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要说这么－个故事说有个县缺县委书记，县长找省长，要他给派一个，省长说没人可派，这时正好有一个当地震发生时丢下学生不管而私自躲藏起来的教师等待处理，于是县长就游说省长允许让他把这个人带回去当县委书记，说反正能顶个人用。省长同意了，这人就当了县委书记…
呵呵！你认为这故事编的怎么样？不太可信是吧？是的，国为这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可奇怪的是，同样离谱的故事，发生在《集结号》中，却有许多人喜欢的不得了。你看那谷子地跟团长妥那因当逃兵而正等待处分的人回去给他当指导员的故事，不就是这样的吗？
历史并不像今天时髦影视中表现的那样，尽管那样的表现更符合某些人的胃口。
看“文革”以前的老电影，有一个特点，即银幕上的政工干部的形象比军事干部抢眼些，特别是基层的指导员，就更是屡屡以第一主角出现。比如《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比如《沙家泯》中的郭建光，比如《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比如《暴风雪中的雄鹰》中的白指导员，比如《勋龙沙》中的江指导员，比如《无名岛》中的玉指导员等，虽不免打时代的烙印，但却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可今天反过来了，如今影视中的我军政工干部，要么被回避掉，要么被贬低，要么被丑化，已经极难找到以政工干部做主角的影视。在编导们的认识里，在相当多的人们的认识里，我军的政工干部就应该跟《集结号》中那指导员一样，必定妥戴着眼镜，必定耍酸不叽叽，必定是只会念教条，必定是一副全没阳刚之气的样子。
历史被如此改写，令人十分担忧。这就有必要说说我军的政工干部在军队中的地位、作用和威信了。
先说一说政工干部和同级军事指挥员之间的权力对比。我军队在建军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上至方面军至连队，各级政工领导是享有比同级军事主官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的。不仅军队中的各种行动都得须政治主官副署方可执行，特别与作家影视编导以及愤青观众们臆想的截然不同的，是当军政主官意见不一致时，得由政治主官最后拍板。比如1933年11月颁布执行的《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中，就明确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将争执的情形详细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级机关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
到了抗战时期，这一规定有了部分的修改，但军事指挥员相比于同级的政治委员，权力与地位仍然略低。比如颁布于1938年12月的《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2“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的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把经过的情形详细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到上级机关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
1942年10月，又一次将《政治委员工作条例》进行了修改，“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军政首长。”但明显的政治委员的权力仍然高于同级军事指挥员。
在解放前，政委的权力一直大于同级军事指挥员，这也是我们在一些老电影中看到的为什么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大队长在关键的时刻要听李政委的，为什么回民支队的马本斋司令员在关键的时刻要听郭政委的，为什么在娘子军连中是洪常青说了算而不是连长说了算。这都是有根据的。
部队中同一级的军事与政工领导什么时候开始平起平坐了呢？是在解放后，1954年4月1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工作条例》中，才第次明确规定政委“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共同负责制定部队作战、训练、动员、供应和一切军事建设的计划，并在颁布的命令上签字：在紧急情况下遇有争执时，属于作战行动和军事工作的问题，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属于政策性质和政治工作的问题，由政治委员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首长”可见直到这时，部队（分队）中的军政领导才算一般高了。
再说一说战争年代我军政工领导人的威信。战争年代我军的政工领导干部，是不是像《集结号》中那指导员那样可以任由士兵们叫骂呢？当然不是。为了能够让部队的政工领导在关键时刻代表党牢牢地控制住军队，上至中革军委下至每个基层党委，都在平时赋予并培养了各级政工领导人很高的威信，以使他们说话算数，有个别时期，主要是红色割据时期，甚至过分抬高其权力，使其在军中享有比同级军事首乐更多的指挥权，因而像《集结号》中表现的那样一般士兵都敢于对指导员高声叫骂的情况，也就绝对不可能会出现。
那时的政工干部，除了令人畏惧，也令人爱戴，而爱戴却是主耍的。由于职责所在与阶级感情的真挚，指导员们在行军中为体弱者背枪，宿营时为士兵烧水洗脚，为伤病员喂饭，这都并非夸张的演义。又同样出于对党的狂热信仰和阶级仇恨力量的驱使。所有这些，让那些主要生活在社会底层习惯了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负的穷苦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是没办法不敬重他们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政工制度已经走向成熟，政工干部的形象与威信也已经达到最佳，当时在许多俘训部队和新解放区中，都有将不认识的老兵称作指导员的现象，可见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分量了，第三说一说政工领导干部的军事才能。和国民党军的政工干部不同，我军的中下层政工干部全部起于卒伍，连队指导员往往是由政治素质较强的排长提升或由连长转任的，因而对打仗并不陌生。而即便是担任了政工领导的，即便是中高层团或师的政委，除负责军队政治工作外，亦将主要的精力用于打仗，因而其指挥打仗的功夫并不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在作战中政、治指导员必须上火线，要成为艰苦、耐劳、勇敢和遵守纪律的模范，其所处之位置，依作战环境而决定，但不得退到连的后方。”在很多规定都是写在纸上而未能落实的中国，我军中政工干部们的作为，却是一个例外，是一板一眼做到了位的。而实际上，许多攻坚战中，即使是高级政工干部，团甚至是师一级的政委等，在战斗中照样靠近一线身先士卒，绝不会比同级的军事指挥员退后半步。红军时期长期担任各级政工领导的邓华、杨勇、叶飞、刘震、王震、杨成武等，其亲身参加的战斗，一点也不比同级的军事指挥员少，其指挥战斗的能力，也不可能像电影电视剧中所描绘的那样什么都不筐，抗战时期威震华北的敌后武工队，从队长副队长到一般的队员，差不多全由政工干部抽调组成。如著名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的队长杨寿增、周修义、七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张英、冀甫一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刘大坤、六分区的武工队队长王澄、曹荫怀，以及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全无例外是军分区或主力团的政工干部调任的。这些武工队，有谁怀疑过他们打仗的经验、有谁怀疑过他们杀敌的本领吗？如果我军战争年代的政工干部全像近期影视中表现的那副酸不叽叽连枪都不会拿的样子，我们该如何认识曾令敌伪闻风丧胆的主要由政工干部组成的敌后武工队？如果总是罔执地认为我军的政工干部全是从不过问军事只会念教条卖嘴皮子的，我们又如何认识循着指导员、政委等政工渠道成长起来的邓华、王震、杨勇、叶飞、钟伟等一大批见棱见角比陀风云的赫赫战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