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江湖，确立组织内部的规则只有一个办法，即杀了大哥自己当大哥。万一杀不了大哥，那就只有内讧，像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变”。中国传统组织文化里没有按规则退出的智慧，这是一个悲剧。
——摘自冯仑《野蛮生长》
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冯仑与其他五个人一起办起了公司，赚到了钱。他们都很高兴，但很快就出现了令他们头疼的问题——“排座次”。这个问题之所以“头疼”，是因为不仅说不清，又没有依据。冯仑在日后的回忆中也说：
没法说最初的钱哪个算股本，后来算股份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分清楚。别说没法算，那时我们连懂都不懂，又没有《公司法》，大家说个事连个依据都没有。
最后，他们只好按照《水浒传》中的“座有序，利无别”的原则排列，在确定股权时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把公司分成六份，一人一份。此外，他们还成立了常务董事会，一起商讨重大决策。
这种公司结构，在1995年之前，还是很有成效的。六人能够很好地处理各方利益，因为当时的发展核心在海南，大家能够经常见面，但是随着业务在全国各地的发展，通信技术落后，他们的沟通变得很有限，引发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就使得他们在一些事情上出现了分歧。另一方面，尽管在收益上他们保持着“平均主义”的原则，但是由于事业导向和个人能力、精通专业的不同，对生意的看法和理解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歧，导致资源结构和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对公司的看法和理解就不同了，有的人不愿意做商业，有的人不愿意做金融，公司的发展战略也有了分歧。冯仑认为，由于资源的分配导致对业务方向的看法不同，加上有时互相妥协，造成的结果是六个人之间都没有权威了，这时分家显然成了必然的趋势。
万通当时的问题和其他的民营企业不同，他们之间没有金钱的矛盾，只是在公司发展战略和企业管理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种深层次的矛盾，比金钱上的矛盾更难解决。他们六个人因为特别熟悉，而且又有共同的价值观基础，所以都不想分开。1994年到1996年的时候，他们没事的时候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该怎么走，有的人甚至难受得哭了。可以看出，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每个人都显得非常痛苦。事实的确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冯仑在《野蛮生长》记述的这件事就反映了他们之间深厚感情：
当时在海南我们卖出去一块地，赚了5000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他们反过来咬我们一口，说我们有问题，想让我们把钱退给他。相关部门立案了，有大领导指示封我们的账，王功权在海南很难决定妥协不妥协，其他人都觉得我们没犯法，但王功权判断危险非常大，有可能会被置于死地。最后他含着泪，掐了电话不听我们的，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当时对方非常不讲理，最后是在夜总会包厢里逼着我们签了字，退钱不说，另外还给他26%的利息。这一单生意没有按照六人意见一致的原则做，但王功权认为这一次挽救了我们。其他人表示不满，怪他连电话都不接。后来又把这块地买回来，里外里损失了一个亿，这是我们在海南的唯一损失。之后，王功权感到特别委屈，有一次在南宁郊区洪秀全起义的一座山上开会，又提起这件事，他极其痛苦，一个人跑到山上哭去了，我们不得不散会，四处去找，找不到大家都很担心，这里面包含太多复杂的感情。
尽管他们当时没有分清楚产权，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分清产权的重要性，因为早在1993年，冯仑、潘石屹和易小迪等人到深圳万科公司拜访王石，探讨合作时，王石就告诫他们一定要建立清楚产权。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也许也是因为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
当时，王石不仅告诫他们要分清楚产权，还告诫他们应该按照近代企业的方法规范经营万通。其实，王石完全有资格这样告诫冯仑他们，因为他是万科地产的创始人，在他的带领下，万科用20年的时间创造了众多奇迹，成长为中国大陆最大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且是大陆首批公开上市的企业中唯一一家连续14年保持赢利的企业。王石在经营企业方面的经验自然要比冯仑等人丰富得多，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万通存在的问题，并毫无保留地告诉给冯仑等人。在自传《道路与梦想》中，王石如实地记录了这件事。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冯仑到万科来，说深圳有一帮年轻人做得非常漂亮。股份制上市，他们觉得非常的欣赏，因此慕名而来，进行交流、学习。我记得很清楚，约的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讲了一些客气话就开始介绍了万通的经历，讲他们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一个小时过后他还在不断地讲着。于是我说是不是让我讲两句，他说好，你来讲。于是我们就这样子认识了。我认为冯仑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他的中国文化底蕴是比我深的；第二是他有自省能力。比如说万通有一个反省日，反省过去一年所做错的事。我记得当时我讲了三个问题，他的大意就是说万通的现在发展得很好要不失时机地在全国更好地发展。我记得当时第一条我就说，因为他说他赚了钱很开心，但是不为钱。你一定要把产权建立清楚，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说现在企业的规模不大，一旦赚了很多钱，就要分家、打架了，到那个时候会很麻烦。第二，我说好企业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快的发展是很好，当然我讲的是万科的教训，我们也曾经盲目地发展。他找我的时候，我们也正在从多元化向专业化治理。如果万通想要做住宅，那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当时冯仑等人正春风得意，对王石的话也就没有太放在心上，他们觉得凭着他们兄弟间多年的关系，根本不会产生矛盾。可是事实证明，王石的确有先见之明，“万通六君子”不得不分家。
在分家之前，冯仑六人都在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谁都不敢先把“分家”两个字说出口。后来，冯仑说，有三个因素促进了戏剧性的发展。第一是王功权去了美国，在美国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第二是在张维迎的介绍下，冯仑认识了从海外回国的张欣，后来还跟她恋爱结婚了。张欣带来了西方的价值观，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冯仑等人全否定了。她把西方商业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王功权和潘石屹都接受了她的思想。第三，冯仑受到了周其仁的启发，懂得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万通内部的矛盾，而是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至少是建立退出机制。最终，冯仑接受了周其仁的意见。
由于这三个因素，冯仑终于作出了分家的决定，提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尽管如此，他们仍旧无法摆脱兄弟情谊，万通的资产只是做了大概的分割。走的人把股票卖给没走的人，没走的人的股份是平均增加的，把手中的某些资产支付给走的人。最后，万通的股份都变成了冯仑一个人的。分家的事情算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万通分家之后，潘石屹等五人带着在万通赚到的钱去发展各自的事业，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们大多数仍旧留在房地产业，“万通系”因而被称做中国房地产的“黄埔军校”。“万通六君子”虽然最终曲终人散，但是他们和平分手、各自为王的做法几乎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一个颇具理想色彩的标志符号。
后来，冯仑在《野蛮生长》中特别提到：“许多中国民营企业……没有接受商人文化的价值观念、游戏规则和操作方法，所以常常困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不到解决办法。”这是他们当初分家时的困惑，也是当前许多民营企业面临的难题。
冯仑用“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方法既照顾了兄弟间的感情，又使得万通的发展重新步入正轨，可以说，他在处理和商业伙伴的关系上做得非常漂亮。他为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