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苦难中长大
江竹筠（1920~1949），四川省自贡市人，10岁给资本家当童工。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曾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地委副书记。1948年6月14日因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关进国民党军统的重庆渣滓洞监狱。她面对敌人酷刑折磨和死亡威胁，坚持革命气节，坚守党的秘密，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品德。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自流井大山铺朱家沟一个农民的家庭。她从小就很懂事，五六岁就帮助妈妈干活。她话语不多，做事踏踏实实，很受大人喜爱。江竹筠8岁那年，家乡发生了一场特大旱灾，他们姐弟随着母亲离开了故乡，从自贡来到了重庆，投奔了三舅李义铭，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江竹筠的三舅李义铭，从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发展成为重庆红十字医院的院长、蜀通轮船公司的董事、精益中学的校长。后来他自己还开办了一家私营的义林医院，发财之路越走越宽。
江竹筠和母亲、弟弟逃荒来到这里，与舅舅的家境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舅母对这家穷亲戚很是厌烦，总是白眼相对，还常常借故打骂江竹筠姐弟。有时甚至在吃饭时故意发作，夺下江竹筠的碗筷。江竹筠的性格非常倔强，宁可饿肚子也不乞求、不啼哭、甚至不看舅母一眼，抽身就走。因为有外婆护着他们，舅母也不敢马上下逐客令。
江竹筠10岁那年，外婆去世了。不等舅母赶他们走，母亲就带着江竹筠姐弟离开了三舅家。此时，她的父亲在蜀通轮船公司的轮船上找了一份工作，多少给家里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母亲让10岁的江竹筠和8岁的弟弟去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她对江竹筠和弟弟说：“好不容易才上学，要发奋呀！”江竹筠很早就想读书识字，现在终于可以上学了，因此在学校，她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经常获得学校颁发的奖状。
谁知半年后，父亲就抛开他们，独自回老家去了。江竹筠为了弟弟能继续学业，主动和妈妈到一个制袜厂去做童工。10岁的江竹筠身材矮小，根本够不着机器，厂方特意为她做了一个高脚凳。尽管江竹筠眼灵手快，产量很快就赶上了成年人，但是老板还只是付给她童工微薄的工资。久而久之，江竹筠的身体实在是由于劳累过度而吃不消了。这个时候，三舅家因为需要人帮助带小孩，又把江竹筠的母亲接回了他家。凭借着三舅和教会的关系，江竹筠离开了袜厂和弟弟又去了一所孤儿院小学重新读书学习。
又能读书了！12岁的江竹筠立刻接受了三舅的安排，做一个不是孤儿的孤儿院学生。江竹筠渴望读书太久了，来到这里后，她读书非常用功，因为成绩优异，她曾经连升三级（升级采取考试的办法，优者升级，劣者降级），由于孤儿院的生活稳定、安心，她的身体也日益强健起来。孤儿院的老师丁尧夫（中共地下党员），是对江竹筠一生当中有重大影响的人。丁老师学识渊博、态度和蔼、为人正直。他除了深入浅出地教给大家知识外，还经常给大家讲一些革命道理：从鸦片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国人的耻辱；洪秀全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人民怎样不屈地斗争等等；秋瑾、顾正红、林祥谦等革命烈士如何为国捐躯……讲得孩子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也在江竹筠的心里点燃了追求光明的火种。不料，1935年，他们最最敬爱的丁老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江竹筠想：丁老师这样的好人是共产党，共产党里一定都是好人！丁老师被捕后，江竹筠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想改造社会，就要找到共产党。
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江竹筠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不但每年免交学费，每学期还能获得一些奖学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重庆南岸中学的抗日活动也像全国各地一样迅速高涨。在这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向文静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她和同学们组织了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办壁报。她在抗战救亡运动中迅速成长起来。
1938年秋冬，国民党政府撤出武汉、长沙。南岸中学以防空疏散为由宣布学校迁往江津，江竹筠没有随着学校迁移。1939年春天，她考入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
二 找到了党的组织
中国公学附属中学的校址，在离重庆一百来里的巴县兴隆场。江竹筠虽然爱读书，但更关心时事政治，热心社会活动。在同学戴克宇（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她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著作等书。假日，她们在一起畅谈时局和青年的革命理想，由于思想观点上的一致，她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一天，江竹筠对戴克宇说：“这个社会太黑暗了，我想离开学校去参加革命斗争，去找共产党的组织。”戴克宇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到哪里都是一样黑暗。你要找共产党的组织，学校就有。”江竹筠立刻提出要加入党组织。学校的党组织也早已把她作为培养的重点对象，很快就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
1940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停办了，江竹筠转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以便于在必要时找到社会职业做掩护。在此期间，江竹筠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做青年学生的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夏末，按照党组织的安排，21岁的江竹筠离开中华职校，结束了她的学生生活，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她的任务是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市区内的女党员，具体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江竹筠很快掌握了一套做地下工作的方法。如：言行举止要与自己的身份相符合；两人接头开始时就要约定公开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见面就要准备好一旦被捕，两个人的口供应该一致；被捕时要尽量张扬，给组织一个信息；敌人审讯时心要横、口供要少、要一成不变……
在任中共新市区区委委员一年多的时间里，江竹筠一面要躲避日本人的飞机，一面要和党员们一个一个接头，很不容易。她每次和区委书记魏兴学见面，都把时间安排在拂晓，这时特务们还没起床，他们利用晨练的机会见面。1942年下半年，在与魏兴学接头时，两次发现有人监视，上级组织立刻让她转移。到了新的工作地点没几个月，因工作需要，又转到了别的地方。每次转移，江竹筠都严守秘密，连最要好的朋友和家人也从不告诉其行踪。
三 一种特殊任务
1943年5月，江竹筠回到重庆，党组织交给她一个重要的新任务——与彭咏梧同志假扮夫妻。江竹筠来到彭咏梧的身边，两人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却并不陌生，因为她的直接领导——中共新市区区委书记魏兴学，就是彭咏梧的直接下级。江竹筠任新市区区委委员时，彭咏梧正担任这一地区的领导。没想到，现在他们竟然是组织上安排的一对“假夫妻”了！江竹筠把彭咏梧介绍给别人时，称他为“四哥”，亲友们也随着她这样称呼。从来没有恋爱经历的江竹筠，这“假”夫妻让她内心真的不易接受。四哥只有30多岁，与他长期在一起生活，以后让我怎么再找对象呢？假如时间一长，我真的爱上了彭委员可怎么办呢？他可是个有家室的人哪……不是没有顾虑，只是江竹筠改不掉“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必须坚决执行”的作风，她毅然地接受了这个特殊任务。
工作不要命的彭咏梧，患有严重肺病，邻居们经常看到身材娇小的江竹筠，提着篮子购买各种富有营养的菜。渐渐地，原来脸色苍白的彭先生，面色慢慢红润起来。他经常哼着愉快的小曲，与妻子手挽手，有说有笑地一起出去散步。“真是一对恩爱小夫妻！”邻居们都这么说。江竹筠听了这样的话，脸上禁不住发烧。慢慢的，江竹筠也深深地恋上这个“家”了。这里既是一个市委的秘密机关，又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红色据点。关起门，她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向“四哥”请教；走出“家”门，他们可以手挽手，去周旋各种风雨，“四哥”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每一分关心和呵护，总让江竹筠怦然心动……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另一位同志一道去《新华日报》营业部购买苏联小说《虹》。从报社出来后，她们发现被特务跟踪了。费了一番周折，她们终于甩掉了尾巴。党组织知道此事后，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让她们先离开重庆，转移到成都。江竹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离开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
四 普通大学生
为了能够彻底摆脱特务的跟踪，经过反复商量，组织上决定让江竹筠去考四川大学。但是，江竹筠只读过一年半高中和一年会计学校，并且已经辍学三四年了。而现在距离考试时间只有两个月了，考大学困难不少。江竹筠则表示：“拼命也要拿下这个阵地。”“四哥”也来信鼓励她，这使她更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从此后，她每天除了吃饭，很少离开房间。在闷热的宿舍里，她挥汗如雨地坚持读书。经过两个月刻苦的学习，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考上了四川大学。
1944年秋，江竹筠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涯。进入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党组织的代号）写信，她要按照妈妈的要求读好书，取得优异成绩……她所说的优异成绩，不仅是学好知识，更重要的是做好群众工作。为了完成党交给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任务，江竹筠一方面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另一方面在学校中不断发现和接近进步学生，关心和爱护他们。她结识了一大批进步同学，一部分同学后来成为了革命战友。
1945年上半年，组织上批准她和彭咏梧结婚。“竹，组织已经同意我们正式结婚了！”当彭咏梧把这个消息告诉江竹筠时，江竹筠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1945年暑假，江竹筠终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四哥”，两人万分激动，彼此更加恩爱。在此期间，他们也目睹了全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场面，心情格外激动。
“蜜月”之后，江竹筠又要回到成都继续学习了。这时，她获得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她怀孕了，这让江竹筠激动不已。1946年春天，江竹筠分娩时难产。在做手术前，江竹筠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请求医生将绝育手术和剖宫产手术同时做。那个年代，讲究的是多子多福，生头胎就做绝育手术，这样的事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然而江竹筠想的是，地下斗争这么残酷，她和老彭随时都准备为革命牺牲，所以，她只能忍痛割爱！
当彭咏梧赶来，得知妻子做了绝育手术时，虽然难过，却很能理解江竹筠的决定。彭咏梧望着儿子说：“孩子是云阳人，又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很快又回到了重庆，江竹筠也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彭云，于1946年7月中旬回到了重庆。江竹筠以丈夫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现在，他们可以有个正式的家了。为了便于外出活动，江竹筠必须有个社会职业，在三舅的帮助下，她在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这样，不仅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行动自由，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江竹筠主动放弃以前与舅舅之间的隔阂，经常带着彭咏梧和小彭云到三舅家造访，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与上层社会关系不一般的家庭，有这样一门亲戚。三舅李义铭很喜欢这位风度翩翩的甥婿——彭咏梧。另一方面，彭咏梧因工作需要，也常带着江竹筠去出席许多无聊的社会应酬。在人们的眼中，他们俨然是一对大方潇洒、爱玩会玩的年轻夫妇，谁也不知道他俩的真实身份。
五 潜伏大巴山
1947年9月，党中央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中共重庆市委经过研究决定，川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向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配合解放军外线作战。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直接领导武装斗争。江竹筠也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她把只有一岁半的儿子托付给亲人，收拾好行囊，和老彭装作回老家探亲的样子，离开了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在川东临委的领导下，江竹筠担任联络工作。她细心地在沿途设点布线，还为过往的同志选择了便于隐蔽的茶馆旅社。在人们眼中，她就是一个贤良温厚的媳妇，农民们亲切地称她为“彭大嫂”。
由于下川东需要一批知识分子干部，12月中旬，江竹筠携带着几张青莲中学的聘书，扮作学校的工作人员，独自回重庆去招募干部。江竹筠走后，敌我情况发生了变化。老彭和工委的同志研究决定，武装暴动提前到1948年1月8日进行。暴动队伍在云阳、巫溪同时发动，两支队伍穿插到云、巫地区，日夜袭击各乡镇武装，取得了一些战果，也付出了一些代价。由于敌人兵力十余倍于我，老彭和工委决定迅速转移到外线作战。队伍分成两路于14日、15日分路出击。16日，老彭的队伍在鞍子山与敌人的正规军581团发生遭遇战，由于敌强我弱，突围时，老彭英勇牺牲，队伍大受损伤。
江竹筠为了暴动成功，找到了刘一德、杨建成等4名干部，于1月20日来到了董家坝。四五天后，他们等来了接应的同志小卢。小卢带来了半是胜利的喜讯，半是作战不利的消息。江竹筠惦记着老彭，心情很是沉重。很快，老彭牺牲的消息得到了证实。江竹筠没有哭，她极力镇定自己。因为暴动的失败，敌人盘查得很紧，她此时考虑的是如何把带来的同志送到安全地点。
任务完成后，临委考虑到她的孩子太小，需要照顾，所以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但她强忍悲痛，毅然决然地要求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六 坚贞不屈
正月初一，江竹筠去看望了云儿。看到儿子，触动了她对丈夫逝去的悲伤，她抱着云儿痛哭了很久。她在重庆只住了十几天，就回到了万县。她把返回重庆的路都断了，甚至连结婚时买的大衣柜也送了人。江竹筠到万县后，因暴动地区风声很紧，根据组织的决定，江竹筠暂时潜伏下来，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当职员。不料，端午节过后，叛徒冉益智在万县杨家街口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很快，涂孝文就叛变了，他出卖了万县、开县和宜昌的大批同志。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刚走到街口，就遇见了叛徒冉益智带着便衣特务，江竹筠被捕了。在敌人押解途中，江竹筠悄悄告诉同时被捕的同志：“现在是我们接受考验的时候了，不要承认是党员，不要牵连任何人，不要多说话……”并且利用大声斥骂叛徒的方法，通知党组织“涂孝文叛变了”。
6月下旬，江竹筠被押解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特务头子、西南行辕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亲自审问她。徐远举从叛徒口中得知，江竹筠是川东游击队政委兼中共川东地委副书记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他妄图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找到“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谁知他问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有“不知道”、“不认识”，到后来江竹筠干脆一句话也不说了。特务们对她用尽了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把竹签子钉进她的十个手指甲。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
难友们看见她鲜血淋漓的双手，心疼极了。大家为她找来牢房里仅有的红药水、布条、盐水，为她包扎和消毒。男牢房里的同志，利用放风的时间，把用竹签子蘸着红药水、自制黑炭写成的慰问信和颂扬的诗歌，悄悄丢进她的牢房，称赞她是“中国的丹娘”，鼓舞她与敌人作不懈的斗争。江竹筠读着这些信和诗，心情无比激动，由于手不能动，她请同室的难友帮她写了回信“……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七 战斗到最后一息
渣滓洞——军统局集中营（原中美合作所）第二看守所，囚禁的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党外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员、记者、军官、经理、教授……多数是知识分子。
在狱中，江竹筠时刻团结、关心难友，由于她的坚强与谦虚，受到大家的尊重与爱戴，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江姐”。由于长期坐牢，精神食粮成为大家迫切的需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学习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江姐和女牢里的同志们就把以前读过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背诵出来，用红药水做墨，写在草纸上。江姐的记忆力最强，默写的也最多，大家都很佩服。
江竹筠入狱前后，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进展，无论敌人怎样封锁，胜利的喜讯还是隐隐约约地透过铁窗传进来。这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
渣滓洞监狱里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1948年6月，因特务拳打难友张怒涛，爆发了全狱的第一次绝食斗争；同年6月，江竹筠受刑引起全狱的慰问活动；11月，全狱难友悲愤地举行了龙光章同志的追悼会；1949年1月，悼念彭咏梧逝世一周年；2月，春节联欢并追悼彭汝松活动；6月，饮水事件；7月，庆祝党的生日；追悼许建业遇害一周年；陈作仪烧报纸事件；一年左右，在监狱里就发生了十次集体行动，增强了难友们团结战斗的信心和革命意志。
为了接通与狱外的关系，江竹筠通过难友接触和考察了狱中的看守小黄。小黄被争取过来后，与外界的通道打通了，他几次冒险送信出监狱，还为江姐取来云儿的照片。江竹筠经过慎重考虑后，把地下党的固定联系地址告诉了小黄，这条渠道一直到江姐殉难后，仍然保持和使用着。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只剩下西南数省还没解放。同年8月和11月，蒋介石两次带着特务头子毛人凤来重庆，亲自布置杀害革命者。毛、徐经过合谋，提出分两批杀害41名共产党负责干部和5名民革主要成员的计划。10月28日，他们公然杀害陈然、成善谋等10人于大坪刑场。
1949年11月14日，上午9点左右，一群武装特务凶神恶煞般地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叫：“江竹筠、李青竹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江姐预感到敌人可能要杀害他们。她镇静地换上自己的旗袍，梳了梳头发，用沉静的目光向难友们点头告别。敌人押解着江竹筠等人走上一条人迹罕见的荒凉小径，她明白这是为革命献身的时候了。她把千言万语凝结为两句响亮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同行的难友们一起高呼起口号。刽子手们被吓慌了，还没到刑场就开了枪。在一片口号声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竹筠和31位革命英烈倒在了血泊中。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山上的岩石，江竹筠这位由一名被压迫的童工成长为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为革命献出了她年仅29岁的生命。
八 最后的遗书
江姐在临刑之前曾经写下遗书，被悄悄带出监狱，这封信是写给江姐的表弟谭竹安的。信中说：“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这封遗书约有12厘米左右，纸面很粗糙，因年代的久远，已开始泛黄。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有涂改过的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她在信中提到儿子彭云，那是她和丈夫彭咏梧唯一的孩子，怎能不惦念。人们都说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多情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以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