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写作在城市编年史中便显现出了最初的民族意识。城市编年史将历史的开始不是放在上帝创世之时，而是放在民族形成之初，往往以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作为民族形成的标识。英国首位人文主义史学家波利多利·维吉尔所写的《盎格鲁史》和卡姆登的《不列颠志》这两本著作都注重对英国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记录，对英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以及典章制度的沿革进行探讨和研究，是英国民族史写作的经典著作。
德国的人文主义新思想、新学术是从山南高卢的意大利传来的。德国在学习和模仿意大利的同时，实际上有一个对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进行本土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德国人文主义：那就是强烈的学术取向、浓厚的宗教色彩，以及鲜明的民族意识。贝亚图斯·雷纳努斯三卷本的《德意志纪事》是德国人文主义民族史观的集大成者，它追溯日耳曼民族的过去，涵盖整个语言、文化和种族等各个方面，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古代和中世纪应该区分开来，理解古代德国和当代德国需要不同的视角。
西班牙的胡安·马格里特从民族起源开始叙述西班牙历史。弗罗里安·德·奥坎波用本国语写作一部西班牙通史。胡安·德·马利亚纳则写出了25卷的《西班牙史》。热罗尼莫·得·祖里塔的《阿拉贡年代记》，是第一部阿拉贡民族史，也是西班牙人文主义民族史学的典范。此外还有荷兰史学家彼得·科尔内利斯祖恩·霍夫特的《荷兰民族的起源》等。
最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就历史的范围来看，开始从狭隘的城市史、狭小的地方史逐渐转向国别史、地区史的修撰，甚至向世界史扩展和延伸。潜在的动能则是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们以近代国家的本位意识看世界的思想观念的升华。
维兰尼的《佛罗伦萨编年史》，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比昂多的《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历史》、《意大利图志》，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圭恰尔迪尼的两部《佛罗伦萨史》和《意大利史》等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由地方史、城市史向地区史和国别史的转变。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则经历了由修道院编年史如《美尔萨修道院编年史》，到城市编年史如《伦敦编年史》，再到地方史如苏格兰和爱尔兰地方史，到英国通史，再到国别史，为日后英国史学家在国别史的基础上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史巨著作了必要的铺垫。
德国则是由《施姆海姆修道院编年史》到《德国史纲》，由《巴伐利亚公爵编年史》到《德意志编年史》，最后出现了欧洲史《皇帝查理五世时期的宗教与国家情况评述》和世界通史《卡立温编年史》。
法国史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整体史观”。法国史学家博杜安在法学研究中关注事实，确定编年顺序，重视对变化过程的解释时意识到法学必须与历史学结合才能构建坚实的基础，遂将单纯的法学研究转向法学史和制度史的研究，从法学的“历史方法”到历史学方法。认为历史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军事事件的叙述，还包括宗教、法律、传统习俗等人类相互关联的全部社会生活内容，历史是人们社会生活各部分的统一。他的整体历史观念，既是法国传统史学内容的更新，也是法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突破。波丹沿着博杜安整体史的路数，对他理解的整体历史作了具体的阐释，认为历史不仅应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学术等诸多内容，更重要的是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世界民族和国家的一体化结构。波丹的整体历史观念是历史时空多元性的协调和统一。在如此框架下，他更加关注于宏观考察和历史的比较方法，以及世界历史的地理影响等要素，在历史的方法论上更是启迪和惠及了学界的众多史家。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是隐藏在古典主义表象后世俗的、理性的、实证的、实用的各种因子交融混杂的新史学。但是各国也有各自的特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发轫于意大利，而意大利政治体制的特征是以城市国家为主体的结构体系，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意大利史学呈现出“城市国家历史”的文化特质和内容，众多史家一直遵循“城市史学”的取向，只是到了其晚近阶段随着近代民族历史意识的产生才有所突破。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走过了从城市国家编年史到城市国家叙事史，从城市国家历史到意大利史、区域史、地区史、民族史的历程，1494年法国入主意大利，导致了传统历史的暂时中断，政治扰攘和外族的入侵，催生了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觉醒。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具有古典史学正统传承人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崇古意识强，仿效古人执著，在史著的内容、结构、手法、风格、史学思想、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刻意效法，秉承传统，史学的古典主义表现形式最为丰富和典型。在对古典史学的选择中，李维和修昔底德是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家普遍效法的范式。
意大利人的最大成功在于他们仿效古人却又不拘泥于古人，而是从古代的思想文库中走出来，向世界宣泄意大利人新时代的思想和精神。他们按照时代的要求，以批判的意识遴选史料，甚至质疑古人，超越古人，拓宽视野，构架叙事体信史。他们以先导者的角色走在欧洲新文化潮流的前列。欧洲主要国家并没有沿着意大利的路径亦步亦趋地走下去，其原因在于意大利城市国家历史的撰写模式没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从民族心理上对意大利文化霸权的排斥，遂更多的是扬弃其形式和外壳，学习和吸收人文主义的精髓，弘扬其学术思想和新文化精神，按自身的国情，独辟蹊径，演绎出文艺复兴时期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异彩纷呈的历史文化内容。
法国人的创造精神在文艺复兴时期已初露锋芒，法国史学高自期许，不屑崇媚之态，傲倪自若地走出了一条新路。他们注重文化的系统性和学科之间的关联，穷源溯流，将语言学视为学科之母，从这一统领性学科切入，旁及法学研究，通过法制史和法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把法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法国史学研究的构想和相应的历史方法。比代从翻译古典著作入手，到版本校勘和辞书的编纂，进而重视语言的历史演变。在语言学与历史学的纵横捭阖中，发现语言学与历史学有共同的方法论基础，遂将语法方法的准确性和历史叙事的真实性结合起来，以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法兰西中古历史研究，创新了历史研究方法。博杜安将法学研究延伸到法学史、制度史和历史学研究上来，并将其有效地黏合在一起，形成他的整体史观念。博杜安的整体史观，波丹对地理因素影响历史进程的探讨，勒鲁瓦的文明史、文化史理论，对法国文艺复兴史学的近代化转型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法国学者史学方面的创新意识，也使得他们民族历史观念较早的形成，在博学好古研究的拓进中，尤其强烈地显现出来。
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史学也颇具特性。德国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是与怀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一批人文主义者以新方式重构德国历史的努力分不开的。在效仿如塔西佗等古典史学家的同时，又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家比昂多的影响。塔西佗的历史记载和观点为德国史学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同时也为德国学者批判地考察本民族的历史和揭露有关德意志民族和文化起源的各种传闻提供了有力工具。比昂多的《意大利图志》对德意志民族感情形成一种挑战，因此德国一批学者模仿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家的研究方式，探讨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与此同时，受北方人文主义影响，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学既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又体现出人文主义的很多特征。
首先，新教史家都有良好的古典学教育经历和古典知识基础，他们接受、传承古代文化与古典史学毫无障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古典学问和方法诠释社会关注的宗教热点问题，并应用于历史写作的实践中。其次，新教史家遵从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家瓦拉的质疑和批判意识，普遍提出了历史真实性的客观标准，并将其作为修撰历史的基本原则。再次，新教史家普遍关注于以政治为主线的历史写作范式，通过历史对政治的考量和反思，解决信仰危机和宗教改革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史学不仅表现出人文主义史学的普遍特征，如古典主义与世俗化特点、民族史的兴起等，更显示出英国本土特色。其一，重视对历史文献和遗迹古物的考证，博学好古与史学互动，以各学科知识辅助历史研究的同时又促使各学科史的研究进程。其二，开始史学科学化的最早尝试，包括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带入历史研究中。其三，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政治党派斗争使史学界出现辉格派史学与托利派史学的论战，英国史学与党派政治开始结合，一度成为政治工具。其四，英国国教的确立，清教徒的价值观融入历史写作，史学界关注英国教会改革史和地方教会史，批判地研究中世纪教会史，为英国国教的确立提供依据。其五，英国文学戏剧的成就带动历史写作水平，使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总之，认识史学的价值并充分利用其价值、实证主义倾向与实用主义倾向之间矛盾的并存和纠葛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晚期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及尼德兰的史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试图将新大陆和殖民地历史纳入世界史范畴中。新航路的开辟和对新大陆征服，刺激了西、葡早期殖民国家越洋跨海征服世界的欲望，与此同时，也在惊愕的欧洲人面前展现一幅全新的世界图景，人文主义因自身文化传统的知识局限已无法解读新世界的旷世奇观，一切传统的历史意识和世界观念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包括基督教普世史的观念，在传统的普世史中和主的世界里，世界民族大家庭是各安世业，相融相处，世界的格局是稳定的。家庭成员同根同脉，中东是各民族的发源地。这时，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居民就完全不能纳入普世史解释的旧体系框架内，世界空间的拓展使16世纪西班牙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史学的地缘坐标，撰写全新的民族史和世界历史。诚如凯利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重要性对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了从思考时间向思考空间的转变，并打开了新视野。”葡萄牙史学家将目光触及亚洲和中国，也开始了对殖民地历史的记载和研究。
新世界发现的实践经历，洞开了西、葡两国放眼世界的思维空间，并将新大陆殖民区域纳入了世界历史的体系中论述，促成了他们近代整体历史观念的早熟。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葡两国的史学研究对全球历史的认知和历史学自身的近代化转型是有重要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