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意大利古代书稿、典籍渐次递增的独厚收藏，对于启动已知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各个领域古典文化的“复兴”有普遍意义，它决定了意大利古典知识结构、理论体系、观念形态的完备程度，制衡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度和广度。
意大利人借鉴和模仿古代典籍有一个由点到面、由表层到纵深的发展过程。
先期学者大多停留在对古典的引章摘句或是对某一主题的简单仿制上，作品既缺乏古代生活的表现，更没有古典思想的流露，与其说模仿，毋宁说对古典作品的初步熟悉。12世纪初，维吉尔、奥维德、卢肯、斯塔蒂厄斯、克劳狄安等人的作品从主题、内容到风格为意大利人广泛仿效。于是，创作的全部含义似乎在于刻意复古，意大利再现了一批蹩脚的“古典作品”。13世纪以后，模仿的艺术技巧渐趋成熟，意大利人对古人的学习、研究不再滞留于形式，他们开始带着时代意识去体察古人的性格、感情、精神和思想。利用古代世界古典文化的多层次内涵，从不同角度和方位审视和品评当世社会。但丁不无感慨地声称：“如果没有古典古代世界，近代世界就不能自我认识。”
遂将单纯的复古活动渗入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在递次深入地吸收古代文化的进程中，致力于将古典因素与近代精神的合成。如果撇开不可避免的体裁格式上的因袭关系，但丁以后要想从人文主义作家的非古典文学作品中分离出古典因素已很不容易，彼特拉克作品中合成的痕迹已没有多少可挑剔的，而薄伽丘作品中的“合成几近圆满了”。
由此可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学者在文学、艺术等若干方面的现实主义创作活动中，是在追求古典文化整体内涵的基础上摘录、征引、借鉴、仿制古典作品的，这与前期拘执于某些古人的言录、少量经典的章节进行片面、单纯、盲目的复古活动有着层面和本质上的区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北意大利人文学者尽可能地利用拥有的一切图书资料和有利条件希冀认识现实生活、揭示新时代本质特征的时候，南意大利文化的北向流动也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中世纪以来，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因先后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占据，成为希腊、阿拉伯和拉丁文化的交汇处，多元文化的各种因子随着书稿和知识分子流向亚平宁半岛腹地而不断撞击北意大利。南部意大利的多元文化中心和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中部意大利的学术研究基地，成为北部意大利人不断充实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以及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阿拉伯文化的一条重要渠道，在知识的“复兴”中，为北部地区提供了最初的希腊语教师、希腊文书籍和大量希腊、阿拉伯各学科著作的拉丁译本，也为北部地区输入了富有现实主义内容的南部文化和重视各种文化研究的探索精神。
尽管在各种外来文化中，意大利人对希腊文化的吸收更具有感情倾向，但不同民族的文化由初级到高级有序发展的趋同规律，驱使意大利人客观上接受和吸收了融汇东方文化之精髓、处于更高文明阶梯的阿拉伯文化。经由各种途径传入西欧的阿拉伯著作的拉丁译本，给包括意大利人在内的西方人带去了东方人的知识、智慧、观念和思想。不仅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先驱但丁宇宙起源的某些观念可以追溯到阿拉伯的渊源，而且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乃至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都能找到仿写自阿拉伯的故事。拉齐的炼金术著作《秘典》成为西方世界化学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伊本·西那的《医典》被称为“医学圣经”指导西欧医学发展，享誉500年。丹尼尔这样评价善于辑录、汇编阿拉伯医学研究材料的阿诺德：“经过他笔下的阿拉伯著作，引出了几乎欧洲全部的医学文化及其成就。”花拉子密的代数学著作《积分和方程计算法》迄至16世纪仍为欧洲各大学的主要数学教科书。阿拉比的著作不限于对早期的经院哲学学者，对后来的罗杰·培根等人也有着影响。安萨里的《宗教学的复兴》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理论体系一块重要的奠基石，莫尔认为“在神学领域内，安萨里个人的影响大于托马斯·阿奎那”。阿拉伯许多著名学者包括伊本·西那、肯迪、法拉比、拉齐、花拉子密等人的著作几乎全被刊印，有的在16、17世纪还多次再版。由此可见，有效地吸收了东方诸民族文化成就的阿拉伯文化，在很多方面充实了意大利人和其他西欧人的新文化内容，成为文艺复兴运动文化基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外，阿拉伯文化也是西方人认识希腊古典文化的重要媒介。O.利里教授的《希腊科学传入阿拉伯的途径》一书，对希腊和阿拉伯之间历史文化的转承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事实上，阿拉伯人促进了西方对希腊文化的吸收。西欧熟悉的希腊哲学和科学知识最初就译自阿拉伯文。西方人借助阿拉伯人认识了亚里士多德。培根也说：“哲学是从阿拉伯人那里介绍过来的。”然而，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宗教的、种族的偏见，当时的西欧人不仅没有看到阿拉伯文化上述的媒介作用，甚至无视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文化蕴含着诸多民族的文化源流、多元文化的交流成分，片面地认为，他们所继承或“复兴”的全部文化乃系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范畴。遗憾的是近代以后，某些文艺复兴研究名家，如布克哈特等人对阿拉伯文化在西欧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地位和价值也缺乏公允的评析。这就妨碍对那个时代西方文化结构的定性分析，难免造成对一些基本问题理解的歧误，使文艺复兴研究失之偏颇。诚然，从一种新文化衍生的主、客体构型考察，中世纪意大利乃至西方的文化基础主要是拉丁文化而非希腊、阿拉伯或其他民族文化，在拉丁主体文化的基础上，长期对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其他客体文化的有效成分多元吸收，从而推出一种为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取舍的、以古典文化的复兴为形式的新文化。尽管这种新文化是多焦点、多分延、多矛盾的统一体，包含着外来的、本土的、泥古的、新创的、滞留的、进取的、社团的、社会的、僧道的、尘世的、乡绅的、市民的、贵族的、平民的异彩纷呈或层次不一的分子，但在亢进和逆行的消长中，反映了一个刚蜕坯壳的新兴阶级方兴未艾的主流。
上述事实证明，意大利社会文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已具备那场粲然夺目的新文化运动的基础。
“复兴”的古典文化在意大利社会中的普及程度、居民较高的文化素质以及他们将知识和智慧看作一种美德的新观念的形成，各类知识诱使人们自觉地去追求。特别是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被当时意大利人“当作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生存的目的和理想”。这无疑是人类自我认识的进步，也是在西欧日益稀疏的神权政治的迷雾中，人的理性对于神的虔信在意大利的初步胜利。“意大利人已经摆脱了在欧洲其他地方阻碍发展的许多束缚，达到了高度的个人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不同意一位人文主义者的断言：“古典著作装备和完善了人。”作为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即：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大环境在意大利已基本形成。纵观意大利半岛的文化基础、流向和格局，北部意大利社会经济的功能结构及其释能现象引导出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嬗变，我们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于北部意大利并非偶然。
第三节 君士坦丁译著地址辨正
《世界历史》1987年第三期载：《阿拉伯文化传播到西欧的途径》一文《西西里岛的途径》一节在列举“翻译活动的部分事例”时说：“罗吉尔一世时，翻译阿拉伯文的活动就开始了。意大利人的萨勒诺医学校与巴勒摩的医生联系密切，受其影响，11世纪这里就开始翻译阿拉伯医学著作。早期翻译家之一、非洲人君士坦丁翻译了阿拉伯著名医生阿里·伊本·阿拔斯的《皇家医学》一书中的理论部分，该书的外科部分由君士坦丁的学生、萨勒诺的外科医生约翰译成拉丁语。”这里的叙述与史实相悖。非洲人君士坦丁当时的确是将阿拉伯医学介绍给中世纪欧洲首屈一指的翻译家，但他一生的翻译活动不在萨勒诺，而在与中部教皇国毗邻的卡西诺修道院。
12世纪中期，萨勒诺医生马瑟厄斯在对犹太人以撒从古籍中辑录的那部著作译注时，对非洲人君士坦丁的早期生活作了最可信的叙述。君士坦丁原籍为北非的迦太基，早年从商，负笈远游，很有医学知识。1052年以后，在萨勒诺受教于一位牧师医生，当时萨勒诺没有拉丁医学典籍，不久他便返回北非，潜心钻研数年，携带大量阿拉伯医书再往萨勒诺，因熟谙医学，通晓几种语言得到萨勒诺大主教阿尔方厄斯的垂青，由于他的举荐，罗马附近的卡西诺修道院院长迪西德里厄斯接纳了来自萨勒诺的君士坦丁。实际上，君士坦丁二返萨勒诺留居时间短暂，此时，他在萨勒诺的活动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供研究的材料。在卡西诺，君士坦丁组织了一个将有价值的哲学、科学特别是医学著作由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的翻译中心，在卡西诺的两个僧侣——阿托和约翰的辅助下，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从事好几种民族语言的许多书籍的翻译。根据12世纪中期该修道院的执事彼得修撰的《卡西诺修道院编年史》和《卡西诺名人汇编》中关于君士坦丁的有关记载，以及这两部书所提供的卡西诺译著、誊录稿本编目和其他资料来看，可以肯定，阿拉伯著名医生阿里·伊本·阿拔斯的《皇家医学》（又译《王书》或《医学全书》）一书中的理论部分是在卡西诺译成的，而非萨勒诺。在迻译时，君士坦丁以《总艺》（Pantechne）作为该书的译本标题。《总艺》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两部分，各为10章。《理论篇》的10章是他译著中的力作，也是他当时献给院长迪西德里厄斯的主要作品。《实践篇》的翻译未能完成，可能原稿在从北非再抵萨勒诺的航海途中遇暴风雨被毁。除《皇家医学》的一部分外，君士坦丁在卡西诺的译作还包括拉齐、伽伦、以撒、希波克拉底等人的医书，他精通医学理论，并将希腊和阿拉伯医学知识介绍给西欧，因而获得“新的杰出的希波克拉底”和“第二个杰出的希波克拉底”的夸谀称号。P.戴康纳斯说君士坦丁在卡西诺完成了20多本书，亦有说迻译了37部书。
君士坦丁译著终老，1087年客死卡西诺。殁后约翰把他的书带到了南部的那不勒斯。《皇家医学》的《理论篇》等君译医稿也就很自然地出现在那不勒斯的近邻萨勒诺。至于君士坦丁的医学译稿与萨勒诺医学中心的关系，学者们尚存歧议，一般认为萨勒诺医学研究的发展先于他的翻译，在南意大利，9-11世纪贝内文托手书的稿本中已能见到希腊医生们的译品，君士坦丁译本内的某些医学知识，这里早有了。这是由于阿拉伯医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对希腊医著的翻译。大型辞书多采用这样的说法：这些由卡西诺翻译中心生产的手稿，当时被刚建立的萨勒诺医学校使用，从这里又促进了其他欧洲中心的研究。关于君士坦丁在萨勒诺医学校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国外有专文研讨，譬如P.O.克里斯泰勒的《萨勒诺学校对学术史的发展和贡献》，再如C.辛格的《萨勒诺传奇：非洲人君士坦丁是怎样将医学艺术带到基督教世界的》。所以，不能因君译医稿出现于萨勒诺和君士坦丁与萨勒诺医学校医疗技术的发展、医学知识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便断言君士坦丁的译著地在萨勒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