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化中的文化精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文艺复兴的不同时段，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历史的连续性和循序渐进，使我们在文艺复兴的肇始阶段很难以“人文主义”为历史界碑与中世纪截然划断，从而误导出泾渭分明的两个时代，这也是哈斯金斯等人为什么要写《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理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本意识在增强，理性思维能力和人生价值判断也在渐次提升，“人文主义”本身在不断地充实、丰富和完善。当历史演绎完文艺复兴全程，作为历史概念的“人文主义”也就负载了业已形成的近代文化赋予它的全部内涵。同样，近代史学既是意大利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概念，是随着文学为载体的“人文主义”发展而催生出的近代人文学科之一。中世纪的神学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却分衍出了整个近代人文学科，“流入”与“流出”截然相反的文化走向，或许也是这场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专制文化彻底颠覆的一项内容。科克伦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中指出：人文主义从它的发端便带有文学道德的缺陷，需要被另一个可能称为更专业的研究形式所超越，这就是历史学科存在的缘由。顺着他的思路，我们也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复兴或新兴的各个学科中总是带有文学深深的印迹，为什么某些文学写作方式和修辞学规范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编纂学能产生那样持久不衰的影响，为什么人文主义史学最初发端的史学流派是修辞学派。
第一节 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
一、14世纪以前的编年史
当人文主义思想在佛罗伦萨的文学中初露端倪，揭开文艺复兴时代序幕的时候，历史学则还完全禁锢在中世纪编年史的樊篱中，中世纪编年史按时间顺序记事，夹杂着许多传说、寓言、宗教故事甚至杜撰的内容，对史料的运用缺乏甄别和批判的意识，文笔也显得干涩、粗陋。如果没有其他文献资料，仅用编年史提供的史实，很难得出准确的概念和与客观事实吻合的结论。12-13世纪以后，佛罗伦萨市民编年史的出现为编年史在形式和内容上拓展了空间。《佛罗伦萨建城记》据说是最早的市民编年史，因资料欠缺，作者不详。这部编年史刺激了佛罗伦萨公证员桑札诺姆为之续写佛罗伦萨的历史，他的《佛罗伦萨城市史》在时间和体例上都尽可能与“建城记”衔接，可谓前者的续编。编年史开始转而记载城市生活的内容，增添了时代气息和世俗化倾向。
佛罗伦萨编年史的盛期是在14世纪，除了武斯特及其后继者们的《佛罗伦萨编年史》等传统的城市通史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外，编年史的一些新类型——家庭编年史和主题编年史开始出现。其间，有影响的主题史家是迪诺·康帕尼（1260-1324）。他是与但丁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在党争剧烈的佛罗伦萨，作为圭尔夫白党的一位领袖，在阻止法国觊觎意大利，试图建立君主制统治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301年卸职后，潜心于文学活动和历史写作，1310-1312年修撰的《当代事件编年史》（cronaca delle cose occorenti ne’ tempi suoi）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主题编年史，它以政治事件为主题，贯穿政治活动，按年代排序，力图反映康帕尼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真实画面。同时，也注入了作者对市民战争导致的社会危机焦虑不安和忧国忧民意识，夹带着作者对多年政治生涯反思以后的愧疚心态。这部编年史是康帕尼仅凭回忆写成的，尽管很多政治事件都是他亲身经历的，舛误和缺失仍不可避免，甚至1289-1301年某些重大事件的叙述亦欠应有的准确，但却是研究佛罗伦萨专史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R.康斯坦丁斯库认为其质量是堪称一流的。
二、史学领域的但丁
乔万尼·维兰尼（Giovanni Villani，1276-1348）是中世纪意大利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的军旅生活以及担任过佛罗伦萨市政要职的复杂人生经历，训练了他老成持重的观察和思维能力。他的《佛罗伦萨编年史》从《圣经》故事的时代起笔，到1348年为止。维兰尼去世后由其弟马提奥·维兰尼续写到1363年，再经由马提奥的儿子菲力坡终结末卷。尽管后两人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学术水平与乔万尼都不能相提并论，但总算成就了这部12卷的编年史。体例结构和内容上大体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为1-6卷，写至1265年，基本上沿用了中世纪编年史的成果，其原因很可能在于资料的匮乏，因为1115年托斯卡纳的女伯爵去世之前，佛罗伦萨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毕竟维兰尼认真读过萨卢斯特、李维、卢肯、奥罗修斯等一批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他崇尚古人、效法古人，遵从古典文化，模仿古代罗马历史学家的风格和方法的欲望十分强烈。他立志要采用古代历史学家的风格和构思来保存历史，为后世提供范式。
真正有价值的历史是从第八卷开始的，作者的历史写作直接切入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费迪南德·谢维尔教授认为维兰尼对现存事物的感觉没有一个中世纪作者能够与之相比。维兰尼的巨大成就是通过他的眼睛对这座城市的商业、工业、社会阶级、宗教习惯、邻国关系、激烈的国内冲突等方面作出精确的描述。并且意识到，要真正懂得佛罗伦萨的历史进程，必须要将行会之间的冲突、下层民众反对贵族的斗争、圭尔夫与吉伯林党争结合起来考察。另外，他还将统计学方法应用于历史写作，运用了一些经济统计数据分析论述问题，引起了人们对税收档案、商务档案等各类经济资料的重视，提高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使历史编纂学逐渐走出中世纪编年史的阴影，W.汤普逊称他是“第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认为他“在分析共和国岁收时，就显示出了这种文艺复兴时代的真才实学”。西蒙斯宁肯这样评价他：“维兰尼的全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文献中奇峰独立的纪念碑，它象征着统计学和经济学坚忍不拔、前程无量。”维兰尼的特殊贡献是用编年史旧有的形式装进了历史编纂学新的内容、方法和他的历史思想，他是一只脚还留在中世纪、另一只脚已跨入了文艺复兴史学门槛的历史学家，是史学领域的但丁和乔托。
三、彼特拉克的史学情结
文艺复兴的思想渊源要追溯到享有“文艺复兴之父”盛誉的彼特拉克（1304-1374），彼特拉克认为要实现对意大利社会的振兴，必须全面恢复古代的语言、文风、道德思想和古典学术。在彼特拉克的倡导下，一批意大利学者从古代典籍中致力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故此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单纯、质朴，主要活动是搜寻各类古籍手稿，利用古代典籍从事各种学术研究和创作活动。于是，一大批散失的著作被重新发现，1330-1370年间拉丁原著的恢复在彼特拉克及其朋友的努力下卓有成效，特别是西塞罗、李维、塔西佗、瓦洛等人著作的发现更是功不可没。在拥有古籍就拥有古代知识和学问的驱动下，搜寻古籍在学者中蔚然成风，不少学者均有个人藏书。彼特拉克便藏有语法、修辞、逻辑、历史、诗学、散文、剧作、演讲录、书信等各类书籍、手稿和抄本，他拥有维吉尔、西塞罗、塞尔维乌斯、贺拉斯、塞内加、波伊提乌斯、李维、弗洛鲁斯、萨卢斯特、塞杜利厄斯、马克罗比乌斯、奥维德、朱夫内、卢奇安等大量古典作家的作品。1345年彼特拉克发现了西塞罗重要信札以后，使他看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和文学生活的原貌，真实地认识了生活中和学术上的西塞罗。在倾慕西塞罗的睿智和博学之余，决定以历史学的手法，真实地为西塞罗作传，遂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写作，这部《西塞罗传记》直到彼特拉克晚年都未能完成。尽管如此，仍被有的学者称为“新的历史编纂学第一项重要的成就”。他的历史写作行为，即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真实客观地反映过去的人和事，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之，在维兰尼和彼特拉克身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人文主义史学的端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家不少思想观念和历史写作行为，都可以追溯到维兰尼和彼特拉克那里，其中一位热衷的追随者就是布鲁尼。
第二节 人文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布鲁尼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人文主义史学的摇篮。最早受到彼特拉克和维兰尼影响的是列奥那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意大利史学率先在佛罗伦萨完成了由中世纪的编年史向人文主义叙事史的过渡，布鲁尼也因之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的先驱。
一、从译著到著述
在布鲁尼时代的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古典作家的著作、手稿和抄本已很丰富，古代知识在意大利的学术界已相当普及，这为人文主义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研究环境。布鲁尼在大学系统地学习过法律，但他对历史、文学、哲学特别是辩证法和修辞学等“人文学科”的各门知识都饶有兴致。他的历史学兴趣和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念是在翻译大量古典书稿的过程中不断深化的。他对历史学著作的最初翻译是普鲁塔克的《马克·安东尼传》，这或许激发了他对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浓厚兴趣，他向萨鲁塔蒂坦言：准备翻译由普鲁塔克写的所有存世传记。随后的几年，他又翻译了普鲁塔克的《罗马政治家传记》，并且将埃米里厄斯·保罗斯、提比略、凯厄斯·格拉古和塞多留4位罗马政治家以及伊皮鲁斯的派鲁斯国王等人的传记译成了拉丁文。此后，又着手普鲁塔克的《雅典政治家传记》的翻译工作，1412年12月，《狄摩西尼传》的完成令布鲁尼兴奋不已，因为他以前的希腊文教师M.赫里索洛拉斯褒扬了这部译作。这也推动了他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摩西尼、普鲁塔克、波利比安、普罗科皮厄斯、色诺芬、埃斯基涅斯等希腊古典作家大量希腊语著作译成了拉丁语。长期的翻译工作，使他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按照原文意思进行翻译的新方式，取代了中世纪逐字逐句的刻板译法，这种方式延续到现在。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他丰富的历史知识，训练了他缜密的思维、求真的品格和严谨的学风。他读过普鲁塔克《西塞罗传》的拉丁译本后非常不满意，一种对历史研究工作执着追求的责任心促成他重新翻译这部传记。《西塞罗传》的翻译，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使他心情沉重，他开始相信普鲁塔克的《西塞罗传》对西塞罗的评价失之公允，怀疑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偏见，遂决定将对历史学家著作的单纯翻译，转变为加以评注和阐释的历史写作，以正确地引领同时代的历史学者。在1412年以后布鲁尼的译作中，常常附有评注和诠释，他不再只是对古代历史学家著作的简单翻译。
针对普鲁塔克《西塞罗传》的缺失，1415年，布鲁尼开始对西塞罗重新作传，他从西塞罗的演讲录和书信中获得一些重要资料，充实传记的内容，这部按照他的判断和意愿写作的传记被他称之为《新西塞罗传》。
二、历史写作中的古典意识
布鲁尼学术上的最大成就是他的《佛罗伦萨人民史》（Historiarum Florentini Populi）（12卷本）的写作，计划将佛罗伦萨的历史由罗马人奠定基业写到自己的时代。他对古典作家的尊崇以及古代文化底蕴和古典知识的应用能力，都在这部史著中集中体现出来。
在修史的目的、史著的结构、内容、方法、风格等方面渗透着古代希腊、罗马史学的遗风。希腊史家波利比安历史研究的实用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布鲁尼对历史的理解。在史著的结构、内容和谋篇布局上布鲁尼更多是受李维的影响，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在基本形式方面为《佛罗伦萨人民史》提供了原型，布鲁尼遵从李维的原则，按主题排序，分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用叙事体写作，摈弃了编年史体例，以年代顺序关注于叙事主线的进展，布鲁尼事实上已撰写出了更好的叙事历史。这条叙事主线之所以布局合理和如此清晰，与作者对所生存的时代背景的感受密不可分。佛罗伦萨与米兰长期的军事冲突，与那不勒斯国王的武装对抗以及流亡显贵的颠覆活动和国内的党派仇怨，堆积出了佛罗伦萨干戈扰攘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布鲁尼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同时也决定了他对政治史、军事史写作重点的选择。他的政治视界在《佛罗伦萨人民史》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可见一斑：“佛罗伦萨人民的战事伟绩。”（Res gestas florentini popu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