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所能做的工作并不多，但是这些工作很费神。因为我就做三件事：第一，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第二，算别人算不清的账；第三，做别人不做的事情。
——摘自冯仑文章《赚钱以外的功夫》
万通自1991年成立，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了，在这二十年里，冯仑一直做董事长，没有做过一天经理。这二十年里，冯仑一方面在积极行动，一方面又随时调整思维，反思、讨论、读书，全方位提高自己。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董事长懂事才能长》，其中有这样的话：“作为一个董事长，要把书当做营养，而不是吃了面包长面包，吃了鸡蛋长鸡蛋。慢慢地把书融合在生命当中，把生命当做一本活的书，我们的企业才能走得很远。”
这里所提到的书，其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学院意义上的书本，提升到了思想和生命的高度。冯仑认为，他在这二十年里他能做的和实际做的工作，主要就是三件事情，虽然数量不多，却件件都是难事。
第一件事是“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是未来，是生活经验以外的地方，是中国以外的地方。因此，董事长要看未来的事，看生活经验以外的事，看中国以外的事。当一家企业正常发展时，企业的领导者要看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包括风险和机会，以及人们还未发现的关于未来的变化趋势。这些工作需要花费企业领导者大量精力和很多时间，所以冯仑经常说：
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这事最难。只有真主和上帝才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我是在与真主、上帝竞争。虽然我竞争不过，但是我的理想是成为真主、上帝的邻居，更多地去研究那些趋势、变化、危机以及机会。就像反周期，别人没看见，我看见了，然后我研究。其实这项工作是最费时间的，需要到处去看、去琢磨一些事情，并且需要了解历史、了解世界、了解全球很多问题。
正是因为冯仑肯花时间“到处去看，去琢磨一些事情”、“了解历史、了解世界、了解全球很多问题”，通过努力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万通才会取得成功。
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怎么样才能落实到实践中呢？冯仑总结出三个方法，第一个是“笨办法”，把别人的过去当成自己的未来，然后才能站在未来看现在。所谓别人的过去，近的说就是前辈或者失败者的过去。第二是多做逻辑研究，就相当于研究趋势，找到表面现象当中支持这个现象的内在规律。第三是多学习和切磋，不同的人之间多交流，这个方法也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法。
万通选择国有企业泰达作为大股东，就是冯仑“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的体现。冯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冯仑采取的是“区域集中战略”。他认为，一个区域集中的龙头企业，市值和利润都很好。此外，从体制上来讲泰达也有优势，所以万通才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天津，主动跟泰达合作。冯仑认为，泰达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当中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具有很好的市场化经验、区域开发经验和国际合作的经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万通与泰达达成一致，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泰达成为万通最大的股东。
冯仑对万通与泰达的合作感到很满意。在与泰达合作三四年之后，万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环渤海地区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无论市值还是其他指标，万通都排在滨海新区的榜首。此外，与泰达合作还使得万通能够在滨海新区预先做一些合作的安排，在这个过程中，万通与泰达都达到了共同发展的目标，取得了双方共同预期的成果。
冯仑在一次演讲中还特别谈到不能做到“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而只是看到与别人一样的东西的严重后果。他说：
我们所有地产公司的领导，你们每天究竟想看到什么别人没有看到的地方？如果别人疯狂拿地，你也疯狂拿地，你只是看到了别人一样看到的东西，这样你就有可能比别人看到的更晚，也就是说，关门的时候会夹住别人的尾巴，夹住你的头。
第二件事是“算别人算不清的账”。在冯仑看来，凡是会计能算清楚的账，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成本，那自然不用董事长去算，董事长要算就算复杂的账。复杂的账有很多，比如找人投资，可能有几种钱供选择，有土钱、洋钱，有笨钱、聪明钱。土钱的特点是决策快、变化大、干预多；洋钱的特点是决策慢，按规则出牌，干预不多，但是该管的地方又绝不妥协。另外，掺和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等因素的账很难算。同样是一块钱，如果非要分出好钱、坏钱，甚至臭钱，这也是算不清的。作为董事长，要有在算不清的账里找到确定性因素和标准的能力，这也是一个企业领导人能力的体现。冯仑认为，算别人算不清的账与价值观的取舍有关，因此他说：
算不清的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价值判断。这种账非常难算。比如，中国人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问题是多年前的滴水之恩，如今的涌泉到底该是多大？如果你赚了一亿，给他一千万，他认为你忘恩负义，因为大家价值判断的差别非常大。所以当一个朋友从不幸中出来，你将会怎么帮助他，这成了学问。怎么办呢？这就牵扯到对价值观的判断。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照着我爹的标准给他帮助。我给我爹多少我就给他多少，直到养老送终。为什么呢？在中国文化中，朋友或恩人不能比我爹还多吧，也就是我把你当爹来养就到头了。爹是什么成本呢？一套房子，一个月几千块生活费，有一个保姆，生病了就给他看病，走不动的时候有个车，这就是爹的标准。因为我们的爹是苦出来的，不是荣华富贵的爹。所以在中国这就叫合适。
其实，选择不同的合作伙伴也像算别人算不清的账一样，因为前景和命运也是一种永远算不清的账。假如同时有本地投资人、外国投资人和国企这三个投资者共同投资一个项目，跟这三个投资者合作的模式也应该不同，因为每个人的性格、要求不同。
在做纽约世贸中心重建这个项目时，有人对万通展开调查，找到了万通在北京的合作伙伴香港置地。香港置地是很有实力的大公司，于是他们就向香港置地了解万通。结果，香港置地评价万通诚实而有远见。于是，他们终于放心地把项目交给了万通。
香港置地为什么认为万通有远见呢？因为，香港置地在与国内其他企业合作时，总是要支付很高的费用聘请专业评估机构把控质量，而万通能够按照未来的变化规则去花一些钱作评估，这给香港置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万通的评价极高。通过这件事情，冯仑认识到，经常有很多算不清的账，最重要的是如何去算。能够介入到美国世贸中心的重建工作就是冯仑谋算未来的最好回报。
第三件事是“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凡是员工能做的事，董事长就没有必要去做。冯仑认为，如果董事长做的事情与设计师一样，天天设计门窗，那又何必请设计师呢？董事长要做设计师不做的事情，比如创造一个制度吸引全中国、全世界最好的设计师过来工作。董事长做事的原则应该是离钱近，但离事远，最终走向不劳而获，而不是离钱远、离事近，最终劳而无获。
此外，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做救灾和环保等各种各样的事是经理人不太愿意做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既费精力又要出钱，董事长就要做这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这方面，王石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在业务上知道的事越来越少，可是万科的产品却越来越好。这就是说，王石也在制度当中。由此可见，董事长的另一个职责是“制造”一个制度，“制造”一家公司，从而给公司带来常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