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的时候，郭沫若宛若诗仙，此后，他的声誉就一路下滑，到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喇叭手的典型象征，一想到他，就不能不想到那句空前的马屁诗：“为什么机舱内如此明亮，因为舱里舱外有两个太阳。"90年代以来，郭沫若几乎被出版商彻底遗弃，在书店的文学货架上，很难看到他的作品和研究他的作品，像我这样还算知道他的读者难免会忘记他，年轻我十岁的一代人根本就不知他为何方神圣了。最近两三年，阅读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每每勾起对他的回忆，一时竟有些惶惑：他，郭沫若，和我年少时知道的是一个人吗？
下午和朋友在光合作用，眼前出现《〈女神〉及佚诗》，初不以为然，转瞬即为“初版本”三个字所吸引。所谓初版本，是指该集子中的《女神》依据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8月初版《女神》的文本录入，编辑体例、编排形式、文字等一如原书。1921，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啊。年轻的郭沫若和诸多热血青年一起，扛起文学的大旗，冲上时代的战场，目空一切，恣意妄为！
1840年之后的文人们失语太久，踌躇太多。终于，有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有了五四运动，中国文化的气象重新张扬起来。相比较鲁迅，郭沫若更能代表这样一种气象。鲁迅是消极的，绝望的，郭沫若是迅疾的，满怀希望的。在今天“后革命”的氛围中，郭沫若“序诗”中或可读出“流氓无产者”的东西，但在其时，他表达的精神和《共产党宣言》何其相似！马克思说：“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郭沫若写到：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女神哟！/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没有谁还能写出这样的诗来。朋友问：为什么？又说：这也是好事。郭沫若的诗，我们是无法读的，读是读不出那种感觉。必须纵声大喊，我们的气力却又远远不够。文人们早已变得温文尔雅，弱不禁风，歌手们倒是不乏高音，但能高出气势的少之又少。韩红兴许可以？崔健一类的摇滚乐手，嘶喊出的也不是《女神》中的味道。
《女神》是一个历史性的文本，这样说，是因为郭沫若本人1928年编订《沫若诗集》时，就对初版本《女神》中部分诗篇的内容做过修改，建国后出版的《女神》单行本、1957年版《沫若文集》第1卷收入的《女神》，也做了篇目的删削和文字的修订。郭沫若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以从美学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再者，五四前后的十年间，郭沫若创作了大量的诗篇，收录进泰东版《女神》的约为半数。此次人民文学版，把之外的半数亦即佚诗分为三辑，悉数录入。这又引发出一些议题：郭沫若编辑《女神》的标准和原则有哪些？通观他那五四时期的作品，对以往形成的郭沫若诗学可能造成怎样的冲击？
粗略说来，《女神》的景观比较同一，佚诗蕴含的情绪复杂多样。除了一些诗篇比较幼稚，一些诗篇具有单纯的情感，也有多愁善感，兀自徘徊，和《女神》的气势大相径庭。郭沫若原本是如此的丰富多彩，是读过佚诗之后的强烈感觉。那么，问题来了：郭沫若自行收入《女神》中的诗篇，主题集中而凝练，蕴含了怎样的一个时代性的把握呢？在多大意义上，当时的时代潮流影响了他的选择，又在多大的意义上，他的《女神》参与并有力地引导了时代潮流呢？
宇宙，我们，我，神秘，海洋……所有这些词汇，都透露出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神秘主义的底色，并径直走向革命的号角。《匪徒颂》歌颂了一切政治革命的匪徒、社会革命的匪徒、宗教革命的匪徒、学说革命的匪徒、文艺革命的匪徒和教育革命的匪徒。佚诗中有篇《宇宙革命底狂歌》，曰“革命底精神便是宇宙底本体”。20世纪的尘埃尚未落定，太多的问题需要清理，在这个过程中，解读郭沫若激情澎湃的诗篇，或可发见一些非常模糊却又不无启示性的东西。
庐隐的幽怨
五四新文坛女作家中资格最老的，莫过于冰心和庐隐。冰心为大家所熟悉，庐隐死的太早，就不大为后人所知了。庐隐是勇敢的，同未婚夫解除婚姻，和使君有妇的郭梦良结婚，两年后守寡，感到人生的幻灭，借酒浇愁，萎靡不振，幸而遇到弱她八岁的李唯建，果敢地结合。这果敢是行动上的，也是思想上的，不过，无论怎样的果敢，庐隐都不能避开诸多的困惑与两难。
在小说《补袜子》中，庐隐借女主人公的口，劝告妇女，“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俨然女权主义的宣言，贯穿在庐隐所有的文字中。
对五四一代青年来说，打破家庭藩篱意味着冲出包办婚姻，自由地恋爱和结合。但这又能怎样呢？在小说《胜利之后》中，沁芝说：“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至今总算都得到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度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实的支配，超越人间的乐趣，只有在星月皎洁的深夜，偶尔与花魂相聚，觉得自己已倘佯四空，优游于天地之间。”《何处是归程》写的是同样的题材。那么保持独身呢？在《幽弦》里，倩娟年轻时“感觉到人生的有限，和人事的虚伪”，觉得恋爱和结婚都是一幕戏，拒绝了他者的追求，等容颜憔悴时，“想到自己的飘零”，“只觉得冷漠荒凉”，“思量着自己的前途，也是茫茫两际”。《跳舞场归来》写的是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看到昔日好友成家生子，不能不哀叹“一切都毁了，毁了！把可贵的青春不值一钱般的抛弃了”。总之，“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
做人不是简单的事。
风云变幻的30年代，在传言丁玲被枪决后，庐隐写了《丁玲之死》。“时代是到了恐怖，向左转向右转，都不安全，站中间吧，也不妙，万一左右攻起来，更是走投无路，唉，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的民众吊了。”在这样的句子里，不难感受庐隐的悲天悯人。是啊，在恐怖的年代里，做人始终是一个问题。
庐隐多愁善感，不只是因为幼年缺乏关爱，也不只是相爱的人总是和世俗格格不入。
修辞学
依据《陈望道语文论集》附录的“著译编述目录索引”，陈望道的文章著译集中在1918年到1949年间，其中，尤以1919年至1924年为多，与后20年的篇数比例为9：1.1921年发表的文章有百余篇，其中包括译文4篇。涉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包括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因明学、美学、文艺学、新闻学等，基点和重心在中国语文研究，特别是语文改革、语法学和修辞学等领域。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全本，是陈望道1920年初春在家乡义乌分水塘柴屋里翻译出来的。两年后，他的《作文法讲义》一书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这本16开的小册子是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部书。再四年，《美学概论》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1931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他的《因明学》一书。一年后，他的《修辞学发凡》又由大江书铺出版，刘大白在该书序言最后写到：“还有可以附带提及的，陈先生在十年前曾经著有《作文法讲义》一书，在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这也是中国有系统的作文法书的第一部。"1934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言复兴”现象，陈望道与人一起发动“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并创办《太白》半月刊。1938年开始，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并撰文支持文字改革，积极从事语文运动。
除《共产党宣言》外，陈望道在20年代还出版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社会意识学大纲》、《苏俄文学理论》、《艺术社会学》、《伦理学底根本问题》、《实证美学的基础》等译著，在报刊上发表了《唯物史观底解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性的道德底新趋向》、《新体诗底今日》、《现代思潮》、《劳动运动通论》、《社会主义底意义及其类别》等译文，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艺学、伦理学、逻辑学、劳工和妇女等问题。至于他的著述，首篇文章是1918年发表的《标点之革新》，次年发表的文章，有《扰乱与进化》、《机器的结婚》、《我之新旧战争观》、《我很望天气早些冷》、《改造社会底两种方法》、《妇女问题的新文学》、《妇女解放和淫荡少年》、《真理底神》等。
有四个问题值得留意：一是陈望道从标点符号的改革开始，涉及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议题，这是否具有修辞学分类而言的意义？能否借助后现代的修辞理论加以阐发？二是陈望道在发表大量的关于社会改革的文章时，时而就文法、修辞发表看法，这是否也具有修辞的意义？三是陈望道在1949年前的著述从《作文法讲义》开始，以《修辞学发凡》结束，是否也同样具有修辞的意义？四是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和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关联？
《作文法讲义》分“导言”、“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选词”、“造句”、“分段”、“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诱导文”、“文章的美质”、“新式标点用法概略”，以及钱玄同和陈大齐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记叙文的流动”一节中，陈望道提出，记叙文的整理必须把握“流动”的原则和“流动”的缓急、次序的节奏。文章中的“事迹”要时时开展，不可有停顿（有些坊间旧小说，议论或诗文穿插太多，时感停滞不进）。根据记叙文四要素，流动次序有四种形式：“A.以人物为经其余为纬，如传纪一类”，“B.以事迹为经其余为纬，如记事本末一类”，“C.以所处为经其余为纬，如方志一类”，“D.以时分为经其余为纬，如编年一类”。
《修辞学发凡》共分十二篇。第一篇概述了修辞现象和修辞学的全貌，指出修辞现象有消极和积极两大分野，又解说了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和修辞所须适合的题旨和情境。第二篇阐述了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第三篇阐述了消极和积极两大修辞分野的区别与联系。第四篇阐述了消极修辞的一般情况。第五篇到第九篇都是阐述积极修辞，其中第五到第八篇阐述积极修辞中的辞格，第九篇阐述积极修辞中的辞趣。第十篇阐述修辞现象随种种不同情况而变化，以及它的统一的线索。第十一篇阐述语文的种种体式，特别详述了体性分类而言的体式。第十二篇“结语”，阐述修辞学的变迁、发展，并指出研究修辞学应有的努力。其中关于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分类，是否可以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提并论，值得细究。
相对来说，《修辞学发凡》在语言学上的最大影响在于将修辞格研究推向高峰。根据这一范式，语言运用研究的操作步骤包括：一共有多少修辞格，话语有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不是辞格，这是什么辞格，这个辞格有什么作用。辞格分析在20世纪汉语修辞学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从杨树达的《汉文文言修辞学》到谭永祥的《修辞新格》乃至濮侃的《辞格比较》，采用的基本上都是辞格分析的范式。1951年6月6日，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开创了另一种范式：标准分析。根据这一范式，语言运用研究的操作步骤有：话语有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坏与词句组织的关系。张弓1963年出版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在苏联影响下，提出了语体分析的范式，语言运用研究的操作步骤大体是：语言一共可以划分多少语体，某一语体在词频、句长、句式等方面有什么统计学的特征，某一话语在词频、句长、句式等等方面的统计学的特征与何种语体相应，确定该话语属于某一语体。80年代初，林兴仁等又提出了同义结构分析的范式，语言运用研究的操作步骤大体包括：话语有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与什么构成同义结构，在这一组同义结构中为什么如此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