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进步。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目标，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努力把它做好做大。不必刻意为之，也要尽力而为。以写作为生的人考虑每天写多少字，以赚钱为业的人想每天的进项愈来愈多，以公益事业为追求的人想提供更多更大的帮助，至于学生嘛，当然是把书读好，读更多的书，更好地读书。
可以不进步，但一定要快乐。可以不快乐，但一定要健全。若书没有读多少，每天生活在愁眉苦脸之中，那是怎样的荒唐！若读了多年书，竟然以为自杀是唯一的出路，那是怎样的可耻！当然，我尊重那些选择自杀的人，他们一定有自己的苦衷。自杀也是多项选择中的一种。选择自杀也是个人的自由。但不用细看就知道，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自杀率反倒比上层的低，这是为什么呢？最近自杀的那位周报编辑，去年自杀的那位白领，无非是丈夫有了外遇，要求离婚，她们就自杀，以死相抗。这样的女人和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有什么区别呢？谁娶了她，就是她的奴隶，她不同意离异，你就得老老实实守着她，不然，她就跳楼跳河什么的，她死了，丈夫也就成了众矢之的，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就不明白，死能证明什么？证明自己对爱的不可理喻的坚持？爱到丧失理智的地步，不就是丧心病狂吗？或者自杀，让对方背负一世的骂名；或者杀掉对方，让自己也置身爱的坟墓。真正的爱，是给自己自由，也给对方自由。爱，原本是自由的结合和自由的离去。有一方无意，爱就只能是单相思，无法结合；一方不再有爱，另一方就应该撒开手。若因为对方不爱了，自己就自杀或杀人，这时，爱就化为了恨，所谓的无怨无悔的爱也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盘算：你不继续和我交换爱，我就死给你看，甚至，拉着你一起死。
我同情死者，但和爱无关。窃以为，那些选择自杀的人，和选择杀人的人，区别并不是很大，都是满怀仇恨，前者是恨自己看走了眼，怎么没料到他会中途变卦，后者是恨对方辜负了自己，竟敢抛下自己这种千古难得的情种。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烈，无非如此。而且，在他（她）把爱情转换为恨的时候，其他的种种爱与情，特别是对父母的自然的爱的情怀，都被弃之不顾。这样的死者，不也就是不孝之子吗？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说，我很同情死者的丈夫，如果他只是因为移情别恋，光明正大地要求离异。我也很同情死者的父母，他们把孩子辛辛苦苦地抚养大，即使不指望养老送终，也不该白发人送黑发人，且是如此悲惨地送啊。
扯得远了。都是最近这新闻闹的。我对学生说的是，在研究生阶段，感情往往会成为头等困扰。冷静地对待感情问题，是生活的重要一课。自己移情别恋，不表明自己薄情寡义；对方转身而去，不表明他开始就虚情假意。始终彼此尊重，可以不再相互依托，但不必因此而否定从前，不必因此而改变对对方品质的基本判断，以及丧失对自己的信心。
相信光明
今天我们谈谈北岛的《回答》。你们可能对北岛不甚了了，对《回答》更是一无所知。或许这是你们的幸运，你们不曾体会那个时代的悲壮；或许这是你们的悲哀，你们已经不再有悲壮的体会。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按照通常的说法，北岛的诗歌属于朦胧诗，北岛是朦胧诗派的领袖。那么，这首《回答》就是朦胧诗派的“宣言”。现在看来，这首诗谈不上朦胧，早慧的小学生似乎都能写出来。不过在三十年前，这首诗可是一鸣惊人啊。按照那时的说法，它反映了文革后一代青年从迷惘到觉醒，直面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诗人出奇地冷静，冷静之中又浸透了激情。记得那时评论还说，这首诗有深刻的思辨性，不知你们现在还是否有这种感受？
开篇的“通行证”和“墓志铭”，那时常常为人吟咏。文革后开始大规模的平反，走资派平反，右派平反，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平反，那些复出的人们，都对自己曾经蒙受不白之冤耿耿于怀，对当年判定自己命运的人深恶痛绝，都觉得自己的悲惨遭遇缘于真诚。后来看到一些回忆录，感觉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比如周扬和胡风之争，艾思奇和杨献珍之争，都有一些宗派的成分。1957年批丁玲、冯雪峰的时候，老舍在一个座谈会上愤怒地说：“丁玲同志，您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胡风发动“整肃运动”时，路翎写《市侩主义的路线》将姚雪垠定评为“色情作家”，此后，姚雪垠又被暗箭射中，背上“特务”的恶名。1947年9月，阿垅发表七千字的长文《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莫须有地指责姚氏曾经变节投敌，是为“锻炼人罪”。几年之后，胡风、路翎、阿垅又被“锻炼人罪”。姚雪垠在“反胡风”运动中“兴高采烈”，胡风平反后，姚雪垠说，当年若是胡风占了上风，别人的结局可能更惨。
今天读这首诗，依然可以感受到个人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纯净、执着，义无反顾，似乎自己背负着全人类的重托，背负着正义、善良和历史的全部使命。先前的评论说，北岛“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高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崇高也很悲壮的追求。但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这种追求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有了莫大的距离和错位。借用欧洲历史的发展来说，这首诗表现的是文艺复兴初期的情感，我们现在所处的已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类似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
在今天，当然可以把这首诗作为历史文献来看待，从中追溯三十年前的情势与心境。此外，我们还能如何，能否对它做一种共时性的解读？也就是说，其中有哪些因素可以在今天以一种新的面目熠熠闪射？我们能读出什么与三十年前不同的东西？
每个时代都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勇气，就来自对光明的信仰。完全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也是相信光明的。就像顾城那首经典的短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解读为，一个心地邪恶的人，也是相信光明的，如果把所有的人都视作邪恶的，恶人也会丧失生活的勇气。这首《回答》的最大教益，还是要我们相信光明。
相信光明，但不再从善恶二元对立的意义上来看待人类历史。善与恶不再是那么泾渭分明。如此理解，《回答》这首诗所阐发的就不再是善与恶的拼搏，即一边是天使一边是恶魔，甚至不是每个人内心的天使与恶魔之争。毫无疑问，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善亦有恶，困难在于，尽管有各种制度和法律条款，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还是要等到历史的终结之日才见分晓。然而，终结之日我们无从知晓，这一天不断延宕，延异，滞后，也许永远不会到来。
需要行动，不断的行动，但又没有命定的道路，由此带来的悖论是：一边怀疑，一边（暂时的）决定和判决；一边犹豫，一边（及时性的）断言和行动。“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所谓的审判，可以理解为终结之日的审判，此前，我们则需要许许多多暂时的、临时的判决。1953年，卡斯特罗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法庭上慷慨陈辞：“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里的“历史”就是指的终结之日，那一天还没有到来。
人生终究是一场悲剧，不乏壮烈的悲剧。“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先前，人们从中读出了“救世主”的豪情，现在我们不妨说，这个“我”，是每一个自我，假若海水注定要决堤，无人幸免。尽管拥有冷静和激情，充满激情的冷静和冷静的激情，现世中的人们还是相信，在相信中等待，在等待中相信“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那是历史的眼睛。历史果真有眼睛吗？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想想看，他说这句话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语气？
回答问题
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既然你提了，我还是简单说几句吧。
这个问题其实不算什么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遇到了问题，提出了问题，其实，所谓的问题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问题。严格意义？什么样的意义才算严格意义？你一定会这样想。你不说我也知道。所谓严格意义上的问题，就是在学术史、思想史和生活史的源流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它不是你提出来的，也不是我提出来的，不是任何人提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呈现在每个人面前的。你活着，你行走着，你走走停停，反身自问，这时，问题就呈现出来，或许很有幸，你率先意识到，并脱口而出，把它摆在台面上。其他的人在一瞬间就承认了，嗯，的确是个问题。
对所有人都成其为问题的才是问题？这是不是否认了个性？还有，这样说，似乎也否认了某个人或某些人先知先觉的天分？你可能生发这样的疑问，这很正常，我也一再考虑这些疑问。个性的确是存在的，但不是存在于对问题的意识上。在理论场域中，自觉的依附和不自觉的跟风是有的，不过，一个问题之所以获得普遍的响应，归根结底，还是在于问题本身的普适性。真正的问题总是普适性的。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今天，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受到置疑，这不奇怪。但后现代主义得以盛行，不恰恰表明了真问题的普适性吗？真正的问题总是普适性的，我再重复一遍。但是，问题的思考总是有各自不同的路径。或者说，不同的学者、思想家从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最终使得问题作为问题呈现出来。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德里达也好，福柯也好，其他的思想家也好，都只不过在某个层面和角度上提出了问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交错，他们提出的问题自觉不自觉地碰撞，才有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是那唯一的问题。
和所有的理论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是没有答案的。如果有人说他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全面而彻底地解决了，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理论问题怎么可能获得解决呢？不错，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康德解决了什么问题，马克思解决了什么问题，海德格尔解决了什么问题，似乎那些大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贡献，就在于解决了这个或那个问题。这样说不是不可以，只是，更为可取的理解应当是这样的，所谓的解决，无非是三种思路：一是把问题充分地拓展开来，引伸开来，置于更大的、更为坚实的平台上，使人们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二是把问题转化为另外一个问题；三是把问题消解掉。
关于这个问题，我无法说得更多，实在是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