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新词
你一大早就赶过来，一定是想和我说点什么，可是，真的对面而坐，却又沉默无语。我如约而至，也是有很多的话题，可是，此刻同样的冷漠。冷漠？这个词有些奇怪。我怎么会用到这个词？它和沉默是怎样一种关系？
我们必须得说点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得说点什么，哪怕就是支支吾吾，支离破碎的一些字词，无论怎样，必须制造点声音出来，言语的声音出来。如果一不小心，椅子或者桌子弄了点响动，杯子被摔在地上，固然是声音，却只能带来尴尬，这尴尬会让空气陡然凝固，难堪的凝固。
不是心不在焉，不是心事重重。只是需要那么一个契机，让话题及时地展开。这时，只要一个字，一个词，可是，哪个字哪个词呢？不得而知。我们一直在寻找最恰当的那个字词，在短暂的空白之后，诸多的字词在脑海里一一闪过，又一一远去。
没有哪个字词能让我们莫名其妙地感动，迫不及待地抓住它，轻轻而又紧紧地抓住它。
现有的字词是不够用的，我们需要造出新的字词。有了它们，我们才能从容地座谈。
或许是我们过于贪婪，希望攫取新的经验。我们都这样自责过。或许我们过于勇敢，希望探索新的生活。我们一再相互鼓励。
词的大小
今天我们谈谈词的大小。词的大小？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吧。你的奇怪一点也不奇怪。我也是最近才想到这个问题。
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大写的词，历史、政治、人、主义一类词都受到质疑，原因主要在于，它们假设了一个庞大无比的存在，表面上有模有样，其实外强中干，空洞无物。为了具体化，为了充实，它们就把很多东西加以剪裁，纳入自己的领地，结果可想而知，不是强奸民意，就是虚假繁荣。作为大写的词，它们总要和逻辑、必然性、规律扯在一起，这样，似乎也就具有了历史感、历史意识、历史性什么的。其实，这样的历史，也是把时间做了各种各样的强制性处理。经过后现代思想家的工作，大写的词被剥去了外套，成为舞台上的小丑，蹦达来蹦达去，最后一无所获，被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赶下了舞台。
然后怎么样呢？你也看到了，就是this one和that one，这个人和那个人，这件事和那件事，摆脱了强制性的逻辑之后，人和事都成为个别性的存在，自由一下子就降临了，没有限制，没有束缚。这当然值得欢呼，对以往的人和事来说，它们存在的意义得以重新阐释，尽可能地阐释。如果自由就是这个样子，那就和虚无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样的自由是不能让我们满意的。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这样的自由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德里达写过一篇《结构、符号和人文话语中的游戏》，说的是结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它。其中的游戏，就是play.这个play，不是哪一个人在play，而是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play：“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在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中心因此也就并非中心了。传统的结构都是基于逻各斯中心主义，是静态的、封闭的，压制性的、片面的，必须予以拆解，拆解之后，所谓的中心自然也就不是什么中心了。
如果说整体化因此不再有意义的话，那不是因为某种有限性注视或有限性话语掩盖不了某场域的无限性，而是因为场域的性质——即语言与一种有限语言的性质——排除了那种整体化可能：这个场域其实是某种游戏的场域，即处于一种有限集合体的封闭圈内的无限替换场域……游戏运动就是那种替补性运动。我们不可以确定中心并且竭尽整体过程，因为取代中心的、替补中心的、在中心缺席时占据其位的符号同时也是被加入的，是作为一种剩余、一种替补物而出现的符号。
“游戏（play）”在这里说的就是符号的无中心点、无固定点、一个替补另一个的延异，是语言文化话语的延异。
事物也好，世界也罢，都没有什么固定的中心，没有什么恒常的意义，事物都是流变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生活由此才生机勃勃。不过，否定中心和意义不是德里达的真正用意，他的目的是不断开辟新的思想和生活空间。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否认过结构和事物是有中心的。“这个中心的功能不仅仅是用以引导、平衡并组织结构的，——其实一种无组织的结构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尤其还是用来使结构的组织原则对那种人们可称为结构之游戏的东西加以限制的”，“一个本身丧失任何中心的结构今天仍然是不可思议的”。问题在于，曾经的中心关闭了那种由它开启的游戏。因此，人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
这种play，是针对既有的结构的。拆解旧结构的惟一有效的方法是揭示它的局限性，它的盲点，解放其中受到压制的层面。进而言之，play也是针对所有的传统的，它将所有旧概念保存下来，不断揭示其局限性，以此把它们当作继续使用的工具。当然，若是有其他工具更为合适，这些概念就该及时放弃。回到我们开始谈论的问题，对曾经的那些大写的词，不能简单地驱逐，相反，我们要留住它们，千方百计地留住它们。留下来的目的，不是像从前那样供奉，而是play，和它们play，引发它们内部的play，这样，才能把它们压缩的能量重新释放出来，把它们缩减的物象重新拓展开来。最终，使得这些大写的词真正成为“大写”的。
新的“大写”的重心不在唯一性，而在内在的多元性；不在内部的整齐划一，而是充满褶皱的多层次性；它保存形形色色的特点和症候。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这样一些大写的词。除了历史、政治，还有民族精神、爱情，等等。一个没有大写的词的民族是危险的，没有大写的词的个人是悲哀的，没有大写的词的情感是脆弱的。我一再谈到理想，谈到目标，谈到责任，所有这些，都要求追寻大写的词的存在。
在大写的词真正发挥大写作用时，小写的词也会被带动起来。这就好比历史人物的饮食起居，原本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由于它和丰功伟绩联系在一起，也就具有了不同反响的意义。事实上，大写的词毋需太多，有那么几个就足够了。但无论如何，必须有那么几个，有了它们的照耀和反射，其他的词也就会熠熠闪光。否则，所有的词都会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中。
你我他（她）
今天我们讨论三种类型的句子：“我是W”，“你是Y”，“他（她）是H”。
先说第一种类型。自从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常常说到我（是/要）怎么怎么样。想想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说过多少次我（是/要）怎么怎么样，对自己说，也对别人说。细究起来，无非表明了对自己的判断和期许，对他人做出的辩解和说明。再有，就是迷茫和犹豫不决了。这个句子若是能够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一般来说，表明了自己的清醒、清楚和明确。若是在“我”之后连谓词都迟迟不能出来，我的处境是岌岌可危了。说我怎么怎么样，无非是需要给自己一个定位，一个安置，而定位和安置总意味着召唤。没有既定的、命定的位置，到底能走多远，走到哪里，在人生的幕布拉上之前，这些都是未知数。
再说第二种类型。无论是否和“你”对面，当我说你（是/要）怎么怎么样时，你的形象肯定在我的面前；尽管你不一定直面我。这个时候，宾词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彼此的高度，并在彼此或仰望或俯视，或平视或侧视，或遥望或回望的姿势中表露无疑。在所有这些姿势中，谓词的力度和情感色彩反向决定了主词的轻重。想想小时候我们都坐过的跷跷板，就会对这种类型的句子产生很直观的感觉。
最后说第三种类型。每每谈话时，我们会谈到不在场的某个人，会说这个人或那个人，也就是他（她）如何如何。为什么会谈起他（她），是无意的、偶然的，还是刻意而为之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取决于对谈的人。被谈起的他/她或许只是用来避免冷场，套近乎，或者是用来试探深浅和共同点，或者仅仅是一个例子罢了。不在场的他/她一些时候，竟然使得谈话的气氛骤然失去控制，不欢而散。
世界上人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你我他（她），你们我们他（她）们。严格地说，你们我们他（她）们是构造出来的，就是安德森所谓“想像的共同体”。你我他（她）又何尝不是呢？你我他（她）的最初划界，不就是源于对你们我们他（她）们的有限认同吗？“我”把自己归属于“我们”。而“你”，是“你们”中的你，还是“我们”中的你，是很容易混淆的，一不留神，“我们”中的你就成了“你们”中的“你”。至于他（她），可以是你我共同的陌生人乃至敌人，也可以是“我”的“我们”中的一员，甚至是“我”的另一个“我”。
懒得还原
中学时每次考试名列前茅，老师都会让做经验总结。我自己的套路和同学无异，先是做幸福状，为自己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而庆幸；继而做感谢状，为有好老师、好父母、好同学而沾沾自喜；末了是欲言又止的自我夸奖：嗯，我自己也还算努力。这样讲时，态度很是诚恳，一点也不觉察有意识形态的味道。不过从讲台上下来，难免会想，若是自己成绩一塌糊涂，又该如何总结教训呢？总不能先控诉大环境，再声讨小环境，最好再轻描淡写地来句当然我自己不努力也是原因吧。
很多年后学到还原论，才逐渐明白那种经验总结的根源所在。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导言中写道：
哲学的全部任务看来就在于从各种运动现象来研究各种自然之力，而后用这些力去论证其他现象。本书第一、第二两编中的一些普遍命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提出的。在第三编中，我为此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用它来说明世界这个体系；因为我根据前两编中数学上所已论证了的命题，在第三编里我从天文现象中推导出使物体趋向太阳和几个行星的重力，然后根据其他同样是数学上论证了的命题，从这些力中推演出行星、彗星、月球和海潮的运动。我希望能用同样的推理方法从力学原理中推导出自然界的其余一切现象。因为有许多理由使我猜想，这些现象全部取决于某些力。物体的微粒，也是靠了这些力，由一些迄今尚未知道的原因，而互相吸引，粘着成有规律的形状，或互相排斥，而彼此分离；由于这些力我们还不知道，哲学家在自然界里追求，迄今徒劳无功；但我希望本书所奠定的原理，将对这种或某些更正确的哲学方法提供一些线索。
他又说，“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一切物体的最小微粒也具有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能动性，并且赋有其固有的惯性。这是整个哲学的基础。”笛卡尔发展了牛顿的还原论思想，他把人和动物的肉体看作机器，把动物看作完全由物理定律支配的、缺乏情感和意识的自动机。他认为，假使我们的知识足够丰富，我们就可以使化学和生物学转化为力学；胚种发育成动物和植物的过程是纯粹机械过程。
在生物学中，还原论者把生命运动形式归结为物理-化学运动形式，用物理-化学规律取代生物规律。18和19世纪的还原论用力学规律取代生物学规律，其著名代表有拉美特里和毕希纳。20世纪的还原论者把生物学规律还原为分子运动规律，甚至把人类活动还原为低等动物的反应，然后再把这些反应还原为物理-化学过程。现代还原论的代表人物洛布主张用物理学和化学代替实验生物学，并试图从机械论的原理中推导出一种关于人类本能的伦理体系，沙夫纳则认为，当代分子生物学的成就支持还原论，不仅遗传过程已还原为化学的相互作用，而且其他生物现象也将还原为化学过程。人的心脏就是一个泵，肝脏就是一个化工厂，肾脏是一个过滤器，大脑是一台计算机，现代生物学发展依旧按照还原论的科学思想进行，最终促成分子细胞生物学的医学模式。
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勒在工厂实地进行试验，系统地研究和分析工人的操作方法和动作所花费的时间，逐渐形成其科学管理的体系。他通过对铲装工施密特的操作的细致测量，剔除其工作的无效部分，确定了施密特装卸效率最高时的每一个操作细节，包括铲的大小、铲斗重量、铲装重量、堆码过程、走动距离、手臂摆弧及其他操作内容，使施密特的劳动生产率由每天12.5吨增至48吨。泰勒像病理学家一样进行操作动作分析，把施密特动作的流程分解到最小的单位，测量它们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再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无疑与还原论的思维有着直接的关联。
20世纪前半期，行为主义心理学风靡美国，其创始人华生提出把客观的、可观察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放弃对捉摸不定的主观心理状态或意识状态进行探讨。在行为主义者眼中，“心理”就是有机体的肌肉收缩或腺体分泌，“心理学规律”就是应用S-R联结对行为的不同描述。譬如，言语动作就像打球或游泳一样，只不过是喉头内部一组肌肉的协调动作；思维也可归结为细小的肌肉运动。对本能、习惯、情绪、动机、语言、思维的解释中如此还原，就把“心理”还原完全归结为物理-化学变化了，难怪人们讥笑行为主义是“没有头脑的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