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院有个禁闭室，里面有许多一人高的木桩，桩上血迹斑斑，还有老虎凳、木棍、皮鞭等刑具。战俘一旦触犯了“院规”或有其他“不轨”行为，便被弄进禁闭室，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大小便都在里面，一直到囚死。有的则被棍棒、皮鞭打死。进了禁闭室，很少有活着出来的。这里同时也是日军新兵刺杀训练、锻炼胆量的一个固定场所。
1944年夏天，一些被俘人员计划越狱，不幸被敌人发觉。为首的三人，被日军剥光衣服，捆在旗杆上，先用刺刀刺，再用开水烫，最后被狼狗咬得骨肉分离。
一次，二十多个战俘在外出劳动时集体逃跑被抓了回来。日军将他们押到用活动鹿砦围起的操场一角，新华院第二任院长渡边正雄叫来六个日本新兵，让新兵用战俘作刺杀的靶子。渡边让战俘们脱去衣服，赤裸地站在铁丝网内。
渡边向他的新兵吼道：“你们是天皇陛下的忠诚士兵，为了大东亚的圣战，你们应当锻炼和磨砺自己的意志与胆量，日后好奔赴前线，为天皇效忠！”然后向脱光衣服的战俘一指：“杀！”
新兵们狂吼着猛然跃起，向战俘们冲去。还没等战俘们明白过来，已有六人被刺倒在地。因为是没有经过实战的新兵，所以好几个人没有刺中要害。有的战俘被刺在下肋，有的被刺在腹部，痛得在地上打滚、惨叫，鲜血喷溅，四处流淌。其他战俘明白敌人要下毒手，本能地奔逃躲避，可铁丝网就那么一小块空间，无地可藏；有的愤怒地反抗，可赤手空拳、赤身裸体，怎挡得住敌人带血的刺刀。只几分钟的工夫，战俘们都倒在血泊中，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在呻吟、挣扎、搐动。渡边不愿留下活口，又让气喘吁吁、脸色煞白、微微战抖的新兵，再给未死的战俘过了一遍刀。直到他们完全死去，渡边才满意地点点头。这就是日军的俘虏政策，对俘虏不用审讯，不用判刑。一个新华院的院长，就可以随意屠杀整批的战俘。
女人是美与爱的化身。但女战俘一进入集中营，美与爱，便与她们无缘，剩下的只有丑与恨。入院后她们和男战俘一样，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破烂、肮脏、血迹斑斑的“囚服”，有的露着肩，有的露着腿，蓬头垢面，黄瘦干枯。为了免遭日军的欺辱，有的还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又老又丑，尽管如此，一些女战俘还是没能逃脱敌人的蹂躏。她们和男战俘一样被囚禁、被奴役、被辱骂、被殴打，同时还要经受比男战俘更多的苦难和耻辱。
一次，两个女战俘随其他男战俘逃跑被抓了回来，日军把被抓回的男战俘当靶子，让日本新兵练刺杀刺死了，两名女战俘当时却留了下来。人们还以为日军怜悯女战俘，不忍杀害，没想到日军却对女战俘采取了下流无耻的杀害手段。
这天，新华院院长渡边带着两名持枪的日本兵，牵着两条凶恶的雄性狼狗，把两名逃跑抓回的女战俘押到用铁丝网围起的临时杀人场。渡边逼着女战俘脱衣，女战俘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两人对视一下，谁也不脱。渡边又是一阵吼叫逼迫，并从两名日军士兵手中接过拴着狗的皮绳，给日本兵使了个眼色。两个日本兵端起上着刺刀的长枪，将刺刀对准两名女战俘的胸口。女战俘才哆哆嗦嗦地脱下衣服。
日本兵淫笑着，狼狗狂吠着。两名女战俘吓得面色如土、魂不附体，紧紧依偎在里面的边角上，背对日本兵。日本兵从渡边手中牵过狼狗，走近女战俘，一边做着各种淫邪的动作，一边向他们的狼狗打手势。经过训练的狼狗，似乎明白了主人的淫意。两条狼狗闪电般地扑到两个赤身裸体的女战俘身上……可怜的女战俘，竟被狼狗奸污了！
当邪恶的兽性从这些四条腿和两条腿的狗身上退潮之后，鬼子兵又用刺刀将惨遭玷污的女战俘剖腹残杀。新华院的日军就是这样，把侮辱残害中国人民的兽性推向了顶峰，开创了人类教唆兽类污辱人类的先河。
6 杀人的病房
新华院东北角有一排平房，是集中营的卫生班和病号房、停尸房，也是病人隔离区。不管大病小病，只要送进这里就是被判处了死刑，极少有能活着出去的。
战俘病得不能劳动训练了，就被抬进病房，每天只有两顿小米稀饭，没人照料，更别提医疗，基本上无医无药。这种恶劣环境，即便是健康人送进去，不用多久也将被折磨至死，何况是病人。所以死人很多，有时一天死亡三四十人。死亡率最高的时间是盛夏和严冬，夏季传染病多，严冬多半是冻饿而亡。
病房里阴森可怕，里面的老鼠跟小猫一样大，红红的眼睛，经常啃去病死者的耳朵、鼻子、屁股、脚跟等软组织部分。有的战俘奄奄一息，无法动弹，竟被老鼠咬伤咬死。炕上、地下血迹斑斑，人死后尸体往往残缺不全。人死后，先从病号房拖到停尸房，随死随拖，把死尸摞成一堆，尚有余息的人也被堆压在一起，然后撒上薄薄一层石灰，摞到一定数量，由拉尸车拉出去。
战俘劳工回忆，在病号房与停尸房连接的地方，还有一个特别病栋，专门关押传染病人。这是一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面有一个大木板通铺，患重病和传染病的战俘就被扔在上面。木板铺上满了，就往地上扔。进入特别病栋的战俘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大小便都在里面。
卫生班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也进进出出，他们将一支支看似极其珍贵的注射剂，注入病人肌体，然后一次次地观察记录。病人接受“治疗”后，非但未好，反而加重。有的全身出现斑疹，有的突发恶寒、高烧，有的皮肤上迸起豆粒大的水泡，有的口鼻流血……很快，轻病号变成重病号，重病号抬进了停尸房。
长山县桓四区的中队长焦凤鸣和指导员韩玉哲，1943年11月在日军“冬季扫荡”时，和本中队的二十多个战友一块被俘。因为是八路军干部，日军对他俩进行百般折磨，很快就病魔缠身。卫生班把他俩抬到特别病栋，隔离起来，门从外边反锁上。
一天，门开了，进来两个白大褂，说是给他们打针治疗。两个白大褂一脸和善，没有一点日军平时的恶狠凶光。他俩将信将疑，任白大褂注射后离去。他们还以为日本人真的良心发现，但不大一会，焦凤鸣开始喘起粗气，身上出现鸡皮疙瘩；韩玉哲也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些“温文尔雅”的白大褂，同挥刀举枪的日本兵一样，都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而且更阴险、更凶残……然而已经晚了，他们已经无法把真相告诉难友了，终于，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般来说，人自然死亡是不出血的，但特别病栋的床铺上、地板上，到处都是黑血，血腥气直冲鼻子。于是，人们怀疑这里有问题，后来便传说，是因为卫生班给战俘注射了传染病菌，才使他们患上了传染病；也有的说，他们患病后，卫生班不注射治病的药，却注射日军细菌部队试验的疫苗，观察疫苗效力。战后才查清，新华院特别病栋，还只是日军细菌部队进行细菌试验的一个试验室和观察室。真正的大批的用战俘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的，主要还是在驻济南的日军细菌部队进行的。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这支部队的一些杀人“魔鬼”，曾经进行了非常具体的交代。
7“魔鬼”的自述
据战后调查，二战时期，日军先后建立了五支细菌部队，东北是731部队，华北是1855部队，华中是1644部队，华南是8604部队，东南亚是9420部队。此外，在中国东北还有一支关东军兽类防疫部队，代号为第100部队。这些部队下面又有很多分支，它们是一支支打着“防疫给水”旗号的细菌作战部队。这些部队都使用中国和亚洲被俘被捕的抗日军民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他们研究和生产了大批细菌武器，又拿到战场上和居民区投放使用，对中国军民进行第二次伤害，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亚洲军民。驻济南的细菌部队归华北的细菌部队即1855部队领导，是日军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派遣支部，称济南日军防疫给水部，当地称陆军防疫处，代号1875部队。因其队长为柳田，故又称柳田部队。济南防疫给水部，先设在济南市经六路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
这支部队1938年组建后，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和培植伤寒、霍乱、赤痢病菌和副伤寒血清、百日咳血清，为其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服务。他们试验培植细菌的血液，是从集中营战俘劳工身上抽的；他们培养出来的细菌，又在战俘身上检验效力。对爱国志士和社会上有影响的战俘，日军经常假借为其治病，将带有伤寒、霍乱、赤痢、副伤寒、百日咳等菌种的细菌、病毒，注入其肌体，加以杀害。为了检验病菌的效力，还对带菌者进行活体解剖。
这支部队有个军医叫竹内丰，化名刘宝森，日本东京荏原区人，东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1936年12月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曾在中国东北的汤阳县、虎林县、海拉尔和山东济南担任军医。日本投降后，留在山西，在国民党阎锡山部继续任军医。1950年12月在太原被逮捕，作为战犯被押往太原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教育。侵华战争使他由一个白衣天使变成了杀人魔鬼，中国的俘虏政策又使他由鬼变成了人。在认识转变后，他用口供和笔供，交代了自己在济南用战俘进行细菌试验的全部经过，也揭露了日本细菌部队残害中国战俘的罪行。竹内丰在1955年的笔述材料中是这样写的：
1943年8月，我作为军医中尉，在华北方面军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细菌制造业务。
一天，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长冈田军医大尉从济南宪兵队要来十一名八路军俘虏，说是要用他们试验细菌的效力。
他们为了祖国解放的正义事业，不屈不挠地进行战斗，不幸为我等侵略者所俘虏。他们戴着手铐和脚镣，在刺刀和手枪的严密监视下，乘坐卡车来到了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
消瘦苍白的面孔，突出的颧骨，蓬乱的头发和胡须，还有那又脏又破的衣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们是如何同残酷的拷问和饥饿进行顽强斗争的。
然而他们的目光是镇定而不可侵犯的，只有对明天的胜利拥有坚强信心的人才能具备如此的威严。
而当时已彻底丧失人性的我，认为“这是为济南事件中殉难的日本人复仇”，便将这些英雄当作了豚鼠的代用品。
这十一个人被拘留在房子入口处的土地上，地上只铺一条草席和一条军用毛毯，给他们注射我们培养的伤寒菌，或将细菌投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
不久，症状便出现了，持续高烧、呻吟、苦闷，甚至说胡话。我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心中暗自庆幸：“这个菌种的感染力相当强，用于细菌战是毫无问题的！”
俘虏们的高烧和疲劳已达到顶点，为了使身体稍微舒服一点，企图转动一下，但是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不能自由活动，无法翻身。他们用充血的燃烧着怒火的眼睛瞪着去观察病情的我们。病情一天天加重，被折磨得极度衰弱和憔悴的样子，实在目不忍睹。使人感到，原来所谓临终的痛苦就是这样的。由于大量摄入剧烈的活细菌，病情一直恶化下去，全身瘦得只剩下骨和皮，陷入危重状态。两颊的肉像被刀削的一样，塌陷下去，只有颧骨高高突起，十分显眼。他们已经不能自己翻身了，呼吸微弱，只有鼻翼还在翕动。
这样，我得以确认我所培养的伤寒菌种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因此，我企图通过解剖进一步检查由于细菌感染而受到损害的内脏各器官的变化，首先将一个人抬进了解剖室。
濒临死亡的俘虏发现解剖台旁已经准备好解剖所必需的大小手术刀以及其他各种器械，他立即在极端的痛苦之中发出悲痛的哀鸣：“军医啊！军医啊！”由于高烧而干裂苍白的嘴唇，似乎还想说话，但再也没有气力了，只是由于过度的悲痛，引起身体的阵阵轻轻的抽搐。
这时，我让一个懂中国话的卫生下士官大声地向他喊到：“是要给你治病！”说着，便将手脚牢牢地绑在解剖台上，使他一动也不能动。
接着，我又指示负责麻醉的下士官，把麻醉罩放在俘虏的口和鼻子上，滴上纯酒精、乙醚和氯仿的混合麻醉剂，使俘虏逐渐陷入麻醉状态。估计差不多了，我便拿起手术刀，尽量用力，从胸窝直到耻骨，将深深陷下、烧得滚烫的腹部垂直切开，打开了腹腔。鲜血立即沿着刀口的两侧涌出来，俘虏的上半身和解剖台眼看着被鲜血染红。由于不采取任何止血措施，血一直不停地流出来。木村军医将一个很大的钩形器械插入刀口，从侧面将腹壁拉开，我就从扩开的腹腔里，将内脏拿出，放在一个搪瓷面盆里，然后，同木村军医一同开始检查病变。细菌的侵蚀力完全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明显，由于获得了今后用于大批杀人的材料，不禁心中暗喜，互相议论着：“这样一来，可能在细菌战中发挥作用了！”
暴行仍在继续进行。我把被细菌侵蚀变化明显的部分肠管切断，又将脾脏摘出，装入标本瓶，以便制作切片标本，充作报告材料。接着，我又无情地把一支大型穿刺针插入胆囊。当我们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以后，向他的肘部静脉注射了两毫升吗啡液，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就是这样，我和木村军医一个接一个地，把十一名俘虏都作为效力试验的培养基而杀害了，将获得的大量细菌交给华北方面军，或附上标本，报告此次暴行的成果，为发动细菌战提供了资料。
如上所述，人为地使献身于人类最美好事业的人们感染传染病，最后切制成标本，培养细菌。我就是这样一个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