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细菌部队，除竹内丰外，还有不少人做了交代和揭发。1989年8月2日的《参考消息》登载了韩国《中央日报》一篇报道，曾在济南细菌部队当过翻译的韩国人崔享振揭露说，他在该部服役期间，曾看到日军军医给俘虏注射了鼠疫菌。其中有十个人经过一场严寒和高烧的痛苦后死亡。他第一次看到的人体试验，是对四名俘虏注射天花病菌，然后进行临床观察。他还说这支部队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一次要死一百多名俘虏，一年要杀四百到五百名俘虏，他在该部服役期间死亡的俘虏有一千多人。他说：“现在，我感到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对不起历史，所以，虽然晚了，也要揭露这一真相。”
与济南防疫给水部一墙之隔的济南陆军医院也多次从集中营要战俘劳工供医生进行活体解剖训练。据战犯长田友吉交代，1942年4月和9月，曾两次参加该院的活体解剖，每次都从济南俘虏收容所要来两名战俘进行活体残杀，并将其内脏器官做成标本，将尸体埋在医院的猪圈旁。
根据竹内丰交代，他在侵华期间，培养训练从事细菌战卫生人员共约八百九十名，并于1943年8月，在济南细菌部队使用十一名俘虏，制造了约九百九十九公斤用作细菌战的霍乱生菌及鼠疫生菌。那么这些细菌到哪里去了呢？
就在竹内丰用十一名战俘做试验培养霍乱生菌及鼠疫生菌的当月，日军发动的鲁西作战打响。当时，正值汛期，鲁西冀南普降大雨，卫河、漳河、滹沱河的水位迅速上涨。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扒开卫河大堤。霎时，汹涌的河水如脱缰的野马咆哮着冲向河西的低洼地带，随水而来的霍乱菌幽灵般地潜入千家万户。
此次“霍乱作战”是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造成山东、河北、河南数十县洪水泛滥，霍乱流行。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共有二十二万中国军民被夺去生命。
8 织布房的张师傅
有压迫就有反抗。集中营不甘屈服的战俘劳工，除寻机逃跑外，曾多次进行反抗斗争。反抗斗争最活跃的，就是被俘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
清河军区的共产党员夏方明，1943年11月，在沾化反“扫荡”作战中被俘。一进新华院，他身上的衣服就被伪职员抢了个精光。每天吃发霉长虫的小米，还要干繁重的苦役。看到这无穷无尽的磨难和等待被死神吞噬的命运，他想发动难友进行暴动，冲出牢笼。
原国民党军队的第十五旅投降日军，该旅特务营不服，被送进集中营。这些人看到集中营的情况，感到生存无望，很多人想越狱逃生。夏方明就千方百计接触他们，串联了张德才等二十多人，商定了暴动计划和行动暗号，八路军战俘攻打日军宿舍，特务营战俘攻打南大门日军警卫，等晚上集中营战俘集合点名、降旗时，喊一声“万岁”，同时行动。
第二天下午五点，离暴动还有几个小时，敌人突然宣布全院战俘集合。队伍前架起了机枪，周围都是持枪的日本兵，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战俘，会场气氛格外紧张。新华院日本军官训话，翻译接着传达，说是有人想与皇军对抗，准备暴动，这是绝对不能轻饶的。
一听此话，夏方明的心一阵紧缩，觉得这下完了。但日军并没有抓他，只是抓了特务营几个策划暴动的骨干，拉出队伍用刺刀挑了。过了几天又抓去几个人，绑在电杆上叫狼狗活活咬死了。后来才知道这次失败是效忠日军的特务营长告的密，不过他不知道有八路军俘虏同特务营联系，所以夏方明才逃过这一劫。这件事后，夏方明想，单靠几个人的力量太单薄，必须把大家组织起来，于是他又开始串联被俘的共产党员和可靠的八路军战俘。
甘文瑞也是试图组织暴动越狱的八路军战俘。1943年底，他在日军“扫荡”垦利时被俘，先押进张店集中营，后转到济南新华院。看到新华院地狱般的生活，他就琢磨着如何逃出去，并同一个姓马的副连长串联战俘们，准备推倒新华院西北角的围墙逃出去。就在他们还在酝酿准备阶段，夏方明等人组织的暴动被日军镇压了，他看到准备暴动的难友被敌人用枪活活挑死、被狗活活咬死，心里非常难过，也非常愤恨。不久，他患了水肿病，被送进病号房，在里面待了一个多月，差点死在里面，暴动的事情也就搁置了。
1944年春天，随着盟军开始全面反攻，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不仅人力资源极缺，战略物资也很匮乏。为了以战养战，日本不仅把大批战俘送往本土当劳工，还要求各集中营利用战俘的人力资源，创办工厂生产军需产品。新华院也由日本南昌洋行株式会社投资开办了一个新工场，实际是个纺织厂。
新工场设有织布、浆线、漂白、印花、织袜等班组，强迫经过“训练”的战俘到新工场做工，用战俘的无偿劳动，为侵华日军生产手套、袜子、裹尸布等军需物品。
新工场设在马路南侧，与新华院一路之隔。进入新工场做工的战俘，每天由持枪的日本兵从新华院押解进新工场干活，晚上再由武装押回新华院。日军从社会上雇佣了几十名技术工人，负责维护、修理机器设备和指导战俘劳工生产。新工场由日本人田代负责总管，每个班有近百名战俘，全工场使用约五六百战俘劳工。1943年被俘入营的两百多名清西地区的八路军战俘，除被残害致死的人外，幸存者大部分进了新工场。
夏方明、甘文瑞都进了新工场，遗憾的是两人并没有发生横的联系。新工场干活比外出修工事的活轻，活动余地大，相对较自由，战俘劳工间增加了接触机会，给夏方明、甘文瑞创造了活动的条件。他俩都在各自的工作车间，和战俘劳工们进行串联。1944年4月前后，夏方明和陈万舜、张勋朋等被俘党员经过研究，成立了一个秘密党支部。并根据当时的形势，研究确定了支部的工作任务：第一，抵制日军奴化教育；第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第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吸取过去的教训，注意了斗争策略，把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同敌人进行长期的斗争。
不久，新工场的织布房来了个指导工，名叫张新山，工人叫他张师傅。此人同新工场的翻译李子贤关系不错，鬼子和汉奸在场时，还经常听他说“八路军不好，回家还要站岗放哨”等。战俘们怀疑他可能是汉奸。
一天，夏方明上早班，见屋子里没有人，就用粉笔在一块木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反对饥饿。
张新山走进来，看到木板上的字，表情严肃地问夏方明：“这是谁写的？”
夏方明心里一紧。
“是不是你写的？”张新山走近夏方明严肃问道。
夏方明后悔自己有点莽撞，等待张新山的处置。
张新山没有再追问，走到木板前，把字擦掉了，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夏方明。夏方明也对张新山有了新的看法：这个张师傅表面上很严厉，但心眼并不太坏。
让夏方明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张师傅不是什么汉奸，而是上级党组织派来营救战俘的中共党员。
张新山真名张建忠，山东邹平人，因家境贫寒，早年学徒织布，曾在济南一家织布厂做工。日军占领济南后，织布厂停工，他回到家乡邹平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1943年冬天，日军在山东清西地区“扫荡”时，俘虏了清西八路军数百名军政人员，都关进了新华院。为了弄清这些人被俘后的情况，并进行营救，清西地委城市工作委员会李万顺（真名韩本聪）派地下党员张建忠（化名张新山），趁济南新华院招织布机修理技工的机会，打入新华院新工场。
张新山对济南的情况很熟，也有一套织布的技术，到集中营织布厂后，工头分配他担任一个班（一百多人）的技术指导。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教战俘劳工织布、修理机器；一方面借机观察战俘劳工的表现。同时在下班离开集中营后，把集中营的情况及时向隐藏在济南的城工委负责人李万顺汇报。
为了疏通关系，张新山把自己每月发的五条香烟，分送给纺织厂的翻译李子贤、工头陈明远和其他指导工；还用自己每月七八十元的工资，给他们买礼品，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又团结了张景田、曲子清、吴如新等一批正直的指导工，使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接触战俘劳工的机会也更多了。
战俘们观察了解着张新山，张新山也观察了解着战俘们。通过一块干活、个别聊天，张新山先后认识了夏方明、甘文瑞，又通过许宜亭，认识了孟庆复。
孟庆复原名孟庆新，在中共清河区党委机关报群众报社工作，1943年在垦利县被俘。一同被俘的共一百多人，先押在利津监狱，又转到张店集中营，最后被塞进闷罐车，拉到新华院。被俘时穿的是便衣，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八路军，只是一个干木匠活的老百姓。刚进新华院时，他装聋卖傻，对什么事也不闻不问。熟悉情况后，他便寻机接近八路军战俘，用“身在曹营心在汉”等历史故事，启发战俘们的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新工场成立后，孟庆复分配到织布班的漂布房，专管浆线。浆线打浆糊，用的是李振龙的锅，李振龙是日本人雇来的，孟庆复经常找机会和李振龙聊天，李振龙对其印象很好，便在其他指导工面前夸赞孟庆复，指导工们又在日本总管面前说孟庆复的好话。孟庆复很快就在新工场站住了脚，日本总管、翻译官、指导工对他都很信任。新工场虽然不如新华院那么严，但要轻率组织暴动，无疑也是白白送死。于是开展求生存的斗争，让大家活下来，成了战俘们的头等大事。孟庆复就琢磨着怎样维持大家的生命。浆线要打糨糊，糨糊是面和水打成的，既然是面就应该能吃。一次他趁监工的鬼子不在时，偷偷喝了几口，身体没什么不适的感觉。于是他把这个秘密告诉给同班的难友，大家都私下里偷喝糨糊解决饥饿问题，一有机会还送浆糊给其他挨饿的难友。渐渐地，孟庆复周围团结了一批八路军战俘。
张新山打入新工场后，通过长山县桓四区区中队班长许宜亭认识了孟庆复，又通过他们认识了更多的八路军战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初步摸清了渤海区（包括原清河区）两百多名被俘人员的情况，其中直接联系了五十七人。
1944年6月，张新山借回家过端午节之机，把孟庆复、夏方明给党组织的信缝在鞋底下，瞒过了日军门岗的严密搜查，送给清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曼村以及城工委。城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城市工作的指示给孟庆复、夏方明回信，要求他们把“当囚犯的思想变为当地下军的思想”，把被俘人员联络起来，利用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并规定联络代号为“一〇三”。
中秋节，张新山再次回家带回党的指示，决定在新华院建立秘密党小组，指定由孟庆复任小组长，夏方明任副组长，具体领导集中营的斗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们还积极争取国民党军被俘人员，为里应外合武装起义作准备。
张新山原想从集中营中营救一批同志，并造了一批假良民证，但通过实践证明，不经过大的暴动，或没有合法手续，根本就出不去。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里应外合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张新山和孟庆复等商量，先改善大家的生存条件，不让同志们病倒，在集中营为革命积蓄力量，到必要时再配合部队组织暴动。
张新山和秘密党小组，一方面帮助大家和外面联系，鼓励战俘们坚强地活下去，勇敢地斗下去；一方面用各种办法解决受难者的实际问题，为他们改善生活条件。他用自己的工资，买一些咸菜、大葱、大蒜和常用药品送给难友。甘文瑞因顶撞班长，患一般小病就被送进病号房，张新山听说后，马上找翻译官李子贤说情，经过六七天周旋才把甘文瑞救出来。
1944年冬天，张新山看到很多战俘劳工光着脚扫雪，脚都冻烂了。他便发动战俘劳工捡破布包，并通过孟庆复弄了些糨糊和擦机器的破布，打成“袼褙”，准备做鞋子，结果被日本人佐藤发现。一个汉奸工头也说他经常接近八路军战俘，引起了日本管理人员的怀疑，佐藤将张新山关了起来。幸亏翻译李子贤从中说情，才获得释放。
要使集中营里的党组织直接与外面党组织取得联系，就得有人能自由外出。党组织认为孟庆复是合适的人选。于是，党组织一方面要求孟庆复在坚持党的原则的前提下，争取敌人的信任；另一方面让张新山想方设法为孟庆复“搭桥铺路”。经过张新山做工作，让翻译李子贤在日本职员田代和佐藤面前说好话，终于在1945年3月，孟庆复被解除了战俘身份，变成新工场的办事人员，获得出入集中营大门的自由。孟庆复借买菜种的机会，回了一次家，向城工委汇报了集中营的斗争情况，并接受了党组织关于组织地下先遣军，准备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八路军收复济南的任务。
张新山和孟庆复还利用各种机会打击敌人，保护同志。敌人为了笼络人心，分化战俘，有时候组织一些获得“自由”的战俘外出看戏。日本头目田代还公开许诺这些“战俘”看戏可以不用买票，如果戏院方不让看，打死几个没关系。当时维持治安的宪兵队和执法队多是汉奸，他们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更看不起战俘劳工。因此，战俘外出看戏时经常与之发生摩擦。于是，张新山、孟庆复就借机挑动战俘营与宪兵队、执法队的矛盾，使其发生械斗，借此打击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