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俘虏队伍大约有两百多人，顺着河沟向武安县方向走去。路上几次想跑，都没找到机会。到武安西边的阳邑镇时，天还没亮。敌人连夜对他们进行审问登记，大家都用事前编好的假身份、假口供应付了敌人。冯振禄称是八路军合作社的小伙计，名叫马二牛；孙雨亭称自己是马夫，名叫李成才；张友清称是马夫班长，名叫吴乃人。当夜，日军用大卡车把他们拉到河北武安县监狱，又在那里被关押审讯了四五天。因为对太行“围剿”作战是驻山西的第一军指挥进行的，所以日军又把他们押上闷罐车，从武安坐火车经石家庄运到太原，关进太原集中营。
张友清曾在北方局党校讲过课，总部机关很多官兵都认识他，也很尊重他。所以到集中营，许多认识他的战俘都想方设法保护他，不让敌人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大家的斗争决心和精神。尽管他身体有病，难以承受集中营的生活，但他从不流露一点悲观情绪。他还给大家介绍两次被国民党抓捕、两次坐牢的体会和经验，给大家以力量和信心。私下里，他还秘密地找部队党员干部谈话，筹划建立党组织，领导大家开展斗争。
也正因为他长期坐牢，体质很弱，又有胃病，进集中营不久身体就垮了，并且得了痢疾。战友们担心他的病被敌人发现送进隔离室，就千方百计地保护他、照顾他。工程队的卫兵班长张冶被俘前是晋察冀边区火炬剧团的团长，他经常暗中在小灶拿点稀饭给张友清吃，还设法从狱外找药给他治疗。
日军每天逼着战俘出操、跑步，跑得慢的、跑不动的都会遭到毒打。于是在集合、跑步时，大家也暗中扶他一把，以让他跟上队伍。但到后来，因为病情加重，身体极度虚弱，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次跑步时，他跑着跑着就跟不上了，脚步越来越慢，喘气声越来越急促，很快他被队伍落下，几乎与此同时，后面就有一把大铁锨狠狠朝他的头部猛拍过来，“嘭”的一声，他重重地扑倒在地上。解散后，大家把他扶到房里。
当天晚上，张友清的病情越来越重。生命垂危中，他还同孙雨亭探讨了在集中营建立秘密党支部的事。当孙雨亭讲到支部建立后的任务时，他用微弱的声音说：“要坚持斗争，坚持——坚持——”说到第三个“坚持”，他就停止了呼吸。他的警卫员黄新法和难友们都哭了。孙雨亭怕引起敌人注意，给大家带来麻烦，便劝大家要强忍住悲痛，并和张冶等人先把张友清送到隔离室，然后在敌人的刺刀下，抬出集中营，亲手埋到太原城的东城墙根下。
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他的战友，离开了他奋斗一生的事业，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却鼓舞了集中营的难友。
11 活体解剖
用战俘作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这是日军在华北各地的共同罪行，华北的细菌部队即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在华北各地驻军的师团、旅团中都设有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黑太阳七三一部队创始人石井四郎因为经济财务问题，受降职处分，曾于1942年8月至1944年初，调任驻山西第一军军医部长，直接指挥太原防疫给水部的细菌战活动。在此期间，七三一细菌部队曾从太原集中营特别输送五十名抗日战俘到哈尔滨平房本部做细菌试验。同时太原防疫给水部也多次从太原集中营要战俘进行活体解剖。
战犯中村三郎曾交代：
1944年1月，我在第一军司令部任军医中尉时，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训三天。用中国俘虏八名进行了活体解剖的手术实习。先后共参与和亲手斩杀了抗日军人和居民四十六人。
这就是日军的医学文明，这就是日军的高明医术。与中村三郎相比，汤浅谦所在部队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潞安日本陆军三十六师团野战防疫给水班在进行细菌生产、试验时，每天能培养细菌一公斤，一方面给太原细菌部队，一方面供给三十六师团野战细菌部队使用。他所在的潞安陆军兵院，每年都进行四五次以俘虏为材料的活体解剖，到1945年他们又提出每年六次、每次两名战俘的计划。他说陆军医院用战俘做活体解剖是很普遍的事，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当时华北方面军有四五十万人，有二十所陆军医院，一共杀害了多少战俘可想而知。1955年在我国审判日本战犯时，他交代了自己从1942年到1945年，八次参加活体解剖的经过；特别提到了第二次在太原集中营进行活体解剖的罪行：
在山西潞安任军医期间，我曾八次参加活人解剖。第二次是1942年4月初，潞安陆军病院命令我与卫生下士官和护士各一名，到太原陆军病院，参加研究伤患营养伙食会。前三天，由下士官和护士们研究营养伙食问题，我和各地来的二十名军医，第一天在太原防疫给水部训练，第二天在太原工程队（也就是太原集中营）作解剖学习手术。当时首先由工程队的军医佩戴白肩章，令他的部下提来四名俘虏，他亲自用手枪将四名俘虏各打一枪，没有打死。这时，我们在太原陆军病院院长佐藤中佐指导下，分为四组，然后将被枪打伤的四人，缚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有的剖腹取子弹，有的切断四肢，军医部长兵头由安也在场教手术法。我解剖了其中一人，是作了上肢切除术。在手术做完后，这四个俘虏完全死了。
这是日军在战俘集中营秘密进行的一次解剖训练，没有伤员他们可以任意把中国战俘打伤而不打死，让战俘们在痛苦中接受刽子手的学习训练，直到最后死亡，做法残忍至极。
12 对“红皮白心”的教化
尽管日军对共产党八路军战俘极端仇视，但他们并没有对其放弃瓦解和分化。1942年7月，日军在太原城北门外亨堂村营盘，成立了一个教化队，全称为山西特殊教化队。
教化队设有指导部，先后由日军川田、松下等人负责，一名曹长做助手，一名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人串田当翻译。日军从太原集中营抽调八路军战俘到教化队进行集训，教化队第一期挑选的五百名被俘人员编为一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第二期设五个中队）。大队部下设杂务班、卫兵班、卫生班，负责生活、看病、维持秩序等事宜。到教化队受训的人，大多是三十左右、入伍不久的八路军新兵，日军认为他们年轻，容易教化。
正如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在教化队开学典礼上讲话说的：“你们是新八路军，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良心大大的好。过去受了八路军的骗，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学生了，不是俘虏了，要好好学习，三个月毕业。毕业后，想回家的回家，还可以当官做事，我们的官大大的。”
因为教化队有共产党秘密组织领导斗争，日军的教化目的难以实现，开始说每期三个月，后来延长到半年。半年也达不到日军的要求，因此教化队只办了两期，共约一千二百余人，1943底宣告停办。教化队的战俘有的送回工程队，有的外送当了劳工，只有少数人被选送到伪政权机关和特务组织。
张友清死后不久，孙雨亭等被从工程队挑到教化队。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他们于1942年7月25日，在被俘党员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负责人有太岳三分区政委孙雨亭、北方局青委彭梦庚、八路军火炬剧团团长张冶等，支部书记孙雨亭。这个支部先后秘密串联了十九名共产党员，采取单线联系的办法与敌人斗争。他们确定了党支部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坚持党的隐蔽政策，不暴露党和军队的秘密；用交朋友的方式团结教育教化队中的难友，揭露日军的种种欺骗；打破一切幻想，争取早日跳出牢笼归队。
他们利用张冶任杂务班长、蔡恩光任卫兵的有利条件，争取团结了大小队长，并布置党员用各种形式与群众接触，了解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粉碎了日军分化瓦解的种种阴谋诡计，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
敌人讲课时进行反动宣传，还提一些政治问题让战俘回答。他们或者装作不知，或者用婉转的方法进行批驳。个别人想讨好敌人表现自己，他们就利用关系进行教育，或让大家冷眼相待，使其孤立并收敛。直到教化队第一期训练班结束，也没让敌人的教化目的得逞。他们进而把斗争的经验介绍给教化队第二期训练班的战友，并指定留下的党员重新建立秘密党支部，继续同敌人开展斗争，使敌人的教化队达不到教化目的，不得不停办。后来他们有的被送到太原当地铁厂、窑厂当劳工，有的被送伪满当劳工，临走前，集中营党支部都指定人重新组织临时支部，到新厂、矿后，都积极开展活动，通过不同途径，冲出牢笼，回到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