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二世（1697年加冕为波兰国王）无疑是17世纪德意志最热心的收藏者，他凭借地位和富有，求瓷若渴，不惜代价。据说在他统治之初，以10万塔勒组建的一团重骑兵为交换条件，从普鲁士国王那里换得48件中国瓷瓶。18世纪初，追逐瓷器的时髦在德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烈。
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在常有中国货物进口的意大利、葡萄牙和列万特地区广设代理人，他于1530年在枫丹白露营造了一座外来珍贵器物藏室，藏品均由这些代理人提供，其中就有精美的瓷花瓶、瓷碗等。法国的一般大贵族藏品也不少，法兰西斯一世的大臣F.罗伯特，按其遗孀1532年提供的财产清单，他拥有的最早一些瓷器是葡萄牙人抵达中国后运往法国的，共42件白瓷。作为中世纪最大城市之一的巴黎，其民间收藏也有一定规模。一位名叫吉特的巴黎收藏家有一间包括中国瓷器在内的著名珍品藏室，吸引了玛丽·德·美第奇女王于1601年前来参观。
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种类很多，有碗、盘、杯、碟、瓶、罐、盆、壶、盒、盂、鼎、塑像、文房用具、装饰摆物等，爱不释手的欧人可谓举凡华瓷，不分类别，一并兼收。一时间华瓷成了中国器物的象征和代名词，被称作“china”。
对华瓷的收藏和鉴赏，不仅为欧洲人从质料、式样、图饰、色泽等各方面模仿华瓷进而掌握中国的造瓷技术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促进了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东方的造型艺术、绘画艺术给西方艺术家们展示了东方人的精神风貌、社会万象和文化底蕴，给他们留下了丰富的联想、创作素材和思维空间，从而激发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欧洲近代崇尚中国文化的风潮以及近代欧洲文化何以异彩纷呈，都可以在华瓷收藏与鉴赏后面看到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第六节 从清代的外销瓷看欧人的社会样态和观念形态
中国瓷器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17世纪后期，欧洲瓷商经由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到中国定制外销瓷。他们提供的瓷绘图案的样本，既有日耳曼人畜牧经济遗存的文化内涵，又有对当时社会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专制王权、自由平等观念等热点问题的关注。通过对现存外销瓷上纹饰图案的解读，来诠释那个时代欧洲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
中国的瓷器曾享誉天下，在中国与西方的近代文化交流中，保持了两三百年华瓷独尊的局面，有人感慨地写道：“诚以瓷货之美，冠绝全球，虽百图仿效，终莫能及，盖得于天地者厚也。”中国瓷器之所以能冠绝全球，与它美轮美奂的瓷质、精美绝伦的图纹装饰和千姿百态的瓷塑造型分不开。
中国和欧洲瓷文化的交流始于中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前，西传欧洲的中国瓷器可谓凤毛麟角，王公贵族偶有所得，大都作为镇宅之宝或东方珍品妥善收藏，中国瓷器直到16世纪末一直成为欧洲贵族们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17世纪以后，荷兰建起了一条与东方直接贸易的海上通道。尔后，英、法、比利时、瑞典、丹麦等国趋利而至，贩运东方的各类商品，在贩运中国瓷器的过程中欧洲各国虽有竞争，但荷兰人始终操执全欧的华瓷贩销之牛耳。中国瓷器运销欧洲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内瓷外销。即原本国内市场销瓷的外流，体现了中国传统造型和瓷绘装饰艺术。二是特瓷专销。根据销售地的要求特制的瓷器。内瓷外销在17世纪的早期阶段较为常见，那时，流入欧洲的华瓷还不算多，欧人只是被动地去认识和接受中国的瓷文化，定制瓷相对较少。瓷质、纹饰图案或造型负载了瓷器文化的全部内容，然而，瓷器的纹饰图案是文化信息萃集之处，文化碰撞与交流往往通过这种直观视角的形式来完成的。中国瓷器上光怪陆离的纹饰图案，实际上是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历史积淀中提炼出来的各种文化符号，由于地缘、民族、历史、语言的关系，在以瓷器为载体的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中，中国瓷器的很多图纹符号，对初识中国的欧人来说就是一堆拿捏不透的文化密码，因为不熟悉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民族语言表达形式很难解读。欧人只能站在不同的角度直观地去理解和欣赏瓷器上不同图案纹饰，却不能透过华瓷图饰的表象，去感知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奥义。如：国人爱以五只蝙蝠装饰瓷盒，象征“五福和合”；丽日下的三羊图，则喻示“三阳开泰”；以月季装饰瓷瓶，寓意“四季平安”；鹭与莲相伴，隐喻“一路连科”；枣子与栗子的图案，预示“早立子”；结满柿子的柿树挂如意，寓“百事如意”；九种秋花融为一炉，称九秋图，寓“九秋同庆”；青花瓷盘饰莲花寓指“清廉”等等。有的瓷器，图文并茂，按中国画的传统赋文题字，文化含量厚重，有的甚至是御批。由于不能认知的文化隔膜和梗阻，在不明就里的欧洲人中，不时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甚至毁坏瓷器精品之事。《匋雅》就曾记载了不同时期欧人熟悉中国参见孙锦泉：《华瓷运销欧洲的途径、方式及其特征》，载《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文化前后截然相反的行为：以前“西商不喜华字，辄将各图诗字磨刷而去之。殊不知近数年来，西人颇研考华文，见有御制原诗者矜为完璧”。
中国瓷器的图样纹饰种类繁多，但总体上说，大凡历代瓷饰艺术家都喜好用各类花卉草本植物来装饰瓷器，特别是青花瓷，藤花蔓草几乎是纹饰图案的主流，这是几千年农业经济留下的历史烙印，也是农耕文化的典型特征。对于有着早期游牧民族生活经历的西欧人来说，由于文化背景不一样，并不太认同瓷器上大量的花草纹饰图案。
因此，17世纪下半叶以后，欧人开始带着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熏染下的审美观念和对欧洲近代社会生活的理想，提出与东方农耕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诉求。西欧各国自己的艺术家和画家大量设计和提供供瓷器制作的图样标本，这些标本被送往中国的瓷器专销商，定制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欧洲文化风格的瓷器。
一
瓷器的图饰既是一本直观的硬质图书，同时也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多棱镜，它折射出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时代特征和若干社会乱象，记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相应时代的经济生活、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
帆船和航海图饰是西方17-18世纪定制瓷中炙手可热的纹饰图案，反映了大航海时代的时代风貌和本质特征，各国都有不少这类的定制瓷。
在中世纪河道与内海贸易的时代，由于贸易量和其他条件所限，一般都为适合短距离贩运、吨位较轻的单桅帆船。大航海时代以后，远洋航运要求西欧造船业对速度和吨位进行改进，出现了三桅甚至多桅帆船，大型商船本身就是大航海时代的标识。帆船瓷饰以动态的居多，有的气势恢宏。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定制的一款帆船瓷饰，描绘的是东印度公司的一队远洋贸易商船风帆高张，船影疾驶，穿越万顷波涛驶往中国的盛况。画面让人联想到一个新兴殖民国家踌躇满志的扩张野心和企图凌驾世界的争霸意识。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海外财富，西欧各国不惜斥资加快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1601-16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贸易的船只为11艘，总吨位为3270吨，平均每艘船只不足300吨，10年以后，1610-1615年已增加到33艘，总吨位为13057吨，总吨位是十年以前的4倍，平均每艘船只近400吨。此后，西方国家在东方的商贸活动和殖民竞争愈演愈烈。
纽约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个瓷盘，主图是一艘从澳门返回里斯本的葡萄牙商船，中国瓷器被葡萄牙人作为商船的压舱货置于船的下方，然后装载茶叶、丝绸和其他纺织品。在远洋航行中，这种重心下移的装载模式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实际上瓷器并非是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商品。
荷兰格罗宁根博物馆收藏的一款青花瓷盘，定制于18世纪后期，描绘的是荷兰人修建的水上要塞远处眺望的图景，法国人也修了相同的一个。荷兰人自嘲为傻帽行为，并制作瓷盘以兹纪念。其实这是在我国珠江上修建的两个要塞，并没有起到要塞的防御作用而成为虚置的摆设，但这些瓷画却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留下的标识，记载了西方殖民者蚕食中国的肇端。
有的瓷器，直接反映了海员生活掠影和远航情节。如：清乾隆时期英国和法国东印度公司职员1770年定制的粉彩瓷碗《送别》，表现了东印度公司家属送别前往中国的商船时依依不舍之情。远洋商运，利润丰盈，使当时的欧洲人趋之若鹜。但高利润又和高风险相伴随，大航海时代也是海难频发的时代，沉船和被海盗或他国劫持时有发生。当时也出现了以航海海难为主题的瓷器，如彩绘的“航海海难碗”，一艘被海浪肢解得残破不堪的大帆船在海上随波逐流的漂荡，渺无声息的凄怆。梅特罗波利艺术博物馆存放着一只纪念英国东印度公司“赫斯琳菲尔德”号商船不幸遇难的瓷碗，该瓷碗有两幅主图，上幅是1743年9月11日即海难前一天的成功航行图，下幅是海难图。让瓷器留下刻骨铭心的一幕，以悼念逝去的亲友。因此，每一次送行送走的总是亲人们的期盼，也可能是永远的诀别。送行时的场面刻画有生离死别的悲催，情感的流露显得尤其真切。有人特别设计了这幅瓷画，送往中国烧制，记载这难忘的离别瞬间。
还有由广州艺术家绘制的一个18世纪的瓷碗，主图画面是一对恋人在海边紧紧相拥，海上是一艘精致的大帆船。这幅主图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一对恋人是依依不舍的送行，还是久别重逢的相聚？海上的帆船是整装待发，还是远航归来？瓷碗的两个侧面分别注明“水手的道别”和“水手的凯旋”，中间以大帆船相隔。用一幅主图反映一对恋人离别和重逢截然不同的心境和两个不同的海员生活场面，构思特别，匠心独具，颇有创意。
有些顺利返航的商船，为了纪念中国之行，也定做一些特制瓷器。在荷兰吕伐登的弗里斯兰博物馆存放了一个瓷盘，这是系列瓷盘的其中一个，展示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斯鲁腾”（Slooten）号船船长A.L.伯廷与A.H.梅耶尔丝女士1750年结为伉俪的婚庆场面。正下方为“斯鲁腾”号大帆船的图样以及1749年广州之行纪念，边框的装饰采用了华瓷风格。A.L.伯廷的“斯鲁腾”号船有可能在广州逗留期间或之前就定做了这个瓷盘，留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们东方商旅生活纪念的一张硬质图片。
在与中国的通商贸易中，一般东印度公司都允许其雇员携带一些私自采买的瓷货。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例，这种瓷器作为“被允许的商品”由定额船员用他们的海箱随身携带。17世纪以前，对内部职员的管理都比较粗疏。1694年，东印度公司规定对私自采购的货物每件瓷器征收1荷兰盾的运费。相对来说，这是带福利性质的公司内部政策。但由此带来的弊端是私货夹带日益严重，私人或家族购瓷泛滥，而且已经影响到了公司正常的商贸经营活动。1717年公司不得不以提高运费的方式对携带私瓷作明确规定，要求缴纳的运费为其瓷货价值的50%，一年以后又改为40%，直到18世纪40年代又有调整，但大致在40%-50%。一些私营者利用这个机会搞了几年，以支付运费与海运联营，但他们显然觉得成本太高而作罢。在此期间，瓷器的走私十分猖獗，只要一经发现均予以没收，作为“没收商品”充公之用。漏查的走私品也不在少数，有人在雍正年间定制的广彩瓷壶和瓷盘的图案上披露了这一现象。归航的船只在进港之前，由约定的小船将走私货物偷偷卸走。遗存至今的瓷器，成为欧人曾经不光彩历史的见证。
还有关于大航海时代海洋猎杀场景的描写，阿姆斯特丹博物馆收藏了一个被称为“猎鲸”的瓷碗，这是一个中国形制的瓷碗，展示的是在北极猎杀鲸鱼的场面，画面上还有北极熊、海象和冰山，远处的一艘大帆船上巴达维亚的旗帜猎猎飘扬。此画面可能描述的是来自荷兰北部的渔猎者，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捕鲸人。画面血腥残暴，记载了欧洲早期殖民者不仅制造了不道德的人类殖民史，对海洋的自然生物也是掠夺式的捕杀。
二
瓷器上的肖像画、名人画像或名人纪念图纹在18世纪的欧洲也十分盛行，君主肖像或纪念图纹是较为常见的瓷绘标识，欧洲民族国家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专制政体全盛的时代。君主既是民族国家的象征，也是国家权威的体现，是发展中民族国家的一张名片。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缺陷，专制政体也容易出现偏执专断的昏君，欧洲民众对18世纪各国君主褒贬不一，但多有瓷器留名。
一个漂亮的珐琅彩瓷盒盖子上绘饰着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的肖像，母模可能来自一枚银币。这位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君主，精于内政外交的筹划，实行开明的专制统治，试图重振西班牙之雄风。尽管外交方面诸多举策失利，但对商业的开放、实业的兴办，譬如1759年在马德里附近建瓷器制作工厂等，以及设立“王政会议”，制定统一政策等国内改革还是很有成效的，使西班牙赢得了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和繁荣时期。有人认同他的作为，将其肖像制作在精美的瓷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