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期的英王乔治三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是以讽刺漫画的形式被搬上瓷碗的。乔治三世依靠诺斯勋爵托里党的支持，建立了专制统治，针对他执权的偏执和狭隘，漫画中乔治三世的口中迸出一句话：“愚笨的乔治·奇普是我的名字！哈……哈……哈……”这幅讽刺漫画在嘲讽专制君主无能的同时，也彰显了英国人诙谐幽默的民族秉性。
法国的专制政体在欧洲最为典型，早在17世纪路易十四时代就臻于完善，路易十四成为绝对王权的化身。18世纪以后，路易十五幼年继位，国家大权长期被摄政王和红衣主教执掌，1743年亲政后，因软弱、懒惰，又缺乏自信心，内政外交陷于混乱，把殖民帝国大片土地割让给英国。国内威信扫地，这或许是他的肖像画未能搬上瓷器的原因。路易十六继位后，未能支持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倾斜于宫廷的保守势力，君主的怠惰、昏庸、愚蠢使法国不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路易十六夫妇寄希望于外国势力干涉与奥地利勾结，被国民议会以叛国罪于1793年先后处以死刑。国王的支持者及其逃亡贵族们受王室委托到中国定制了一批瓷器，有大瓷盘、带盖的瓷瓶等，秘密纪念路易十六及其家庭。模板来自一幅具有传奇色彩的版画，画面的意境是一个墓地，墓地上长着两棵像人头像的垂柳，大的一棵直接从墓地里长出，是路易十六的剪影，小的一棵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树下一位妇人神情悲伤作缅怀状。1795-1800年制作的纪念瓷具，显得隐晦一点，只取了酷似路易十六头像的垂柳。路易十六特制瓷的制作可见，法国大革命以后以专制王权为首的封建贵族的残余势力仍然有所企图，这批珍贵的瓷器是法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新旧势力激烈斗争的物证。
此外，还有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世袭执政威廉四世的肖像瓷瓶、里斯本达夫收藏的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一世与丈夫彼得三世伉俪肖像对碗、丹麦和挪威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肖像画装饰的瓷盘等等。
18世纪前半期盛行的专制政体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其代价的，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新的哲学思想对专制王权和专制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自由理想呐喊成为人们反王权、反专制主义的一种期待，特别是怀疑主义盛行之后。
乾隆时期一个墨彩西洋人物瓷碗，瓷碗的一面描绘的是18世纪英国新闻出版及政治人物约翰·韦奇斯（Jonh Wilkes），他用棍子高挑着一顶写有“自由”字样的帽子，这是根据英国画家威廉·贺高斯在1764年发行的版画制作的。约翰·韦奇斯曾是18世纪英国下院议员，1762年他创办了一份《北不列颠人》的自由主义报纸，针砭时弊，为专制君王乔治三世所嫉恨，被捕入狱，后逃往法国，被视为捍卫自由，反抗暴政的斗士而广受欢迎。四年后韦奇斯重返伦敦，被国王未按法律程序非法关押近两年，1769年韦氏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组织，写出了“韦奇斯与自由”的政治标语，以6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向政府施加压力，获释的韦奇斯当选为伦敦市长。此后，伦敦报刊开始刊登议会辩论的内容，议会事务向社会公开变成公共事务。韦奇斯成为反专制王权倡导自由的象征，在欧洲、甚至美洲殖民地都拥有众多的崇拜者，绣有韦奇斯首字母“W”的手帕在巴黎等地畅销。有人看中了这一商机，借助该政治事件到中国定制了一批瓷器，在丰厚的利润回报的同时，也使这一事件家喻户晓，影响深远。
在定制瓷的瓷绘选图中，即便选自古代的寓言，也不是对遥远时代的怀旧或对本原定义的释读，而是赋予了当代鲜明的主题和思想。如《伊索寓言》中的《狗和狼的故事》，说的是一条快要饿死的小狼，碰到一条饱食终日的狗，狗对狼说：“我带你到我的主人家去吧，他很友善，一定会给你吃很多的食物。”小狼答应了和狗一起去狗的主人家。途中，狼见狗的脖子上有血痕，问怎么回事，狗说主人每天都要套着它的脖颈拴起来。小狼听后，扭头离去。这是西欧人熟悉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寓意。这则寓言为清乾隆年间（1740年）的一个奶杯上以粉彩图饰绘制出来。实际上，这幅选图是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来回应启蒙运动时期反专制主义的政治观念。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在社会契约论中都表述过这样的基本思想：自然状态下的人类，行为受本能的支配，然而，组成社会的代价是人民自愿放弃最初的自由，在缔结社会契约时，这一权利被授予了指定的社会权威，需要用与生俱来的自由换取由政府提供的安全保障。《狗和狼的故事》这则寓言，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解读出的内容，只能是专制王权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人民宁愿要清贫的自由，也不要施舍的保障，疏离专制王权是最明智的选择。
三
西方瓷商在设计定制瓷的图绘时，首先要考虑瓷器的销路和盈亏，定制的瓷器要有市场广泛的认同度。重大政治事件往往是当事的西方人非常关注的热点，自然也成为西方瓷商喜欢发掘的主题。启蒙运动时期以神圣为借口的教会也和以法律为借口的君权一样遭到普遍的质疑，宗教改革引起的教派活动随着社会改革的出现也持续活跃。西方瓷商看中了新教广泛的社会群体和广阔的欧洲市场，因此，新教领袖和宗教改革的纪念图像也就成为瓷画装饰的重要内容。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个乾隆时期的外销瓷盘，就是为纪念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和宣扬路德新教而特制的。主图的下部耶稣基督端坐其中，正在给分坐两边的门徒们传经授道，上图是庄重静穆的马丁·路德画像。瓷绘的宗旨很明确，即“因信称义”为教义的基督教教派路德宗乃基督正道。
巴黎的皮埃尔·布拉齐（Pierre Blazy）曾收藏过一套茶具，茶杯和托盘都有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瓷绘画像。加尔文信奉的是普世的基督教教义，他用拉丁文出版的《基督教要义》强调教会体制和神学观念应以原始《圣经》为准则，整饬天主教的习俗礼仪。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得到希冀改革罗马天主教信徒们的传诵，形成天主教的加尔文宗。
宗教改革类瓷器针对性强，往往在信徒集中的区域或国家定向销售，如德国北部、法国南部、英国、荷兰、丹麦、瑞典和挪威等等，也有宗教团体委托定做，在教派内部分销。瓷绘创意使日常生活用具蕴含了欧人不同的宗教生活的灵魂和精神。
影响广泛的民众运动、起义等政治事件也受到西方瓷商的青睐，H.W.麦卡恩收藏的“鹿特丹起义”瓷盘就是实例。1692年（康熙时期）荷兰人在中国定制了一款青花瓷盘，描述1690年发生在鹿特丹的一次起义的盛况。事件的起因是市民考斯特曼拒交税款，与税吏发生冲突，税吏猝死，司法官J.Z.尼埃威尔特（J.Z.Nyevelt）判处考斯特曼死刑，查抄家产。此事激怒了对税收制度积怨已久的鹿特丹民众，人们自发组织起来为死者伸冤，报复性地去拆毁尼埃威尔特的邸宅，哄抢其财物，瓷画定格在尼埃威尔特官邸被拆毁时的现场情景。这次起义对当政者起到了震慑作用，加之特制瓷的宣传效应，随时告诫当权者对统治政策进行反思，适时加以调整。
1753年轰动英国的法律公正案，也成为那个时期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说的是一位英国女孩伊丽莎白·坎英（Elizabeth Canning）与一位吉卜赛女郎玛丽·斯夸尔（Mary Squires）发生了纠纷，伊丽莎白·坎英指控玛丽·斯夸尔犯绑架罪并作了伪证，此案触及社会普遍关心的法律公正和种族歧视问题。经法庭充分辩论调查以后进行了公正判决，对英国女孩施以流放美国的处罚。此讼案使我们管窥到了18世纪中期英国的司法制度和执法状态，法律的公正和尊严并没有被社会的种族歧视所左右。1755年，英国瓷商将这一事件当事人玛丽·斯夸尔的肖像做在了定制的华瓷上。
在瓷绘艺术中，也有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对西方某些古典理念的认知和强化。西方古代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论题是关于宇宙的构成问题，希腊哲学家提出万物本源的基本要素是气、火、土、水。这四种物质是可以转化的，气的稀化变成火，气的浓化变成水、土，气与火较为活跃，具有男性特征，水和土较为柔缓，是女性的代表。这是一个有序的世界，希腊语将这个有序的世界称之为“宇宙”，因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故又是神性的和永恒的。罗马帝国以后，很自然便与古代的神灵建立起了象征对应关系。在18世纪的定制瓷器中，出现了以气、火、土、水四个要素为主题的系列瓷盘。譬如：火的主题盘，盘中描述的“Vulcan”是火的象征，又称为火神，火神被众多的小天使包围，这些快乐的小天使正在按上帝的旨意工作，为罗马神话中统治诸神、主宰一切的主神朱庇特锻造武器，而朱庇特乘坐一朵瑞云，从天缓缓而降，专注于搜集雷电。该主题以绚丽的色调渲染，金色的花边配以红色装饰使之更加出彩，边饰为中国风格。这件18世纪的瓷盘，以瓷器图纹来宣扬古代西方人关于基本物质构成世界以及物质转化的理念。
“帕里斯的审判”瓷盘是乾隆时期根据希腊神话故事制作。希腊英雄珀琉斯与海洋女神忒提斯结婚时，没有邀请不和女神厄里斯，厄里斯偷偷溜进婚礼现场扔下一个金苹果，上面刻有“送给最美的女神”。于是，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佛洛狄忒都想获得金苹果，众神之王宙斯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裁决。天后赫拉依持宙斯的权威承诺让帕里斯当全亚洲的君王，雅典娜答应赋予他过人的智慧，阿佛洛狄忒则给他一个最美丽的妻子。帕里斯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最终把金苹果给了她。“帕里斯的审判”喻示人们，至高无上的选择是尽情享受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它比拥有其他的一切更重要。揭示了18世纪欧人的主流价值取向和人生观。最初的设计是裸体女神，结果瓷画上本是相貌娇美、形体婀娜的三位女神被不谙解剖学、未见过裸女的中国画工绘制成了体形粗笨、比例失调的男性躯体，画面不仅毫无美感可言，甚至不堪入目，后来可能从中国运回白瓷在荷兰绘图又完成了着装女神版。
四
在图饰和瓷塑造型方面，除了欧人颇为关注的事件、典故、神话、人物以外，对各种动物图案和造型的设计也乐此不疲，流露出早期畜牧经济的遗风。动物的种类和形姿可谓包罗万象，特别在纹章瓷里表现得非常典型。国人重花草，欧人重鸟兽，这是在瓷文化的装饰方面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的差异。
由于游牧民族日耳曼人经济生活的历史背景，西欧人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崇尚狩猎活动，17世纪以后，狩猎活动逐渐盛行，18世纪已成为上流社会户外休闲的时尚运动和时髦的生活方式。西欧瓷商自然不会错失这样的商机，受到热捧的狩猎主题的设计样稿很多都送到了中国画家手里。1753年，T.伯福德的一幅画稿，紧接着J.西摩的一幅画稿作为瓷画模板都被寄送到了中国。欧人常为广州画家精准的模仿力感到十分惊讶。狩猎时通常都有一群猎狗跟随，狩猎对象一般都是小动物，如鹿、野猪、狐狸等等，猎狗是狩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动物，亦有驯养猎鹰者，户外狩猎常常犬马相随，在畜牧生活中，猎狗也是主人最忠实的朋友。这种人犬的亲和关系构制的和谐图景，也成为这一时期各种“狩猎图”中瓷绘艺术着力表现的创作主题之一。此外，宠物狗也在不同类型的瓷器中得到渲染。“乾隆官窑瓶件，有画极精美之洋人，更有牵一洋狗，而狗脸涂粉，神采奕奕者。”在瓷塑造型艺术中，欧人似乎更喜欢清素淡雅的宠物狗，作为把玩或居室摆设，以佚丽取胜的雍正瓷窑也一反增华饰美的风格，投欧人所好。“雍窑洋狗，疙疸（釉也）较白。”欧人制瓷业发展起来以后，各国都制作了一些不同姿形的瓷狗，特别是引领欧洲近代瓷业潮流的德国麦森瓷窑，18世纪中后期更是制作出一批栩栩如生的精品，有的瓷狗还做得很大，并配有底座，供家中摆设。如1741年制作的“宠物狗一家”，就把宠物狗三口之家其乐融融的憨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有狗对人的依恋，展现狗对主人的忠诚和人狗和谐相处的场景。一些供手中把玩便携的小瓷狗，多由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带到中国，受到国人的喜好，而一些瓷塑者唯利仿之。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说“瓷狗，在清中叶尝喜制之，小者往往混于洋瓷。盖乾、嘉当时，泰西已有流入者矣”。由狩猎经济延伸出的动物鹰、犬、马图饰或造型的瓷器订单明显增多。清人寂园叟也不免发出“欧人重鹰狗”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