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构架和跨学科的交叉知识辅助历史研究是文艺复兴史学实证主义倾向的特征之三。西班牙的安东尼奥·德·内布里雅认为史学家应该具有历史、文学、法律、医学以及其他学科广泛的知识。意大利的比昂多在他的《意大利图志》中开始选用插图来辅助解读历史。圭恰尔迪尼从把握重要人物的动机和心理活动出发，联系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加以考察，对历史的叙述、分析、阐释更显得真实、深刻。法国史家把语文学研究、博学好古研究与法学研究结合起来，对古代的法律文献进行校勘和法制史研究的同时，利用年代学、钱币学和碑刻铭文学知识凸显历史学研究成就。保罗·埃米利奥利用人类学、语言学、地志学等广泛的学科知识修纂法国历史，人文主义博学好古的特征突出。迪蒂耶则利用档案文献从婚约、遗嘱、信件、法令、封建契约、委任状、法院判决、外交指令等方面从事研究，体现了法国另类的博学好古研究倾向。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史家以年代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语言学和题铭学等来辅助历史研究。康拉德·波伊廷格编辑出版了策尔蒂斯发现的罗马公元三世纪的道路交通图，“这成为我们现在称之为诸辅助学科的碑刻铭文研究、手稿和硬币的收集、原始资料的编辑校订等新兴趣发生的一个标志。”英国的埃尔姆汉善于运用辞源学考证手法进行历史研究，以语音学和人名地名学等语言学知识来判断材料脉络，加深对史料的发掘和论证，同时，使用印章学、谱系学和地形学的知识来进行综合研究。利兰利用古物研究和文献目录学，卡姆登使用天文学和家族学，哈克卢特利用地理学知识，塞尔登使用法学和纹章学，莫尔则通过研究理查三世的心理，试图从人物的性格和欲望中展现历史的演变过程。培根则将历史视为一门科学，认为历史研究是符合科学性的，因此，完全可以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中，他根据分类法和归纳法原理，将历史学分为政治史、教会史、学术史、自然史等不同专史，专史之下又作细微的划分。总之，使用这些新的知识和学科来辅助历史研究的手法有助于历史研究的拓展与延伸，以期得到真实可靠的结论。
三、实用主义倾向
史学与政治的结合，以史为鉴给当世政治提供历史佐证。而史学与宗教争论的结合也为新教史学和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从布鲁尼到马基雅维里乃至圭恰尔迪尼均倚重政治史的修撰，历史学的政治功能被逐渐发掘和利用。
作为人文主义先驱的布鲁尼关注于政治，积极投身于萨罗伦萨的政治活动中，在历史的修纂方面，也显示了市民人文主义政治叙事史的风格。布鲁尼开创的史风，使得后来的历史学家更加关注政治活动，关注阶级、阶层、社团、政体、制度、政策和国家行为，并从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出发研究历史。随着16世纪初历史学中政治学派的兴起，历史学的政治功能被马基雅维里等一批史家发挥得无以复加。
马基雅维里的“历史解读政治”开创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新范式，但是，专注于发掘历史例证来说明政治规律，往往会悖逆历史学家应具备的客观叙事、公正修史的原则。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缺陷，是对历史研究的先入为主。他按设定的目的，选择史料来“框写”历史，这就难以避免历史论述的严重失实。在《佛罗伦萨史》中，马氏杜撰了大量演讲词，如正义旗手的讲话、难民的控诉、被流放者离别感言、米兰人对暴政的斥责等。虚拟的演讲词实际上成了马氏设计的历史舞台的人物角色，按他的意愿来随意安排和支配。这样，“他历史中的主角就缺乏了真实自我的个体”。历史的写作难免会失之于真实。
在英国文艺复兴早中期，史学与政治的结合主要体现为史家对于史料的主观操控，以取悦于统治者来遴选和取舍材料，利用严密的逻辑关系撰写出无可辩驳却又不能反映历史原貌的著述。
英国的波利多利·维吉尔屈从于亨利七世，尽其所能地选用资料和遣词用句，屈身辱志，恭维国王。培根有时则不惜以篡改史料来支撑自己的立论，他时常凭空推导出符合其论点的结论，以虚构的演说词等奉承国王，为了使论点成立，他精审地统串材料，力求结构完整、论证充分、精密周详、无懈可击，使人不由自主地误入可怕的逻辑陷阱。
文艺复兴晚期以后，实用主义史学在英国愈演愈烈，克拉伦登因国会决定放逐他将私怨注入其书中，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史料进行篡改和修正，他个人的经历、政治观点和偏激情绪妨碍他对短期国会作公允的评价。此时，历史编纂开始为政治派别所利用，英国的党派之争派生出史学界的辉格派史家和托利派史家的论战。克拉伦登成为托利派史家的鼻祖，在《英国叛乱内战史》中他极力为查理一世辩护，辉格党派史家吉尔波特·伯内特以支持辉格党的行动予以回应，文艺复兴史学的终结也成为近代英国托利派史学与辉格派史学论争的发端。
文艺复兴时期，新教的地位巩固后，罗马教会和新教之间时常争论。史学与宗教的结合在这一时期德国、法国和英国史学中都有所体现。
德国的人文主义非但没有背离或者漠视宗教，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沿着宗教方向发展，积极探讨宗教经典和宗教问题。在对待古典文化的态度上，德国人文主义者并非绝对古典主义者，他们立足于现实问题研究古典文化，并以此为向导，运用人文主义的方法来清洗中古传统，修筑一条由古至今的文化通衢。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对语文学的重视，由古典语言文化的研究到宗教经典研究，从圣经研究再到对罗马教会的批判，充分说明了他们古典研究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受北方人文主义影响，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学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当时许多历史学家都支持宗教改革，甚至兼有宗教改革家的身份。他们对宗教持积极态度，始终关注宗教问题，许多历史著作因之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的纷争，使历史学俨然成为教派攻讦的武器，新教史学也不例外，曾被人文主义史家摈弃的奇迹和传说，只要有助于论战又重新回到了宗教改革时代的史著中。人文主义史学发展起来的史料批判意识与方法，也只是在攻击论敌时才体现出它应有的学术价值。路德便“强调历史不应当是‘冰冷的’和‘僵死的’，而应服务于道德目标”。
这一时期英国教会史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证明基督教的纯洁信仰，很多教徒在自己的著述中，从新教立场出发，批驳中世纪天主教会对《圣经》、信仰和理性的玷污，挟带着民族意识为新教助威。爱德华·霍尔在著作中反映新教徒意愿的同时，也坚定了新教徒反天主教会的信念，希冀通过历史学解决英国宗教的现实问题。约翰·福克斯把教会史完全写成了一部新教与罗马教廷的斗争史，唤起了人们对建立国家教会的迫切愿望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情结。天主教忠诚的卫道士尼古拉斯·桑德则极力维护天主教的权威，攻击新教、亨利八世和安娜·波琳，以此为天主教辩护。英国史家们各持一端，用史著支持各自的教派，维护其信仰的尊严，形成了以撰文修史进行宗教论战的现象，在宗教分歧中渗透了不同的宗教观念和政治见解，他们在历史中搜寻驳斥论敌的证据，处心积虑地考订对手的史料，求其破绽以攻之，明显的宗教偏见在历史研究领域则转为了史学偏见，个别嫉愤的史家更是私心自用，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或夸大其词，或牵强附会，将实用主义发挥到极致。史料的鉴别、使用和客观标准，在论战各方的主观意识和感情倾向下处于长期失衡状态。在这种宗教亢奋的年代，即便是不偏不倚的中立史家，也难以独善其身。例如“牧师骑士”托马斯·富勒，厌倦争论，以平和的心境记载英国教会的历史。他在书中申言“当别人用一种眼光来解读我们的编年史时，你们就应当换一种眼神来看待我们的历史”，教导读者要有主见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但是富勒这种中立立场使得他常常被两边清算，为此他“为了自身安全，天天搬家”。可见，当时处于白热化程度的宗教争论，对著史的影响不可小觑，客观上加剧了文艺复兴史学实用主义的泛滥。
四、历史编纂中民族意识的觉醒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是与西欧诸国民族历史的开创过程紧密联系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开始了历史的批判；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启了民族历史的新篇。人文主义使人们在注重人的同时，开始关注人类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以国家进行分类，促使了近代民族历史的写作。
在马基雅维里的《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中，我们看到在传统的狭隘城市国家意识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一个新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从历史学的角度看，马氏的近代民族国家观有多层次内涵，包括意大利的整体意识、反教皇、反教会、建立统一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等等。在《佛罗伦萨史》中，他时常居高临下俯瞰意大利，而不是从佛罗伦萨的角度论述问题。马氏著作中“意大利”和“意大利人”的概念，已不是城市国家狭隘的民族意识，而是以“意大利人”看世界的近代国家本位思想。他情系这片热土，情感倾注于意大利全民族，他的政治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史著中希望实现意大利统一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16世纪初，法国学者克劳德·德·西塞尔强调君主制是法国最佳政体，认为君主的威严要尊重民族宗教、司法和民族传统，确立了法国民族君主的形象，他史著中的民族思想，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君主的有限性被后来法国立宪性质的思想家加以发挥，形成近代新的政治思想。随着历史学方法思考的深入，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发展，历史理论的日益成熟，历史编纂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6世纪后半期，法国史家的史学实践是探索民族史写作新范式的发端，预示了未来历史编纂的发展趋势。迪埃朗的《法国国事状态和成就》、《法国史》就是在坚实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把历史叙述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重建法兰西民族历史的一次尝试。德·图的法国当代史著作是把政治叙事与博学好古研究结合起来的典范，他试图通过史著廓清历史事实，化解同胞之间的积怨，增强法兰西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情感。帕基耶注重对法兰西学术成就的兼容并蓄，采撷了语言学的批判方法，结合法学重分析、重证据的职业习惯，进行法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带着浓厚的民族情感审理原始资料，重构法国中古史，引导法国史学走上学术批判道路。他的《法兰西研究》从法兰西民族史观里，透析出强烈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