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北洋大戏院看戏时，四十名战俘劳工手持木棒、铁棍与宪兵队、执法队打了起来，当场打死两名宪兵，并把尸体藏了起来。张新山还趁混乱之机放走十七名战俘劳工。事后，田代把带队的指导工叫去，追问：“十七名苦力哪里去了？”他们就按事前约定的口供一齐说：“被宪兵队抓去了！”集中营的日军到宪兵队要人，宪兵队的日军到集中营要人，双方互相争吵谩骂，几乎动起武来，后经日军参谋部调停，才暂告罢休。
张新山利用在集中营做工的机会，除了用自己的工资给集中营的难友购买医药食品外，还筹措经费给根据地购买了武器子弹等急需品。由于工作活跃，引起日伪人员的怀疑和注意。于是在1945年4月，张新山找了个借口，公开撤离新工场，到山水沟街元祥织布厂做工，负责孟庆复与城工委的联络工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因中共中央改变了夺取大城市的战略，集中营党组织成立地下军，配合八路军解放济南的暴动计划没能实现。9月，以何思源为主席的国民党山东政府进入济南，接收了新华院。集中营的国民党战俘都穿上了新军装，而八路军战俘还被关在人间地狱。直到10月份，国共谈判达成《双十协定》，新华院的八路军战俘才走出这座死亡之城，这个夺去上万战俘生命的魔窟也才关上了罪恶的大门。
9 临时俘虏收容所
济南临时战俘收容所设在济南火车站附近的原济南美孚洋行的汽油仓库里，是临时短期关押战俘劳工的集中营。设立时间比救国训练所早，1939年这里就已关押战俘劳工。美孚洋行的汽油仓库当时称亚细亚油库，油库周围有围墙，围墙上设有铁丝网、电网，门口有日军持枪站岗。院内有一栋用于存放汽油桶和汽油罐的大铁皮房子。房子从墙壁到顶棚没有一块木料，固定房屋的是几根纵横的铁轨，人在屋里可以攀登铁轨到房檐处，房顶与墙壁没有接合封闭，空出道缝隙，扣着大铁锁的两扇大铁门的顶端也有一道大空隙。因为房顶和墙壁都是铁皮的，所以到夏天太阳一晒，非常闷热；而又因为墙顶四面透风，到冬天又非常寒冷。战俘劳工押进来后，几百人关在一栋大库房内，既没有铺，也没有盖，只能无可奈何地蹲坐在或躺在潮湿、肮脏、散发着油污气味的地面上。每天只给吃两顿饭，有时吃发了霉的小米饭，有时吃用发了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吃起来发苦，里面还有许多蛆虫及蛆虫屎。
因为没有找到有关档案资料，我们无法知道济南临时战俘收容所机构沿革、起止时间、关押人数等全面情况，但通过战俘劳工幸存者的回忆和个别日本战犯的交代，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的职能和概貌。
李树军回忆，1939年11月，他在沂蒙山区作战被俘后，押到这里，当时共收容了数千人。每五十人为一单位，在地下排列成行，作为睡觉之地。每日吃饭也不叫出门，用汽车装来半生不熟的小米饭，发给每个人。战俘劳工没有碗筷，只能用衣服和手接过来捧着吃。几千人在一个大仓库里，小便也在仓库内，空气混浊，条件恶劣。集中营发生了传染病，死亡人数逐渐上升。一个月后，日军将这批战俘劳工押至东北阜新煤矿，后又送到虎林要塞当劳工。
白敬喜回忆，1939年秋他在新乡被抓，修了一段飞机场后，被押上闷罐车，经开封、徐州送到这里。他们三百多人，在此住了一星期后，经青岛乘船到大连送至抚顺煤矿。
张云秀、张伯铨回忆，1942年秋，日军“扫荡”莱芜山区作战后，把数千名战俘押到这里，后被送到东北的抚顺、阜新、鞍山、虎林、兴凯湖等地当劳工。敌人白天管得较松，但晚上不准出屋，有一两次开门让出去大小便，但每次人数有限制。米饭做得半生不熟，按人分发，饭量小的还勉强，饭量大的长期挨饿。战俘劳工只能从井里打凉水喝，所以病号不断，拉肚子的人很多。每天往外拖死人，最多时，一天死十几人。
1943年，新华院设立后，日军在山东作战的战俘大多送往新华院关押，临时俘虏收容所除了关押转送外省的俘虏，主要关押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劳工协会抓来的，到济南转车去青岛送往日本的劳工。
朱风山等人回忆，1944年9月，日军把郾城集中营的五百名战俘送往日本神户、东京、七尾等码头当劳工，在济南转车时曾被关押在这里。
何万灿等人回忆，1944年秋天，日伪军从河南获嘉、辉县、新乡抓来两百多名劳工，押往日本大江山当劳工。在济南换车时，在这里关押了三天。他们看到房檐处有缝隙，就想趁夜间爬出去逃走。第一天夜晚几个劳工商议后，就沿铁轨爬到房檐下，因缝隙窄，出不去，他们就脱掉厚衣服往外挤，最先爬上屋檐的两人，身子刚翻转到屋外，就听到两声枪响。霎时鲜血染红了他们的裤腿，两人躺在屋外的灯光下，呻吟了一夜。敌人的子弹没有阻止人们逃生的欲望。第二天夜里，又有人企图从两扇铁门顶上爬出去，结果身子夹在大门顶端与房壁之间的夹缝里，出不去回不来。日军警卫看到又是两枪，逃跑者的肠子被打得流了出来。
郭善兴等人回忆，1944年10月，日军从河南浚县、滑县、淇县抓来两百多名劳工，送往日本北海道芦别矿。在济南换车时，在这里关押三天。他们在屋里挖坑道准备逃跑，结果坑道没挖好，就被送往青岛。
李绍海等人回忆，1945年2月，从山东新泰、齐河等地抓来六百多名劳工，在此关押了二十多天，一天两顿饭，每顿饭只给两个小窝头，根本吃不饱。等听说要押往日本当劳工时，李绍海和王一轩等人就商议，借押解开门时，冲出去逃走。第二天早饭时，门刚开了一条缝，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两块砖头，从房门往外冲，敌人用大刀在门口砍伤几个劳工，但后边的又冲过去奋起还击，打倒卫兵，冲到院子里，翻墙外逃。这时敌人开枪射击，砖头顶不过真枪实弹，结果只有三人逃走，一人被打死，其他人又被关押起来，不再给吃饭。不久便把他们裤腰带解下来，两个人捆在一起，战俘劳工们一只手被捆着，一只手提着裤子，列队押上火车，送往青岛。这批劳工在济南的暴动刚开始就被镇压了，但他们的斗争精神并未泯灭，到日本秋田后，他们又参加了著名的花冈暴动。
贾明群等人回忆，1945年5月，从石家庄押来四百多劳工，在这里关押了五天，后押往青岛乘船，送往日本四国岛别子铜矿当劳工。
以上战俘劳工的回忆，只是我们找到的少数幸存者，可能还有很多批次的战俘劳工，因为没有找到幸存者而无法知道。从现有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济南临时战俘收容所的关押机构，不如救国训练所和新华院那样严密，也不搞什么训练和劳动，只是临时关押转送。但因它设立时间长，劳工周转快，所以关押的战俘劳工较多，估计也有一万多人。它和救国训练所、新华院一样，同为济南的战俘劳工集中营，同样是摧残战俘劳工的魔窟。
临时战俘收容所因为是临时性、中转性的集中营，所以设备简陋、环境恶劣。战俘劳工生病者很多，而生了病无人治疗，所以患病死亡者多。
最可恨的是日军管理人员借给伤病战俘看病为名，将其骗出去残杀。八路军战俘滕振戈在此关押一个月就病了，当时病不太重，还能在院子里走动。一天中队长登记，说去医院看病，他们被汽车拉走了几十人，但却没有再回来，后来风闻这批人被拉到千佛山杀害了。这件事后来被担任俘虏收容所所长的难波博证实了。
难波博1941年9月来到中国，开始任独立步兵第四十二大队三中队小队长，先后在日军驻山东德县、禹城、济南、泰安等县多个部队任职。他在各地“扫荡”作战时，立下一条“规矩”：每次作战都必须掠夺财物，并特意组织运输工具，运回大队部，因而很得上司赏识，到中国两个月，就升任少尉。1942年11月到1943年1月末，难波博被任命为济南俘虏收容所所长。由于虐待、残害、奴役战俘劳工“有功”，后又调到旅团、师团司令部工作。1945年7月调防朝鲜，8月16日，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第二天升为大尉，八天后被苏军逮捕。在苏联俘虏收容所里还参加了“沿海州反动将校团”、“八八舰队”等反动组织。后从苏联引渡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在中国宽大教育的俘虏政策感召下，他认识到自己的罪行。1954年在战犯审讯时，交代了自己当所长期间，把战俘送往伪满当劳工、送往731部队做细菌试验、送往琵琶山万人坑让士兵做射击训练的罪行。难波博还交代了残害八十名患病战俘的情况：
1942年11月末，我担任济南俘虏收容所所长时，最初在收容所里关押的俘虏约有九百名，其中最多的是八路军，还有一百名以上的农民及一部分抗日军。我把这些人关押在济南一个美国的石油仓库里，让俘虏睡在地上，只给一条破毯子和一些干草，到冬天仍是穿着破烂的夏衣，没给冬衣，也不给柴火取暖。每天只给两次小米饭，每次一人能分到的是约三两小米饭和咸白菜，没有开水喝，只让俘虏喝生冷井水。卫生设备和医疗条件可以说没有。
由于这样的虐待，这些俘虏普遍生虱子，病者增多，回归热也流传起来。因此病人愈来愈多，而我们只是看着这些俘虏中的病人死去。死后由济南市公署用俘虏用的破毯子包去埋掉，也不通知家属，这样虐待而患病死亡的俘虏约有十七八名。到1943年1月间，在俘虏收容所里流行着回归热病时，我接到第十二军司令部的命令：“把重病患者挑选出去杀掉……”
我想能够多杀掉几个可以防止传染，因此我欺骗所里的中国医生说：“把俘虏中之病者挑选出来，准备送到医院去。”于是挑选了八十名俘虏，由司令部小岩井部队杀掉了。我听说小岩井部队是强制这些俘虏站在坑前，进行齐射，没有射死的也踢进坑里活埋了。
另外，难波博还用笔供交代，这次下令屠杀伤病俘虏的，是十二军司令部后方参谋、俘虏收容所管理负责人铃木少佐，枪杀地点为济南市丁家山山下。在此期间，日军为了让士兵练胆，多次把俘虏收容所的战俘拉到琵琶山刑场刺杀。
战犯芳信雅之也交代：
在济南俘虏收容所里被收容的俘虏之中，为了把有彻底抗日思想的、思想没有转变的抗日爱国者加以暗害，曾作过大量的屠杀。军直辖中队在1942年8月中旬及1943年5月，都曾杀害了约各三十名俘虏。1943年的4、5月间，曾每隔十天屠杀二十至三十名。屠杀的情形如下：将抗日爱国者用粗绳反捆双手，用汽车运到济南市西南郊外丁家山麓庙内执行死刑的地点，使之站在预先挖好的坑旁，仍然反捆着双手面向坑穴，从其后方约八米之处，向他们的脑部开枪将其击毙；有时为了拿军刀练习砍人，也曾以砍头加以杀害。尸体则置于坑内，用沙土掩盖其上。当爱国者的尸体腐烂下沉时，在上面又会有新的爱国者被屠杀而置于坑内。
战犯立花孝喜也曾交代：
1943年4月上旬，在山东省济南兵站合营所管理伙食的时候，听说要屠杀十二军俘虏收容所的中国俘虏，感到很有兴趣。于是命令由十二军直辖中队派来的炊事勤务兵与中队联系后，我率领冈本上等兵同到济南市郊外，参加了屠杀由中队押送来的二十五名中国俘虏的大屠杀事件。当时我曾亲自用日本刀试斩，砍死一名三十岁的中国男子，随后便命令冈本上等兵用步枪杀害了两名。
这些战犯的交代，又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济南临时俘虏收容所，不仅仅是转运战俘劳工，它同样也是虐待、残害战俘劳工的场所。
10 青井真光的罪恶
1944年春，新华院挂起了济南劳工训练所的牌子，配合华北劳工协会向日本本土输送劳工；又办起了纺织厂，为日本军队生产军需产品。工作任务的变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管理、又懂经济经营的人。于是，1944年7月，驻济日军第四十三军接替第十二军管理新华院后，任命四十六岁的日本陆军中尉青井真光，接任新华院第三任院长松田，担任了第四任院长。
青井真光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1919年7月到中国，就职于中大公司，1929年到天津裕大纱厂当经理，残酷压榨中国工人的血汗，囤积了数额巨大的私人财产。1944年初北上长春，逼迫中国劳工开矿，不久又调到驻山东泰安109部队任大队副，从此开始用真刀真枪屠杀中国军民。青井真光既有日本商人的奸诈，又有职业军人的凶残，是集奸商和杀手于一身的侵华分子。
1945年旧历年关，济南下起了大雪。战俘劳工无法到院外干活，只能饥肠辘辘、瑟瑟发抖地待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由于气温大幅度下降，新华院的战俘死亡率也在升高。
春节，是中国人的年节，而对战俘们来说，却只有饥饿、寒冷、凄凉和对亲人的不尽思念。除夕，新华院里大雪没膝，又刮起刀子般的西北风。进入黄昏，战俘们三五成群地偎依在一起，用自己呼出的热气和体温互相取暖。寒风夹着雪花从墙缝里天棚上飘进屋里，战俘们战抖着，熬着难过的除夕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