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阿拉伯科学文化繁荣的原因，学者们已作过多方面的有益探索，诸如，统一国家形成以后，经济由分散到集中的发展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哈里发政府对发展科学文化采取了明智的政策和措施，阿拉伯帝国有效地吸收了被征服的波斯、印度、埃及、拜占庭控制的西亚地区文明的精华和优秀的科学文化遗产以及伊斯兰教对规范局部和地区性文化向统一文化发展的作用等。如果我们只是就某一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定向的探讨，自不会引出更多的异议；倘我们将其置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对同一时期不同文化的发展定势进行比较、甄别、辨析之后，就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当时西部的查理曼帝国同样是统一国家，其统治者也推行了一套赞助学术、奖掖文化的政策，也是在古代文明的基地上，文化沿袭方面具有相同的优势，也有统一的宗教对文化的传播效应问题，阿拉伯征服者与日耳曼征服者在征服之初都同立于军事民主制阶段，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点处于同一文化层面；然而，为什么9世纪前半期阿拉伯帝国的文化运动能燃起熊熊的烈焰，查理曼帝国的“文艺复兴”却只能迸发出文化启蒙的火星？有人将社会藏书规模视为衡量文化发展的一把标尺，用这把尺子衡量，一位阿拉伯著名学者的私人藏书就能与查理曼帝国的藏书总量相比。两大帝国文化的发展竟是如此的悬殊，看来，影响文化进程更重要的因素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其进程往往受这个民族所面临的文化发展和传播条件的制衡。正是由于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帝国，极大地改善了阿拉伯人接受异域文化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条件，在其他基本条件相似的西欧普遍处于冥冥无为的状态下，阿拉伯人却能倍道而进，迎来科学文化发展的高潮，继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
第一节 阿拉伯的初始文化与中国造纸术的应用
阿拉伯半岛囿于沙漠草原地带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古代的阿拉伯人只是利用骨片、布块、枣椰树枝叶、石片、兽皮、木板等作为书写材料存言记事。他们也知道一种由波斯传来的“绢纸”，《阿拉伯大辞书》释为上胶、打光的白色绸布，但尚缺乏在阿拉伯使用的记载。直到7世纪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产生的时代，书写材料仍处于这种粗陋零碎的状态。穆罕默德的训诫也是由其弟子从上述杂乱的书写材料中收集、整理出来，汇编定本成《古兰经》的。这样的历史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阿拉伯人文字记叙能力的低下。白拉祖理载道：伊斯兰教初兴，古莱氏族中，能书者仅17人，即欧默尔、阿里、奥斯曼、艾布·赛麦尔、艾布·赛德、哈立德、阿布杜拉·萨德、胡太朴、阿弥尔、艾布·苏福扬、穆尔威雅、谷赫伊姆·宾·索尔特。古莱氏族的同盟部族中能书写者，也只有耳拉·宾·海达拉米一人。妇女中能书写的只有穆圣的妻子哈弗赛·媪母·库尔苏木及阿布杜拉的女儿西法绮等数人。看来，古莱氏族因位居要地比同盟部族的情况好得多，但在数万氏族成员中，能书写者占人口比例仍然很小。伊斯兰教的兴起，对迟缓发展的文化也没有明显的改观。“总之，枣椰树枝、白石片、犊皮纸、绢纸，都因数量少、性能差、价格高而无助于科学文化的传播。”通常，阿拉伯人通过诵读把需要记录的内容强记在心里，因此，他们富于口头表白且记忆惊人。穆罕默德本人就身体力行，并对此倍加推崇。欧默尔的博洽多闻和辩解能力使他十分钦佩，艾布·赛利说：“我听见穆圣说过，安拉欲使真理借欧默尔而显扬，故把真理造化在他的舌端上。”一些能够传述圣训和学问的圣门弟子也是仅凭记忆、口相授受。宰德、武百耶、阿里、欧斯曼等人都能通背《古兰经》全文，并以此传经布道。据说被视为伊斯兰教传述权威的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曾不靠记录，全凭背记，传述过848章圣训。那时，不仅一般的阿拉伯入，连圣门弟子也多半“口高手低”，《古兰经》学家，不过“一般《古兰》念家而言”。文学作品亦仅靠口头传袭，早期著名学者，同时也是传述家，倭马亚王朝的两位学者瓦赫布·穆南比和卡尔白·艾哈巴尔对后世很有影响，他们的学问基本上“都是口头传授给人的”。尽管阿拉伯人喜欢发表演说、使用成语、讲述历史和虚构的故事，但由于散文文学要求书写技术，造纸术传入前的散文作品很少流传下来，得以传世的诗歌则以它易记易诵的文学形式取胜。当然，口耳传授的局限也使许多早期优秀的阿拉伯诗歌不能长久保存。“悬诗”反映了早期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自6世纪以后从一年一度的乌卡兹集会中遴选出来，直到8世纪中期，才由诗人哈马德好不容易整理出七首汇编成册。总之，大量的阿拉伯诗歌都是造纸术传入后按伊斯兰教的精神整理、校订、修改才记录下来，有的与创作年代已相距几个世纪。
阿拉伯人不仅富于口头表白，也满足于口头表白，常以口头表白为凭。《古兰经》中口诺为据、万物盟誓的条文比比皆是。任何穆斯林凡向安拉发誓便可提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口头表白形成阿拉伯人一种特有的传统审美观念，阿拉伯谚语说：“人的优美，在他的口才之中”，还说“智慧寓于三物之中：法兰克人的头、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口”。显然，在早期的阿拉伯人眼里，潇洒的仪表美、聪慧的内在美都集中体现在人的口才上，能言善辩、持重沉稳、口齿清楚、声音洪亮是审美的尺度、美的标志，没有口才也就缺乏美的基本素质。对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说，口才的优劣甚至比血统的纯杂更为重要。
杜兰特认为：“近东人理解环境是‘心耳’式的，遂以声音作为欣赏文学的主要工具。”一些西方学者将阿拉伯人早期的文化称为“口耳式”文化，力图从人种学、宗教学的角度去寻找形成这种文化的个中原因，把阿拉伯人长于讲述、富于表白、满足于表白归因于一种民族心态、性格和习惯，或是伊斯兰教信仰方面的某种特殊需要。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实际上，只要对书写不便的中世纪西欧使用造价高昂的羊皮纸和舶来的高档消费品——大马色纸的历史作一番认真的考察，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造纸术传入前，西欧大学以讲授和辩论为主的学习方式是书写材料缺乏的唯一选择；阿拉伯人早期“口耳式”文化的形成，正是书写材料长期匮乏所致。
艾哈迈德·爱敏对倭马亚和阿拔斯前后两个朝代阿拉伯人观念形态的变化作过实质性的区分。在倭马亚时代，“阿拉伯人是以剑和舌，而不是以笔为荣的。”“阿拔斯人则与此不同，他们把一切工作归纳为剑和笔两个方面。”阿拉伯人从注重口头表白到文字表述的整个观念形态的转变，显然不能从新旧王朝的更迭中去寻觅原因，而应从恰逢王朝兴替之际中国造纸术的移入，大量廉价纸张的出现完全改善了人们文化活动的条件中去寻找答案。
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入西亚，是在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后。阿拉伯人将这次战役俘虏的唐朝士兵中的造纸工匠解至怛逻斯西南部的撒马尔罕，利用他们娴熟的造纸技术，在这里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一座造纸厂。于是，中国的造纸方法——从原料的采选、工艺程序的安排到生产技术的应用，完美地搬到了阿拉伯帝国。撒马尔罕纸厂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各地效法之楷模。793年，哈里发哈龙·赖世德也借助中国工匠在巴格达建立纸厂。随即，大马士革、特里波利、哈马、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摩洛哥的都城非斯、西班牙的沙蒂瓦等地先后建起了一批纸厂。这些地区有悠久的亚麻生产基础，原料充足，造价低廉，且纸质优良，植物纤维纸的生产颇具优势。加之受到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对造纸业采取减轻税收、固定税率、维护造纸工匠在制造业中的特权等有关的保护政策和法令，使之得到很快的发展，帝国境内的一般造纸厂具有不限于本地消费的生产规模。西班牙的纸厂不仅保证伊比利亚半岛的纸张耗用，而且在法国的特鲁瓦纸厂建立之前，长期外销法国。北非纸厂除了满足地中海南岸地区的消费，也供应西西里、南意大利等地。大马士革制造的纸张在几百年时间内一直是输入欧洲的主要产品，欧洲人称之为“Charta Damascena”（大马色纸）。撒马尔罕的纸不仅在河中地区有名，在所有中近东国家也都著名。阿拉姆甚至声称撒马尔罕生产的纸输往世界各地。造纸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实际上占据了阿拉伯帝国民族工业的地位。西亚特里波利的造纸业在帝国内并不突出，"1109年第一次十字军劫掠时，有大约2万人口主要从事纸张和玻璃制造业。”造纸工匠与本地居民的比例，差不多和佛罗伦萨初步繁荣时期的呢绒业工匠与本地居民的比例相当。举一反三，其他著名纸厂的生产规模由此而知。
纸张的大量生产，首先引起阿拉伯帝国书写材料的大规模更新。原始的书写材料——骨片、石片、布块、枣椰树枝叶等很快绝迹。8世纪末，昂贵的羊皮纸也遭到广泛排斥。阿拔斯王朝的哈伦·赖世德（786-809）当政时，大臣哲耳法尔规定：“在政府各机关中以使用植物纤维纸取代羊皮纸。”到了9世纪，盛产莎草纸的埃及也受到巨大的冲击，植物纤维纸开始取代曾作为通用的书写材料达3000年之久的莎草纸。“9世纪末在一份埃及的信函末尾写着这样一句话：‘请原谅，这封信是用莎草纸写的。’对没有用纸写表示歉意，可见当时使用纸写信已是很普遍的事了。”一部雷纳收藏的费雍出土的古抄本更清楚地披露了书写材料的演变，从这部抄本记载的936年最晚的一部莎草纸文献的情况来看，10世纪时，阿拉伯境内的莎草纸基本上被植物纤维纸取而代之。
第二节 中国造纸术与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
造纸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廉价纸张的应用，为阿拉伯帝国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人们已完全具备了从事文字工作的优越条件。在阿拉伯人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各地区先后掀起了亘古未有的翻译、考证、勘误、誊录、诠释、增补古典遗产的运动。这场运动从9世纪开始，以各大城市为中心，翻译、诠释为主要内容。最有成效的时期约一个世纪，阿拉伯历史上称为“百年翻译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无论翻译人员的数量或是素质都明显地超过14世纪文艺复兴初始时的西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