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尼倚重政治史、军事史的写作思路和叙事手法或许在塔西佗的著作中感受过写作意境。威尔科克斯认为在罗马历史学家中间，对布鲁尼来说最好的模式是塔西佗，况且，塔西佗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人文主义者的注意。塔西佗在《历史》（Historiae）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历史写作任务：“我写的历史是灾难频仍、兵连祸接，内乱分裂，甚至和平时期也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么一段历史。”当然，在实际的历史写作过程中李维给布鲁尼的印迹似乎更明显一些，布鲁尼采纳了李维历史中军事部分的叙事方式，以强调战略战术的要素更清晰地展现战斗过程。不过，威尔科克斯指出，布鲁尼《佛罗伦萨人民史》的叙述模式还不是来自罗马史家的著作，因为总的来说，李维并不是明确地写作政治史的。他十分注重希腊史学家波利比安对战争中战略、战术、屠戮、恐怖的描述，在历史过程的概念方面，布鲁尼更接近波利比安而不是李维，尽管他在感情上倾向于李维。齐默尔曼甚至认为布鲁尼还恢复了波利比安的历史批评方式。当然，布鲁尼在一定程度上也模仿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萨卢斯特等人的作品，从中学到了对事件因缘的推导和辨析艺术。显然，布鲁尼在历史写作中博采众家之长的意识是很清楚的。
总之，布鲁尼是在古典方式的基础上，博采古代史家的不同手法，在《佛罗伦萨人民史》中，整合出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将个人的观念注入其中，通过叙事的演进逐渐渗透他的历史思想，在历史写作中坚持创新的原则，使他从本地历史学家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历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实际上布鲁尼对古代典籍的模仿、吸收不限于《佛罗伦萨人民史》，可以说他是在学习借鉴中完成他的全部写作的。他对西塞罗推崇备至，许多年一直沉浸在西塞罗的对话录、演说辞和书信中，存世的早期书信引用了西塞罗作品中的一些短语。最早的一部著作明显地模仿了西塞罗的《演说家》（De Oratore），《第一次布匿战争史》是效仿波利比安的历史作品。晚年的几部著作，亦不例外，大约于1419年脱稿的《希腊史》，实际上是对色诺芬《希腊史》（Hellenica）的概括，有人将其视为《〈希腊史〉评注》。1441年，意大利古代史涉及拜占庭部分主要是参照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的著作。一部模仿恺撒《回忆录》（Commentaries）的自传体作品，占据了布鲁尼的垂暮之年，直到他去世前4年的1440年才完成。按照桑蒂尼的说法，布鲁尼满足于每一个事例都遵循一部权威性典籍，认为他的《新西塞罗传》、《布匿战争》、《希腊史》评注和《哥特人战争》分别是希腊作者普鲁塔克、波利比安、色诺芬、普罗科皮厄斯著作的派生物。但实际上，布鲁尼在模仿中实现了他的创新。
布鲁尼非常欣赏西塞罗、李维等人优美雅致的古典语言风格，并尽力模仿之。他把自己置于西塞罗时代的语境中进行写作，他的语言几乎都来自公元前1世纪末的词汇，E.科克伦甚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在翻译，如“圣乔万尼洗礼堂”（Baptistry of San Giovanni）转称为“战神庙”（Templum Martis），地名也习惯于用旧称，“伦巴底”转称为“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等。布鲁尼在写作中注入了演讲录的激情和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对著述中的修辞效果是踌躇满志的。他认为他的语言比李维所表达的意思更为丰富，是对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历史作品《雄辩才能》（opus oratorium maxime）的实际运用。可见，布鲁尼超越古人的观念和个人能力的自信心是强烈的，这是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可贵的人本意识的觉醒。
他把振兴古典拉丁语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历史编纂的行文方面，坚持以希腊、罗马修辞学家的风格为其准则，为了追求文句的典雅和工整，在叙事过程中不惜穿插萨卢斯特、西塞罗等一些修辞学家虚拟的演说辞以补史料阙如。布鲁尼复兴古典拉丁语过于追求行文中的工巧和修辞上的完善有碍于历史写作，后来的一些史家把布鲁尼归为修辞学派不是没有道理的。
总之，布鲁尼著述活动使我们感知，他试图博采周谘，取众家之长，从古典世界厚重的历史积淀中钩沉其文化精华，从而整合出一种符合他那个时代需要的历史写作风格。
三、史学观念与撰史方法
布鲁尼在研究李维、波利比安、尤利乌斯·恺撒和修昔底德时，吸收了历史是用实例进行哲理教育的古典概念，布鲁尼赋予了历史写作的实用性目的，认为历史应当有训诫作用、垂训功能，历史能够使人明世达理、变得精明。历史的价值在于“通过筛选若干世纪以来的成就和评议教我们智慧”。布鲁尼认为遵循一个伟人的足迹便能让我们明白个中的道理。他要想在自己撰写的历史中让人们尽可能多的知道这些。特别是能够掌握一个城市、国家、民族命运的人尤为重要。他认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必须给最伟大的领导人指路”。认为历史应当写成这样：未来的读者愿意读，甚至愿意将其中隐含的和明示的历史教训应用于具体的立法法案中。他对历史学家提出历史写作的责任，“只有两种方式写作历史：一是评论和叙述那个时代的事实，另一则是发现新的原始资料，再用某种自己适合的语言介绍其重要性。”他认为如果历史是有用的，它首先应该是“真实的”，求证史实，客观叙事是历史学家应当做的基本工作；盲从和人云亦云都会把历史导入不真实的误区。他在《佛罗伦萨人民史》第一卷里对特洛伊人建城说进行了批驳，以西塞罗和萨卢斯特提供的材料，加之他所掌握的教廷档案、佛罗伦萨市政档案等原始资料，经认真考证后认为是苏拉部下的老兵兴建的佛罗伦萨城。
布鲁尼对各类史料总是认真鉴别、校勘、考证、修订以后再作使用，他不盲从古人，尊重历史，以事实为依据，善于用互证互补的方式作传或修史。在《新西塞罗传》的写作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普鲁塔克和萨卢斯特的材料以及西塞罗的信札、演讲录等原始资料，正误参照、详略互补，“普鲁塔克语焉不详之处便取自于萨卢斯特和西塞罗演讲录更精确的细节替补。可谓收对勘互证之效。”他也善于将原创著作和古典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认识问题，考察历史，以达到公正评价、客观叙事的目的。齐默尔曼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他实际上已运用了史料对照的批评”。
布鲁尼是以现实主义理念撰写他那个时代的佛罗伦萨史的，他除了从编年史、城市档案获取可靠的资料以外，对诸如国家文献、家族信函等其他资料来源亦很重视，他曾通过他的银行家帕拉·迪·洛弗里·斯特罗齐向一些重要家族寻求支持。这些珍贵资料的选用，不仅是资料方面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他对当世佛罗伦萨社会的认识和研究的理念，构筑了他史学的现实主义基础。
布鲁尼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撰史过程中不仅要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讨论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还需要有先人一步之见。这种肯定人的创新观念、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主观能动作用的人本意识，在布鲁尼的历史著作中体现得比较充分。他作的常规解释，不是一般传统性的，征引史料、选择论据，总是加以评述，而且观点鲜明。A.莫米各里亚诺认为：他从不用一般性法则去解决疑难问题。故史著不乏创新观念和个性化特征。他按自己对历史的认识重新选择史料，编纂历史，在《佛罗伦萨人民史》中，紧紧围绕佛罗伦萨由弱变强的历史主线，严格剔除那些与佛罗伦萨发展无关的史实，注重王族的联姻和利益关系、统治者的执政方略和对外政策、杰出人物的作为和集体行动的事件引起的政治变迁和国家、地区关系的新变化，如安茹的罗伯特（Robert of Anjou）在那不勒斯践祚、1378年罗马教会大分裂等，任何引起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变化的人和事都不会被忽视。
布鲁尼在阅读史著的过程中，也深受古代共和制观念的影响，他时常怀着对历史的反思来理解历史、解构历史、研究历史。他将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体制与文化形态结合起来考察，从古代的希腊、罗马到现实的佛罗伦萨，通过对照比较以后，认识到了共和体制的重要历史作用，认为人类文化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政治自由最宽松的阶段，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晚期罗马共和国时代、新近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就是如此。布鲁尼意识到只有依靠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才能谋求政治自由的宽松环境，才能创造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财富。因此，他坚持《佛罗伦萨人民史》的命题，其理由是他撰写的历史中，佛罗伦萨人民是主角。为此，他这样写道：“我试图写一部佛罗伦萨人民事迹的书，关于他们国内和国外的斗争事迹，和平与战争时期的显要成就。”布鲁尼对“人民”的界定，是指囊括了城市市民主体的中等社会阶层，他的公民意识流露出的感情倾向，归属于市民人文主义范畴，在政治思想方面更多地体现出民主共和制的思想观念。
四、历史局限和影响
布鲁尼的史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是颇有个性化特征的，在历史编纂的目的、结构、内容、风格、方式等诸多方面虽然有利于摆脱旧史学的窠臼，开一代新风，但也容易导致历史学家的偏见，甚至刚愎自用。这也是作为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布鲁尼的缺失。
在某些缺乏资料又无从稽考的问题上，布鲁尼的论证和阐释带有感情倾向下的主观臆断，结论自然有失客观和公允。譬如，关于西塞罗的出身问题，史学界一直聚讼未决，有说他是古代沃尔希安斯（Volscians）国王的后裔，亦有说西塞罗的父亲曾被招雇进拥挤的作坊中。布鲁尼在他的《新西塞罗传》中闭口不提后一种说法，因崇尚西塞罗，他宁肯相信西塞罗有体面的出身。为此，他极力为西塞罗的王族血统辩护，在萨卢斯特和普鲁塔克著作中不能明辨西塞罗的出身，布鲁尼在《新西塞罗传》中，则将西塞罗写入了介于元老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骑士阶层，这是缺乏史实，完全是在感情权重下作出主观选择。
由于布鲁尼曾做过四任教皇的秘书的政治经历，使他特别关注政治事务，而疏于对其他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不注重考察社会的经济变化。认为经济纯属个人努力的范畴，甚至认为经济与政治缺乏必然联系，一些重大的经济事件亦不足以影响政治的走向，他以“14世纪40年代的银行业破产并没有在政治制度上引起任何明显的变化”来说明社会的政治、经济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布鲁尼认识上的偏颇，将社会的政治、经济分裂开来，注重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的考察，使得他的历史著作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存在很大的缺陷，很多由社会经济变动导发的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亦无法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布鲁尼的影响在于他给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树立了两个标准。其一，人文主义的道德标准。通过历史著作、各种文论以及言论、行为，强化“人民”概念，崇尚民主意识，反对专制统治，倡导共和思想，品评现实生活，弘扬爱国精神，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坚持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这种新的道德观念的根基，则是作者长期从古典文化的精髓中提炼出来的热爱城邦国家的国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汉斯·巴隆将他称之为“使市民人文主义新道德标准系统化的一个人”。其二，人文主义的历史学标准。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被宣称为引导了一个可以与李维时期媲美的历史写作时代的到来。这是历史编纂学进入兴盛时期的一座里程碑，这部著作为后来的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面旗帜，如果没有这部著作奠定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写不出他的《佛罗伦萨史》来，难怪有人将布鲁尼称为“第一位近代的历史学家”。
第三节 波吉奥的古典主义及其史学
波吉奥·布拉巧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是15世纪意大利传递古典信息的重要使者，也是当时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古典主义体现在对古籍的搜求、护存、誊录、传播、研读、吸收和运用等许多方面。他广泛利用包括文物、古迹在内的各类史料修撰历史，用从古代获知的一切来审视和衡量现实社会，佐证自己的政治观点，提出改革倡导，为当代统治者提供必要的垂训和借鉴。其史学思想、撰写内容和修史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布鲁尼的影响。波吉奥凭借深厚的古典主义基础和人文观念，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文史兼长的学者、修辞学派颇具影响的史家和布鲁尼史学的传人。
一、对古籍的保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