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歌颂
八卦的三爻，把天地人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三爻从上而下，依次象征天人地。以三爻为根，演化出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中华元文化。以三爻为根，演化出了“人为天地之心”、“人为万物之灵”的格言。
以人为本亦即以民为本，中华元文化所关注的是人民的利益。民为本而君为末，民为主而君为客，这是中华民族祖先所创立的规矩。在这一规矩的前提下，君王是从贤能、贤哲中产生的，而不是天神下凡的。能不能为君，看的是有没有利于天下的贡献。女娲氏炼石补天，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伏羲氏作八卦，神农氏尝百草，黄帝著《内经》，尧制历法，舜制五刑五教，大禹治水，这些圣贤君王进入历史史册与民间传说，均是以大贡献为前提的。
君王有贡献，就应该歌颂。所以在《周易》、《尚书》、《诗经》以及民间传说之中，女娲氏、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都受到了歌颂。需要说明的是，对君王歌颂的基本方式是陈述其实际功绩，没有过多地使用副词、形容词。孔子歌颂尧、舜，没有过多的巧言花语，仅仅使用了一个“大”字：“舜其大知也与”；“大哉，尧之为君也”。对大禹的歌颂仅仅是“我对大禹没有意见啦”——“禹，吾无间然矣”，这就是孔子对君王的歌颂之辞。实事求是是中华民族的本色，早期的中华民族是以阿谀奉承为可耻的。
二、革命
“革命”一词，很多的人认为是外来词。实际上，“革命”一词是真正的古汉语。《周易·革·彖传》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所指的是商汤与周武王所发动的两场“革命”。前者的对象是夏桀，后者的对象是殷纣。桀是夏的君王，纣是殷的君王，君王有罪，就会引起天命的转换。君王有功，就应该歌颂。谁来判断君王的功罪呢？一是“天”，二是“人”。在“顺天应人”里，人心即是天心，人理即是天理。有功于人，就是有功于天；得罪了人，如同得罪了天。
《逸周书·周月解》：“顺天革命。”《逸周书》中的革命指的也是“汤武革命”。
儒家文化对“汤武革命”持肯定态度。也有人认为革命不如改良，对“汤武革命”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伯夷、叔齐就是这种态度。他们认为，不应该“以暴易暴”即不应该“以暴臣易暴君”。《史记·列传》中第一篇就记载了伯夷、叔齐的这一主张。尽管伯夷、叔齐的主张与孔孟不同，但是《论语》、《孟子》中的伯夷、叔齐仍然在贤哲之列。和而不同，在中华元文化与儒家文化中既是基本的常识，也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具体问题上允许不同意见，但在评说君王功罪的根本标准上，意见却是一致的：人民的利益是评判君王功罪的终极目标。
三、荒谬的“三纲”
西汉董仲舒提出了一个极其著名的论断：“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就是在这个论断里演化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习惯上称之为“三纲”。
“君为臣纲”位于“三纲”之首。正是这个“君为臣纲”，使中华元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质——以人为本的文化变质为以君为本的文化。正是这个“君为臣纲”，颠倒了君与民的位置——“民为贵，君为轻”变质为“君为贵，民为轻”。
“三纲”对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一、整个民族的批评能力萎缩了。能歌颂能批评的中华民族变成了只会歌颂不会批评的民族。“乐不思蜀”的刘阿斗，“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不管是何等的低能与弱智，只要坐在了君王的位置上，满朝文武就会喊万岁呼圣明。二、整个民族的思维被禁锢了。只要有“纲”的存在，其他人可以停止思维。容忍不了新的认识、新的见解、新的创造，所以，西汉以后学术上再没有出现过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