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军队，就有了军队政治工作，中外皆然。民国时期的军队当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各个时期各个不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所担负的使命也完全的相同，只是在不同的军队中，其表现各有不同，强弱各有不同，效果各有不同罢.今就以我军政治工作为参照，聊一聊国军中的政治工作，并将者做一对比。
国军政治工作的一般情况
在近代中国，昌说是政治工作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项制度在军队中明确地摆上来并占据相当的位置，却只能从黄埔建军时说起军校初建时，借鉴苏联红军经验，首宦党代表制度，并设立政治部，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政治工作制度。最初的政治部编制极简单，其下并无具体组织，只有两名担任记录的书记，这很有点像日军阀内部所设的秘书长，到了周恩来继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始增加部员，分为指导、编篡、秘书三股，并负领导教导团各连党代表之责，政治部开始像个指导机关了。
1925年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把黄埔军校校军改为党军。将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是最鲜明的标志。
1925年7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决定把党军及建国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同时在军队中全面推行政治工作制度，在军事委员会内设政治训练部，下辖总务、宣传、党务共3个处，其中宣传处下辖宣传、文化教育、统计调查、编辑共4个科：党务处下辖党务、组织等计2个科政治训练部的职责是：上承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之指导：下辖各军及独立师党代表、海军局及航安局党代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代表、参谋团及军需局党代表，有提名和副属权。
1926年7月7日颁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中规定，政治训练部直属于总司令部。9月，审新修订《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将原归政治训练部直辖的各军事机关党代表改为直隶中央军人部，党代表的任免由军人部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行之，军人部部长国属。政治训练部的权限缩小，原辖各处也改为各科，同时增设秘书科。
1927年3月武汉政府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中又规定，将政治训练部仍改称总政治部，同时不再隶属于总司令部，而直接由军事委员会领导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太纲》中明确其任务为“甲，军队中的党组织与训练；乙，军队中之政治制度：丙，军事教育机关中之政治教育；了，关于军队中政治工作之各种行政。”至于武汉政府属下的各军、师，仍设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各团、营、连则设政治指导员。
但这次会议是在宁汉分裂的情况下召开的，蒋介石是不承认的。蒋在南京另立政府，仍设政治训练部，并于1927年8月20日，颁布《政治训练部暂行条例》，规定：政治训练部受国民党中央党部指示，并承总司令之命令，为国民革命军最高政治训练机关。其职掌为2处理陆海空军政治训练事宜；谋国民革命军与一般民众之结合：宣传国民党之主义和辅助民众运动之发展；战时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委托，于占领区内组织临时党部，辅助陆海空军各军党代表，计划各军党务事宜。同时在各军、师设政治训练处，各团、营、连则设政治训练员。
宁汉两个中央有了两个不同的政治工作机关。但明显的，南京方面的政治工作相对于武汉方面的政治工作，是远远弱化的.9月20日，宁汉合流，以南京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占了上风，原武汉中央的总政治部也就被裁撒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也就有了一个陡降，各军师法定该有的党代表，因“军事人员调遣日多，使党代表不能久于其职，各党代表缺额日多，有去无继，党代表制度遂同虚设。”
到了1928年全国统一，蒋系中央再次压缩政治工作机构，政治训练部改为训练总监部属下的政治训练处各军以下单位的政治工作机构不变。从此一直到抗战爆发，国军中的政治工作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或者说没有什么大的重视。
抗战爆发后，国军中的政治工作又有了一个回升。1938年1月，又成立政治部，与军政、军令、军训等部并列，政、治工作的地位再次提高。同时各战区、军、师都设政治部，团设政［室，连设政治指导员。
1941年后，规定各师增设副师长一员兼任政治部主任，也有按苏联的叫法称其为“政治师长”的，1944年9月，又在军一级也增设国军长一员同时兼任军政治部主任但这种编制，即使在中央军中，也基本没能全部贯彻普及，杂牌军中，建立有政治副师长的就更少。没过一两年，也没有明文，这种政治副师氏、政治副军民等，便无形消失了。
抗战胜利后，因美军顾问的干扰，国军中的政治工作被大大地削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改为国防部新闻局，各军、师政治部也改称新闻处，困改称新闻室，连仍称政治指导员不变，1947年2月，排除了美军干扰，国军中的政治工作又一次得到强化，国防部新闻局重又改称政工局，各军、师新闻处也改称政工处，团改称政工室，连政治指导员仍不变。
自宁汉合流后，很长段时间内，没发现旅（整编旅除外）、营两级有政工机构和政工人员。
国共两军组织王作（党务王作）的对比
组织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军队中的党务工作，并不是古今中外的所有军队都有，更多的时代和更多的国家军队是没有这项工作的。北洋时期的军队也是没有这项工作的，但一直强调“以党制军”的国民革命军中有，一直有。
大概与蒋介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关，和军队政治工作有过几次起伏一样，国军中的党务工作也有同样的起伏。黄埔建军和北伐时期，因为学苏联，从最高统帅部，到各车、师、团、连，各级均建有国民党党部，派有党代表，并通过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和督察委员会（连一级只有执行委员会没有督察委员会，营利排两级则只设党小组），机关各部门亦都建有党小组不仅编制是如此完善，而且其党务工作也是十分活跃和十分有效的，党对军队的控制是切实的，这对于北伐的胜利是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的。
但到宁汉分裂时，由蒋所控制的南京政府军队中，其党务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宁汉合流后，因为合流后的军队全权仍然主要抓在蒋的手中，故从1927年到1932年间，是国军党务工作的低谷虽然这一时期各级的党部依然存在，但已经不是选举产生，而改由上级委派，各级党代表则被废除了，此时的军队党务工作已经是有名而无实，许多军队甚至连名也没有了。
到了1932年，军队的党务工作又有了4个回升，各级又都完善了党部。但因忙于剿共与削藩混战，此时的国军各级各单位的党务工作，十分的混乱，有的称特别党部，有的称党务督察室、有的称党政专员办事处、有的称党政处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抗战开始后，党务工作又进一步被强化，在全军上到战区下到连队全部建有特别党部。此时各级党部的负责者称特派员，是由各级部队长兼任，而实际负责者为书记长。师以上各级自政训处（后期改政治部〕主任兼任书记长，团一级自政训员负责，连一级由指导员负责。
1946年双十协定以后，因为一直强调军队国家化的美军的干扰，也因为苦于内战害怕内战的民主党派的呼吁，国军中的党部又一次取消。
但没过多久，内战爆发后的1947年1月，军队特别党部便又一次全面恢复。重新恢复后的军队特别党部称党团干事会，负责者称干事会书记，全部由各级政工负责人兼任。规定各级干事会的组成是：连为3人，团为5人，师为5至7人，军为7至9人。各级部队长为当然干事之一，其余干事由部队长与政工负责人共同研究，指定“思想纯正、忠诚党国、热心党务”的人员担任。其最高指导机构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
国军中的党务工作，与我军的区别是，在我军中，党的组织建设是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时时处处加以强调的，是从毛泽东到下面的每个指导员每天必念的经。但在国军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国军中黑然按规定是建有党部的，而且从文献上看也是一直强调“以党制军”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不仅杂牌军中许多并未建成这样的机构，就是在中央军中，国民党党部也大多形同虚设，只是表现在字面上，而没能落实到实际中许多在军部师部服务多年的人，甚至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存在，即是可见其重视程度。
另外一个，也是最最致命的一个，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把组织建设的根基铺展到部队的最基层，也就是没有“把支部建在连上”。按说，国军中将党的组织建在基层这一类似毛洋东“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远早于我军，而且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东征北伐时党军之所以能够保持那么高昂的士气，之所以能够以那么弱的力量战胜强敌，之所以使全军每一个基层连队都能有效地掌握，是得益于这组织建设的保障的。但这个支部建在基层的好的做法在1927年后，便全等于无了与此相反的是，在我军中，自从三湾改编后，这一做法却受到极火的推崇，一直强调到现在这一区别是致命的。当我军中某个事关方向性旗帜性的转折关头，或当某次战役中的作战指导思想确定后，便可以利用这做法通过各级党委层一层传达到最基层的连党支部、党小组，为了贯彻执行组织的决议这一必需的义务，全军上下便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运作起来，从而就形成了一个从中枢到末梢，又从来梢到中枢的这么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从而达到血脉通顺，“上下同欲”，“支部建在连上”便成为我军虽屡遭打击却永不溃散的基石，成为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法宝。
而国军自1927年以后，因为没有继续保持和发扬像北伐时期那样从最高统帅部到每个战斗连队都贯穿着的同一组织链条，便使最高当局的意图与下层官兵的意志形成脱节，形成你在上面爱怎么着急怎么着急，我在下面却抱着“打得赢打不赢与我无关”的那么一种上下离心的形态这你还不能怪基层的官兵不用心，因为许多上层的意图，中下层官兵则要么全然不知，要么无权参与，即便有时也将上峰的意图进行传达教育，而最基层的连队却没有一个组织来具体地进行贯彻、指导、检查与反馈，便使得这种教育多数成为一种可有可无全不在乎的形式，实际上就等于将基层官兵排斥在民主参与的大门外，从而使下级官兵少了许多的主动，使“七下同欲”这决胜法则得不到实现。
这个区别，如果是在民族战争中，其差异表现的是不明显的，但在民国时期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党派军系之间的内战中，这区别带来的差异就往往是致命的了。
国共两军宣教工作的对比军队中的宣教工作，是良古有之的。但走上制度化轨道并在军队内部建立专门的宣传机构，仍然还是从黄埔建军时开始的。从军校第二期开始，开始设立政治训练班，“期在养成党代表及政治宣传员人才，以济急需”。同时拟订了较为详细的教育计划。1926年，还先后出台《官长政治教育计划》和《士兵工夫教育计划》。当时在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内，辖有宣传处，下辖宣传、文化教育、统计调查、编辑等共4个科。从黄埔建军到北伐完成，国军中的宣传工作有声有色，从军校到党军，都建有宣传总队，下辖宣传支队，支队下又有宣传分队，分队下又有宣传组，并出台《宣传队组织条例》随着女子的解放，女兵宣传队也在北伐各军中建立起来。由于北伐战争的正义性和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行之有效，民众拥军的积极性与士兵的士气被极大地调动起来，给军力十分弱小的北伐军增添了无穷的助力，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开展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十年内战时期，国军的宣传工作没有像组织工作那样受到限制与冷落，北伐时期建立的各项宣教制度仍然在继续执行，并逐步完善，各级宣传机构也在持续扩大编制，在共内战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国军此时的宣教工作，结合军事图剿，给红军根据地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抗战爆发后，配合全民的动员，国军的宣传工作掀起了第二个高潮，特别是在抗战初期，随着大批知识青年的参军，使国军中的政、治工作与当时全民族的抗战激情极强烈地吻合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共振效果，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发动民众参军参战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这时期的特点是，对士兵主要通过识字教育，进行三民主义和政治常识的灌输，对军官则运用共同研究的方式，提高其政治水平，对军校学员生则运用管教训相结合的原则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回大革命时期想编而未编成的士兵和学员生政治教材，也在抗战初期完成。与此相配合的，是军中文化工作的开展，由于大量的文化界人士参军，书、刊、报、电影、戏剧、播音等新的宣教形式在国军部队中普遍开展起来。
对外宣传方面，对于正确信息的传播、报纸社论的发布、宣传耍点的颁定、宣传技术的指导，都有了比较系统完各的措置，对打击敌军斗志、鼓舞敌后军民抗战信心、促使伪军觉悟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主虽然如此，和我军相比，其实际的效果仍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因为计划单然空前地完备了，但真正能够按计划落实的只占极少一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各部队仍然保持了抗战时的宣传工作机构，此时已非彼时，由于国民党因腐败失去民心和民众的普遍厌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与军心民心无法达成有效的吻合与共振。这之后直到大陆解放，国军的宣传工作没能起到什么有力的作用，和我军的宣传工作如日中天相比，形成极鲜明的落差。
要论国军中政治宣传工作的手段，大凡我军中有的，国军也全都有。像什么时势政治教育呀，领袖言论的灌输呀，军队荣誉的弘扬呀，重大节日的纪念活动呀，个别人员的个别谈话呀，英雄模范事迹的学习呀，歌咏活动呀，体育活动呀，板报活动呀，演讲活动呀，读报活动呀，参观呀评比呀，还有什么高度概括的“四维八德”、“军人五德”、“青年军人十二条”、“两个集中两个统一”、“三个一律五个原则”等，其运用手段，两军如出一辙，毫无半点区别。
但在宣传工作的效果上看，两军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在我军中，宣传工作特别能够抓住绝大多数官兵的心理脉搏，适时提出能够深入人心的既朴素又有效的宣传鼓动口号，使之能够与某一时期的战略任务配合一致，在内部达到上下齐心众志成城的效果，对外则赢得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比如红军时期的“打士豪，分田地”，比如五次反图剿失利后突图作战略转移时提出的“北上抗日’气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的“诉苦”等，作为革命的军队，这样的宣传工作甚为有效，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在国军中，除了抗战时部分地做到了全军同仇敌何以外，多数情况下，军队的宣传教育并没能抓住官兵们的思想脉搏，因而始终没能达成太太的效果特别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军队政工干部的教育，由于没有上级商官特别地给予重视，也由于政府和军队高层的腐败己经让士兵们深感痛绝，还由于教育者往往只是应付差事，此时的政治教育便更多地形成了说的做的两张皮，其副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了正作用。
不可否认，国共两军中的宣教工作，特别是我军中的宣教工作，是有强制灌输的成分的。这或可成为反共者记病之一说。但就其宣教的效果看，作为一支军队，它这样做的成功却是无法沓认的。那就是它能使这支军队中的每名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都能在遇到重大的敌情时奋不顾身，舍生忘死。战争年代的许多为了参加波问突击队、登城突击队或爆破突击队而你争我抢的例子不管你信不信，我倍。这是《集结号》的编导和粉丝们不可能理解的，这是一支军队的传统。在要求其全体成员必须经常地迎面死亡忡锋陷阵的特殊团体中，这是任何一支军队都极力追求的理想效果，但并不是所有军队都达成了这样的效果。在国军中，抗战时，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而且也不鲜见，但在国内的战争中，与他的老对手我军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国共两军对政治宣传工作的另一个区别，是我军的将领们，不唯政工干部将宣传工作视为自己的使命，即是军事干部，亦特别地关心重视军队宣传工作。这从刘伯承、彭德怀、粟裕、聂凤智、皮定均、李天佑等战时文件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在国军中，国军官兵则从上至下都视政治宣传为无耻而不屑与其为伍。这样的心态下的军队政治宣传工作，其积极性的发挥与实际效果的达成，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共两军民运王作的对比
国军中的政治工作，是一直有民运工作的。与我军相比，要说有什么不同，则一个是重视的程度不同，另一个是工作对象的重点不同。
在战争年代，我军是把军民看作鱼水关系的，做群众工作也是我军三大任务之一。对全体的干部战士，要求“人人做播种机”、“人人做宣传员”是贯穿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从今日部队的政工教程中，亦可见其传统。国军中，从北伐到抗战，也是比较重视此项工作的，在中央军、西北军中，群众纪律也是贯彻得很好的但就整体而言，其重视程度，则与我军仍有着不小的差距一个最大的差异，即它没有把此项工作作为全军特别是作为基层全体士兵们的必做工作，而只是少数专职民运工作人员和中上级军官在做，其普遍性就差远了，其效果也就差远了这是重视程度的不同。
另一个不同，即工作对象的重点不同。国军所代表的，更主要是上层社会，故其每到一地，对当地的士绅名流、官商地主等，是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的，但对于一般的下层劳苦大众的工作，则基本不太重视。这里说的不太重视，并非绝对不重视，只是在重视的程度上，是与我军有着天壤之别的我军在这一点上，与国军的对比十分的鲜明，他们总是特别强调，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穷苦百姓的队伍，因而他们民运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点，从始至终放在比例最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边。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不同的连队，是有着不同的文化氛图的。同样是争先进夺第一，同样是上级所提倡并支持鼓励的，但对于每个士兵来说，在这个连和那个连中，便会有着不同的体会即在这个连你要这么干，你可能就会得到全体官兵的尊重和羡慕，而在那个连你要同样这么干，可能就会受到讥讽与嘲弄。这便是不同的军营文化的细微差别，任何一个人都无奈于你所处的环境文化的左右．同一个士兵，做同一件事，在国共两军中所感受到的荣辱境遇是不同的。战争年代的我军中特别营造的一种政治文化氛图是，不管你参军前是富家公子千金小姐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加入这支部队后，都会让你有一种以穿草鞋睡茅屋不怕脏不怕土为荣，以说的做的吃的穿的像穷人为荣的那么一种心理，即使他本来不土，也要努力去装士，也要努力去装的像个农民像个穷人，这就使他们每到一地，都特别能够与广大的穷苦百姓们很快地打成一片，这就从主观到客观强化了我军与最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的联系，强化了军队中占绝大多数的穷宙人出身的官兵的自尊与认同。
但在国军中，除西北军等少数部队外，就像今天社会的文化心理一样，不管他参军前是不是农民，不管他爹妈是不是农民，却都有打心眼里看不起农民的那么种心理，即使他本身很士，为了怕人看不起，也要努力地去模仿有钱人的派头，这就从根本上隔断了与当时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苦大众的感情联系，而使其群众工作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也不具备了。
两军民运工作的重点不一样，其在军队中产生的文化心理也就严重地不一样，而这不一样导致的他们与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群众的互助联系，其效果就大相径庭了。这个不同，对于国军来说，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可能还不会显出什么，一旦遇到我军这样的对手与其争夺百姓，其效果的优劣一下子就区分出来了。
国共两军政王干部的对比
从黄埔建军一直到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军中的政工干部不论其地位、作用都是最好的时期。但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后，便陡然有了很大的下降，和我军中的政工干部相比，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国共两军政工干部在部队中的地位不同。国军在最初时，党军设党代表，权力地位是比较大的，“代表党执行对该辖军队的管理和统帅”、“凡有关文件、命令，均需有党代表签署，始可生效”。彼时从军到连，均有党代表，占据着与同级军事主宫完全同等的权力。但从1927年开始，党代表一职无疾而终，军师各级的政工领导便是政训处主任（政治部主任），团以下改称政治指导员，以前那种与军事主宫平起平坐的情况改变成为服从于各级军事主宫。在当时，即使在中央军内，也不能避免的一个实际情况是，只要不是主宫，副职或其他如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都没什么说话的权利，大事小事全由主官个人负责。到了后来，由于上峰的不重视，各级政工领导便也持消极态度，有的请长假只领薪不管事，有的成为军事主宫的副属，也有的干脆就不到位，连薪都不去领，当然也有是因为上级主管部门根本就没有往下派而任其缺编的。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除由蒋经国直接领导的青年军以外，基层连队缺编政治指导员的现象比比皆是，有时访问当年国军老兵，他们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连里还有指导员这一官职。实际上，除某些调整师曾一度中断外，所有部队的连一级是一直都有指导员这一编制的。而且在1940年底，又颁布了《增设各部队连指导员实施办法》进一步强调，并规定了各部队全部补齐连指导员的时间表，但可惜的是，即便是中央军中的许多连队，也并没能认真地落实这个编制。有许多连队几年甚至十几年缺编指导员，有许多部队一个团一个旅中的所有连队全部缺编指导员。一句话，就是没人把它当一回事。而也就是因为上上下下都没人把指导员当回事，谁还愿意去干那个受气的差事呢。
我军中的政工领导则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从始至终保持了在军队中很高的地位。很长一个时期，上至方面军下至连队，凡有什么大事，都得需政治主官同意方可执行，当军政主官意见不致时，则更得由政治主宵下最后决心。这种不论军事政治的大事全由政委和指导员说了算的情况，今天来看，未必科学合理，但，它却是事实，一直到1942年秋，才开始有些许的改变。一直到1946年底，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才开始在全军实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军中的军事首长才开始与政工首长平起平坐。但军队各级党的书记，绝大多数得由各级政工领导担任，组成上级党委的成员，也全由各下级单位的政工领导入选，再加上更主要的惯性作用的原因，战争年代一直到解放初期，政工领导在处理军队内部事务中的权力，仍然较军事主官为犬，其次是政工干部在部队官兵中的威信不同。大凡说到威信，一则是由他的权威造成。在我军中，因为政工领导在军中享有比军事首长更重的与人事升迁相关的权力，甚至在某个特别时期享有对所属干部生杀予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让当时的许多官兵对政委、特派员、教导员、指导员等都不得不心怀畏惧。而在国军中，因为政工领导人可有可无和说话不占分量，自然不可能在所属官兵中享有这样的权威。
威信的另一个来源，是由其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所树立。在我军中，各级政工干部出于对党的狂热信仰，不仅在作战中不怕死，而且在对下属官兵的关爱上，也往往有超常的表现，行军中为体弱者背枪，宿营时为士兵烧洗脚水，粮食困难时将自己的干粮省下给伤员吃，这都并不是夸张的演义。当时，许多新解放区和俘训部队中，都存在着将不认识的老兵称呼指导员的现象，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与威信之高了。
但在国军中，除了大革命的北伐时期以外，多数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政工干部因不受重视而自暴自弃，平时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影子，只有非上课不可时，才来队讲一些连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的政治教育课应应景就算完成了任务，所有官兵上至将军下至士兵都视政丁巴人员为卖狗皮膏药的，其在官兵中的威信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国军中的政工人员，许多是地方文学校毕业的文人担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既没当过兵，更没当过排长连长，从生活经历上、情感上往往与连队官兵产生隔阂，使之始终无法与之融为一体打成一片，政治工作的苦苦合力远远无法与我军中那些从大头兵成长起来的指导员政委们相比。
第三是政工干部在部队建设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同因为我军中各级政工领导基本全是上级党委的委员，又因为上至毛泽东下至每个基层党委，都时时处处将听党话跟党走作为考察一个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最首要的要件，并且都在平时赋予并培养了各级政工领导人很高的威信，从而使他们说话算数，于是当级党委有什么重大的方向性转折与决策时，那些政委和指导员们，便比同级的团长连长更具有无上的权力，从而保证了军队发展与建设的方向。
在国军中，一支部队听谁的话，跟谁走，军队建设的方向怎么确定，则全靠军事主官4人说了算，这便是国军部队二期存在着的兵随将叛现象之最可痛根源，按说，国军部队各级都配有政工领导，而政工领导的首要职责，就是保证军队建设的旗帜与方向的，可惜，因为平时没能赋予他们较重的权力，他们说话并没什么分量，因而也就根本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
第四是政工干部的出身不同、作战能力不同、发展空间不同。在国军中，特别是到了抗战开始以后，其军队中的政工干部往往出身子文学校，不是从士兵和基层干部中成长起来的这样的出身，除了与基层官兵们说不到一块以外，还有一个弱点是他们往往是军事上的外行。尽管抗战中国军也有一些基层政工干部深入一线与官兵共同杀敌，但毕竟微乎共徽，极其少见。我军就不同了，我军中的政工干部，特别是基层的政工干部，全都起于卒伍，并且往往是由政治素质较强的排长提升或由连长转任的，故不仅对基层官兵的心理掌握确实，共同语言多，而且指挥打仗的功夫并不稍差，在战场上的位置，就更是绝对不会比连长后退半步，并不是象《集结号》中所描绘的那副样子。我们都知道在抗战的敌后，有一个历史上很著名的武装形式敌后武工队，但可能会有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这些武工队，他们的隶属关系是军分区的政治部，他们的全体队员和正副队氏，绝大多数是从作战部队中的优秀政工干部中挑选组成的。有谁对他们的杀敌技能产生过怀疑吗？有谁认为他们都像《集结号》中那个指导员那个熊样吗？我想可能没有。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军的政工干部显得更红而且进步也更快。红军时期主妥担任各级政委的罗荣桓、聂荣臻、粟裕、谭政、罗瑞卿、彭雪枫、黄克诚、萧劲光、李先念、王震、杨勇、叶飞、肖华、陈锡联、杨成武、张爱萍、邓华、刘震、刘亚楼等数不胜数的政工干部，后来都得到重用，执掌兵符。而在国军中，除大革命时期的许多团、连的党代表成为后来的高级将领外，从十年内战开始后担任各级政工领导的，几乎绝少将帅之位可供他们期盼，因而“不惟高级军官多不愿转任政工，即军校出身之初级军官，亦视政工为毫无出路之工作而加以鄙弃”。这无疑大大减低了从事政工对人们的吸引力，使许多有才华的军官不愿意选择这一途径。而这也势必影响了国军政工干部队伍的建设，影响了国军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