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显然已经无法迈腿走路。于是，每个战俘都被两个日本兵拖着，一直拉到大院的东北角，扔在地上。每个战俘都在顺着腿脚流淌鲜血，因而在他们被拖过的路上，每个人身后都断断续续地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
接着，十几个日本兵，端起刺刀，一起向三名战俘身上猛刺起来。他们全身上下，包括面部五官，都被明晃晃的刺刀疯狂地乱戳乱挑，成了真正的血人，就连黑色的头发也被鲜血和泥土染成酱红。战俘以最后的力量在地上剧烈地翻滚着，直到他们的心脏被穿透，才悲惨地停止了颤动。
6 隔离院和地狱坑
肮脏的饭食、恶劣的住宿、恐怖的环境，使不少战俘患病。但患病的俘虏却不敢说自己病了，怕被送进病号房。而只要被送进病号房，就不要想活着出来。日军每天都点名查房，发现躺着起不来的，不能出操劳动的，就强行送入病号房，重病号经常有一两百人。集中营虽然有医疗室，但是有医无药，连一般的病也治不了。每天都要从病号房抬出一些尸体，因此战俘们视病号房为死尸制造厂，闻之色变。幸存者肖平回忆说：
我在集中营里，曾患了一次严重的感冒，实在难以支撑。当日军巡视房间时，周围的难友迅速将我扶起来，坐在他们中间进行掩护。我虽然已毫无力气，但在他们身体的夹靠中，还是坐了起来，从而避免了被日军送进病号房。晚上，我为了出汗治感冒，就让难友们用烂棉毯包住，我闭住气，他们压着我，强迫出汗。就这样才避免了死亡的灾难。
传染病流行时，日军不但不给治疗，还在大院外用席棚子建造所谓的隔离所，病人进了隔离所只有等死。白天晚上都可以听到席棚子里传来的惨叫声。有的战俘并没有病，日军却说他中了毒，强行给注射一种针剂，结果使一个健壮的人立即毙命。有时大量俘虏患重病，集中营的病房容纳不下，他们就被转移出去。说是隔离治疗，实际是集体残害。
原任伪山西省粮食公社职员的日本人织田又藏有以下的回忆：
1941年，我正在日军的山西陆军特务机关担任官员。8月的一天，我接到了机关长植山英武的命令，要我前往集中营将一批重病号移交给省政府看管。
这批重病号，有两百多名。由于恶劣的待遇、繁重的劳动，一个个面黄肌瘦，身体疲惫，不少人还患有传染病，已不能自理和行动。
我找到了省卫生事务所所长宋彻，说这都是敌军的俘虏，好歹有个地方就行了。于是，腾了四间房子，每间可住二十个人的房间住进了五十多人。门已坏，窗户上也没有玻璃。
几十个人挤在一间病房里，不用说伸腿舒腰，就连翻身也很费事。一个个穿着仅有的一件破烂衣服，蓬头垢面。特别是正值炎热的8月，汗流如雨，失禁的大便只好用自己的袖子卷包出去。一进房间臭气逼人。病魔缠身受着死亡折磨的俘虏们，都怀着一颗无比憎恨的心。
每天的饭食，除了个别轻病号能吃到一顿一般劳动的人能吃到的干饭外（这是因为轻病号还有恢复体力、可以继续奴役他的可能），其他人一天两顿粥。炎热的伏暑，每天也只能喝到一次水。省立医院的森川大夫只是来转了转。
不少病人不见好转，而重症病人却在增加。特别是对一些患有伤寒、痢疾的病人，都被送到另外的一间暗室里，挤在一个土炕上，便无人再来过问。在这个漆黑的世界里，光顾他们的只有死亡。
在这期间，有二十四名病人死亡。他们死后有的用席子一卷扔到南门外的乱冢里，有的则被送到同仁会医院做医学解剖。活下来的，一部分被送到劳工协会强制劳动，其余的又被送回到了太原工程队，继续过着暗无天日的集中营生活。
太原集中营平时一天死一二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死后都拉到集中营东边的东城墙根埋掉。东城墙西边有一块五百米宽的空地，空地上有十来条大沟，还有一些大坑，坑深有一米多。战俘劳工死后就扔在大沟大坑内。推下尸体后，埋上几锹土就算完事。有的一个坑内埋二三十具尸体，有的一个坑内扔六七十具尸体。幸存者肖平说：
在我去万人坑埋人时，觉得脚底下虚软，用铁锨稍挖一下，就看见有死尸；新拉去的放在上边，因为地下死尸多，很难取到土，盖上二三寸土就算埋了。那死尸坑，就是群鹰叼食、群狗会餐的地方，奇臭使人窒息。只要稍有点人性的人，见到这种场面，都会义愤填膺！
大坑里面，白骨累累，野狗乱窜；大坑周围，老鸦飞落，寻找野狗吃剩的尸骨腐肉。战俘们说这是：“活俘抬死俘，活俘埋死俘，活俘往回走，一群野狗入坑吃死俘。”人们把这些坑叫做地狱坑。
后来这些坑埋满了，没法再埋了，日本人就让把尸体拉到小东门外一百多米远的三口枯井里，井口有五六尺，井深不见底，后来都被尸体填满了。这些坑里、井里到底埋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1942年夏天，集中营有个伪职员，曾拿着一包约有五两重的从死俘嘴里拔下的黄牙壳子，到帽儿巷街当金牙去卖，各商号均因其非金牙而拒收。死俘之多，由此可知。
7 工程队长李滋
在残酷恶劣的环境中，集中营里不屈服的抗日军民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被俘的共产党员，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组织战俘劳工同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1941年春天，以山西阎锡山部国民兵团团副、少校军官身份被俘的李滋，被押进了太原集中营。但其中共党员和抗日决死队连长的真实身份，日军并不知道。
当李滋被押进这阴森的高墙大院时，看到这里的战俘们穿着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服装，特别是看到其中有穿灰军装的八路军战俘，心中为之一震。突然，他看到一位身着八路军服装的战俘，正用眼睛盯着他。李滋仔细一看，这不是在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的同班学员刘侵霄吗？他怎么也到了这里？
此人正是李滋在决死队集训的同学、八路军晋绥八分区财务科长刘侵霄。1940年12月，日军在交城中庄村“扫荡”时，他因感冒高烧，迟走一步，被日军俘虏。当天审讯时，日军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用枪托打他的头、脸、胸口，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浇醒，还夹起一块烧红的木炭塞进他的衣领里……夜间苏醒后，他感到浑身疼痛无力，特别是脖子火辣辣的疼，顺手一摸，烧烂的衣领、烧烂的肉、烧出的油沾在一起，又粘又滑。
第三天，日军把这批俘虏集中起来，重病号被拉出来推到右边。浑身是血的刘侵霄也被推了过去。突然，一个日本兵，发现他的伤在胳膊上，便上前推了一把，看他走路还可以，就一把将他推到了左边。他刚站稳脚跟，机枪就响了，右边的几十个伤兵战俘被鬼子枪杀了，鲜血流了一地。刘侵霄免遭一死，被送进了太原集中营。
今天听说又送来了晋绥军战俘，他便前来观看，没想到却看到了老同学李滋。两人先是格外一惊，随即亲情油然而生，但在日军面前他们并没有立即说话。后来两人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在厕所的通道旁边悄悄叙述了各自被俘经过，知道了相互的化名和公开的身份。两人又互相叮嘱，注意敌情和内部动摇分子的告密。
因为集中营的日伪管理人员不了解李滋的真实身份，认为他是阎锡山晋绥军军官，反日思想不强，可以利用，不久就让他担任了管理全集中营战俘的工程队队长。这样，李滋就有了广泛接触战俘的便利条件，从中他陆续了解到十几个未暴露党员身份的战俘。
刘侵霄和李滋想起党章里的规定：在最艰苦、最恶劣、没有组织领导的环境中，共产党员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于是他们酝酿建立了一个秘密党支部，支部委员有李滋、刘侵霄、李一夫。确立以刘侵霄为首，重点联系战俘党员，李滋负责日伪管理人员的工作，李一夫年龄较大，主要在幕后参谋。并确定了在集中营中展开斗争的工作方针，使过去自发、盲目的斗争，变成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
秘密党支部成立后，他们积极开展狱中斗争。首先，暗中物色发展对象，壮大支部力量。同时，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消除晋绥军被俘官兵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偏见，团结争取被俘的蒋、阎人员，积极掩护和营救八路军干部战士。他们不但争取了晋绥军的中校医官陈跃庭（被俘后在集中营医务室给战俘劳工看病）、阎锡山委任的县长陈汉英，而且还争取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集中营内的中国籍翻译陈财。这些人答应了秘密党支部提出的要求：保护八路军同志，创造条件释放归队。同时，秘密党支部也答应他们：抗战胜利后保证他们全家安全，并给安排工作。
原先伙房里尽是国民党战俘，八路军战俘吃饭时经常挨打受气，还只能吃稀的，喝冷水。李滋提出要换人，陈财答应了。于是，小队长、班长、炊事员都换上了八路军战俘。战俘劳工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挨打受气少了，也能喝上开水了。
8 走出魔窟
日军为欺骗舆论，规定集中营，每过一段时间释放一些重病号。秘密党支部就利用争取到的军医陈跃庭开假病历，再经翻译陈财批准，先后营救了四十多名八路军被俘人员，如八分区电台机要人员郭中楚等。集中营规定，凡第二次被俘入营者，一经发现，一律让狗咬死。晋绥军分区民运科长景涛第一次被营救出去后，不幸在战斗中第二次被俘，又被抓进集中营。李滋等人便为他作掩护，没让敌人发现，并在十天之内，将他营救出去。
到东北和日本当劳工，前途未卜，回到根据地的机会较少，因此，每当往东北和日本送劳工时，他们就尽力让自己的同志躲开。一次，陈财听说要派五百劳工到日本，就提前告诉李滋，秘密党支部立即研究对策。第二天，全体战俘劳工在大院集合点名时，四百多名八路军战俘劳工都根据事前安排站在队伍后几排，而陈财等管理人员却从前面按顺序点了五百名，于是八路军战俘都被留下。他们用这种方法曾两次保护过自己的同志。还有一次，日军要选五十名身强力壮的战俘送到东北进行细菌试验。秘密党支部知道后，就让陈跃庭给二十多个八路军干部写了假病历，使这些人躲了过去。尽量拯救和保存革命力量，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这样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秘密党支部在做八路军战俘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做国民党普通士兵的团结教育工作。在其连排干部中培养了一批穷苦人出身的骨干，启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组织暴动哗变，投奔八路军。一次，日军押送一千名战俘劳工到抚顺煤矿，火车未过山海关，战俘劳工中的骨干就组织暴动，使不少人逃离虎口。还有一次，日军押送一千五百名战俘劳工到唐山。途中，在一个车站停车等候，先由几个人嚷着要解手，押解的日伪人员只好解开捆在战俘劳工的绳索。只听一声呼叫，一千多人朝四面散开逃跑，日军只抓回两百多人。不少人回到了根据地。
经过这几次有组织的营救活动，日伪人员对李滋等人的活动有所察觉，并对李滋起了疑心。这时，李滋完全有条件逃走。但他一走，整个集中营的地下工作就得停止，其他人再想撤离就比较困难。李滋认为，多一个人归队，就多一分抗日的力量。于是，他决定先让刘侵霄和其他几位同志归队，然后自己再走。
经过密谋，陈财向日本人提出，自己想雇个战俘给自己去种地。日本人同意了，于是，刘侵霄就以给陈财种地为名批准出狱。走的那天，李滋把刘侵霄送到集中营大门口。刘侵宵终于走出了这个魔窟的大门，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默默点头向李滋告别。陈财怕路上出事，一直把刘侵霄送出太原城的大南门，送过汾河桥，才挥手惜别。
刘侵霄归队后，向八路军晋绥军区详细汇报了在集中营的工作，后来，集中营的营救工作在一二〇师的敌工部门领导下继续进行。为营救出更多同志，李滋奉上级指示仍坚持着集中营的秘密工作。
9 一场舌战
1941年冬季的一天，有五六辆小汽车开进集中营，在日本人住的院内停下，从车内走出十多名日本军官，其中还有几个人穿着西服，都走进松本大佐的办公室。不一会，日本翻译寺山来到战俘住所，叫走国民党军军官数人；过了一会儿又叫晋绥军军官数人，还叫了几名八路军俘虏。过了约两个多小时，进去的人都出来了。据他们讲，日本人是想了解中国人的抗战情绪。
李滋回到了房间，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思考，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推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李队长，松本大佐叫你去！”寺山翻译喊道。李滋跟着寺山翻译走进了松本办公室，一眼就看见刚才来的十多名日本军官，其中大部分胸前都戴有参谋带。李滋很快意识到这是日本谋略集团的人员。
松本待李滋坐下后，让寺山翻译给李滋说：“现在日本天皇陛下派来心理作战部人员，了解中国人对抗战的想法。你一定要把中国人的真实心理说出来，不要害怕，有我保证。”说完后，又和那些参谋人员说了一通日本话。随即这些参谋人员提出问题要李滋回答。李滋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宣传机会，便一问一答地回答了日方的问题。
问：中国人愿意和平还是愿意抗战呢？
答：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愿意和平，都不愿打仗。我本人和诸位阁下，可能都有同样的感受吧！
翻译译完李滋的话后，他们互相咕嘟了一阵，都记了笔记，又接着开始提问。
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求和平，而要抗战呢？
答：中国人求和也求平，而日本人求和却不求平，是有和无平，实际是和而不平，所以中国人势必要起来抗战。
问：你认为和平有出路呢？还是抗战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