军的战俘算是进行了改编，变成了协助日军的“先和军”。当天上午10点，一架日机降落，走出一群身背照相机的记者，特意为佩戴符号的战俘们照相，并拿去登报发表。
但没过几天，突然一群日军手握长枪，包围了“先和军”驻地，并立即收缴官兵身上的“先和军”符号。同时，收缴了给师级军官佩发的战刀，并将所有战俘押入了东洲集中营。后来人们才知道是因为第十军军长方先觉逃跑了。
原来，方先觉被迫投降后，日军对他并不信任。开始，方先觉的军部设在衡阳一个天主教堂里，日军对其严密监视。方先觉一面支应着日军对部队的改编，一面暗示和纵容部下设法逃跑。三个月后，也就是在部队刚刚改编之后，他在当地民众和军统特务的帮助下，逃出衡阳，返回陪都重庆。当时的《大公报》发表社论《向方先觉将军欢呼》。蒋介石不久任命他为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妻子周蕴华见到丈夫后说道：“对得起良心也就是了，我们该回家了。”
东洲，位于衡阳城黄茶岭东侧，是湘江中的小岛，四面环水，岛上战前有所中学，叫船山中学，以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衡阳人，称船山先生）的名号为校名。因为是岛，逃走比较困难，所以日军将这里作为战俘集中营，不仅把基层官兵押到这里，并且把和方先觉关在一起的师团军官，也从城内的天主教堂押到这里。
方先觉的逃走使敌人恼羞成怒，对战俘不再按改编的伪军对待，而成了真正的阶下囚，成了被奴役的战俘劳工。关进东洲集中营的第二天，日军就把全体战俘驱赶在大门外集合训话。两个鬼子站在凳子上，一个高声狂喊，一个随时翻译，发泄对方先觉的不满，明确集中营的纪律，规定不许出南北大门，不准大声喧哗等等。最后，日本军官气势汹汹地宣布：“大日本军部命令，尔等必须执行，否则死啦死啦的！”
新的集中营生活开始了，日军连战俘的吃饭问题都不给解决。每天早晨每人发一碗稻谷，用砖头搓掉谷皮当口粮，有时两三天才发一次。一碗稻谷搓不到半碗糙米，连粥也熬不成，只是几碗稀汤。集中营没有集体伙房，战俘们找来瓦盆、砂锅、破铁锅、罐头盒等做炊具，拆下房子上的旧木料当柴烧。战俘们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头晕眼花。有人饿得起不来，有人拉肚子，日军查出来说是得了霍力拉，一律投入江中。有的战俘喊着：“我还活着，我没有病！”残暴的鬼子根本不管，照旧往江中扔。俘虏饿急了，夜里偷出豁口，摸入南部菜地，鬼子哨兵一旦发现，立即射杀。后来因为日军的兵站等地要苦力干活，集中营的战俘编成劳工队押出去服苦役，才使战俘们没有饿死在集中营内，而第十军的军官仍然押在营内。
1945年5月，第十军的两位师长容有略、葛先才从集中营逃走。至此，战俘营的将领们已全部跑光。日军当局异常愤恨，审问与其关在一块的战俘，大家都说不知道。于是，为了泄愤，日军便拉出十几个战俘绑到野外，让日军小队当活靶射击，死者全身穿孔，残酷至极。但镇压并没有把战俘们吓倒，不少战俘还是趁外出劳动逃出了集中营。战俘关启宇就是趁到兵站劳动，逃离衡阳城，参加游击队的。而剩下的战俘直到日本投降，才被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