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说，世界语之优点有三，一曰简单；二曰明确；三曰富丽。据说，其通用字根不过二千，基本文法仅十六条，这的确是个优点，便于学习。在论其明确性时，胡愈之批评我国文字最不合于逻辑的法则，导致数千年来思想的闭塞和学术的退化。如阴、阳、道、气等字所指称的意思，漫无边际，无法传述近世科学的精深微妙。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有待商榷。胡愈之赞誉世界语的句法可任意颠倒，摆脱了天然语的拘滞呆板，故文字出神入化，世界各国最高深之文学著作，译为世界语，无不能探奥抉微，曲尽其妙，即此可见其文字之优美矣。问题是，胡愈之这篇用汉字写就的文章，巍然有势，岂不反证了汉语的魅力？！
英语单词
为了应付考试，再次拿起英语词汇手册。
词条一般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词目、注音、词性、词目的屈折变化形式、释义、例证、派生、常用搭配、辨析和用法。其中，注音和释义是主要部分，其他部分按需要收列。
说简单点，手册就是一本英中文对照的词汇书，有不认识的单词，顺手一翻，想要知道的就一目了然。拿不准发音，意思不清楚，用法上模糊，一个词和其他词的区别不甚了了，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解决。看着井然有序的词条，我甚至觉得，像是两个人并排站立，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中国人。两张不同的面孔，却有着同样的心思，亲近和友好的感觉油然而生。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语言，是否意味着人性也有所不同呢？同一种语言中的不同方言，是否也喻示着性格的差异呢？不得而知。不过，语言是一种分类的办法，因为操持语言的不同，一些人被称作汉人，一些人被称作俄罗斯人，一些人被称作法兰西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想想看，语言在远古时代的形成，一定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或者狩猎，或者渔业，或者耕种，或者放牧，不同的地形、气候和活动方式，一定造成了不同的脾性和癖性，这些，自然会影响到对声音的感触和发音。有些语言的发音浑厚，有些语言的音域宽广，有些语言的鼻音明显……
语言把地球上的居民区分开来，借助于对等词的翻译，交往成为可能。单词至关重要，不一定要懂语法，不一定要说完整的句子，只要学会或多或少的一些单词，交往就可以展开。我每次应付考试，无论是笔试还是口试，都要从词汇入手，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每次都要温习最简单的词汇，譬如a和an.我喜欢这些再简单不过的词汇，这些当初学英语率先接触的词汇，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生活离不开它们。是这些最简单的词汇引导和支撑了句子。在学习了太多繁难的词汇和句法之后，回过头来看看最初的词汇，最简单的词汇，竟然有故地重游的喜悦。我喜欢简单的词汇，一如喜欢简单的人生。
词性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个词目有不同词性却值得玩味。同一个单词，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词性呢？此外，动词的不规则变化形式，名词的不规则复数形式，形容词和副词比较级和最高级的不规则变化，是否意味着不规则的必要乃至重要呢？若都是一模一样的规则，词汇岂不过于平淡？有了不规则，就有了动感、跳跃，就超越了循规蹈矩。这样说来，我们真应该感谢词汇的屈折变化形式，有了它们，我们阅读和书写的时候，交流和生活的时候，才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
至于释义之后的例证，尽管只是典型的短语或者例句，却能引发诸多的联想和想象，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短语或例句出发，引申出一种场景，一个故事，纵然只有三言两语，却有着惊人的暗示和喻义。典型的短语和例句都是以往使用最多的，不然，就是词典的编撰者希望有更多的使用的，所以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类似的句子，不必有丝毫的讶异。
例证是有益的，它给我们指示了词汇可能的、乃至恰当的位置。例证也是有害的，如果我们停留在它上面，无法找到新的表述方式。可是，除了那些伟大的作家，能有多少人走出例证所设定的句型呢？
邓晓芒的翻译观
闲来无事，认真拜读了邓晓芒《关于现象学文献翻译的思考》一文，刊登在《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上。邓晓芒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汉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是非非仍在争议，但作为一家之言毋庸置疑。该文对国内现有的现象学文献翻译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进而涉及翻译的一般原则。可以说，他关于翻译的看法大致都体现在里面了。姑且把“摘要”抄录下来：
翻译现象学的文献，一是要注意其思想和术语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来龙去脉，而不能仅凭词典和想当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熟悉是准确翻译现象学文献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二是要注意尽可能避免用自己的文化语汇去随意附会西方学者的概念术语。三是在译名的选择上，要注意对整体义理的贯通与把握，不要纠缠于术语的精密含义而陷入几乎寸步难行的境地，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轻易替换一个约定俗成的译名，尽可能避免新造、生造译名，要保持对于“意译”的警惕性。四是要尽可能原原本本地依照词的构词法和句子的句法来直译，必要时“硬译”，句子要以简洁为美，朴素为美，不要多余的装饰。五是从现在起，翻译现象学的文献必须做好详细的术语索引，包括注明中外文对照及每个术语出现的页码。
在谈到胡塞尔频繁使用的“transzendental”时，文章说，这个缘于康德的术语，也就是“先验的”，和“经验的”并不构成绝对对立，相反，先验的东西就包含在经验之中，构成经验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并且是经验本身的先天成分。先验知识就是从经验知识中分析出来的“要素”，任何经验知识里面，首先包含空间和时间，其次包含有范畴，否则经验知识本身是不可能的。在康德那里，与“先验的”相对立的概念是“经验性的（empirisch）"，即经验中那些来自后天的成分。这样，把transzendental Erfahrung译为“先验的经验”并无不妥。
在讨论Ereignis和Dasein的译名时，文章说，用佛教或其他中国古代学术语言来译现象学文献，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但应该谨慎从事，否则只能是自障其目。邓晓芒对“意译”的警惕，对“直译”乃至“硬译”的偏爱，都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鲁迅的翻译观。“直译”很多时候不符合汉语的习惯，不过它的“陌生化”效果有助于避免误解。至于能否如文章所说“更准确，其实也更明白”，则是有疑问的。
过于关注从一个词的词源上来寻找对应的中文译名，是近年来一些翻译者的特点。文章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词源的探求当然必要，但在词源上过于吹毛求疵，幻想找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对应译名，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必要的。即使对海德格尔这样喜欢卖弄文字的哲学家，也最好不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译，而是要以哲学的眼光去译。目的是尽力达到整体义理的贯通和把握。
“奥卡姆的剃刀”是我们都知道的。文章提出了翻译上的“奥卡姆剃刀”，意思是说，不要轻易替换约定俗成的译名。有时候，某些译名尽管不太恰当，但只要它不公然妨碍基本的理解，就应当在一定时期内给它一个宽容度，在运用中更准确地把握它的原意。有时候我们还不得不给未来的进一步加工留下余地，不要企图一劳永逸地找准一个术语的译名。
文章提出，对严复的“雅”的标准要有新的理解，不一定是文字本身的雅，而是文气、思路贯通的雅。特别是像现象学这样高深的哲学，需要的是最干净的文字，任何不必要的修饰都有可能干扰和模糊思想的纯净。在这一点上，“达”本身就是“雅”。
窃以为，若干年后编辑《二十一世纪中国翻译理论文选》，邓晓芒这篇文章不可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