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之“变”
物质是变化的物质，天地是变化的天地。自然界的变化是规律性的变化。中华民族的祖先特别重视研究自然界的变化。
早期的重要经典之中，都记载有“变”与“化”的研究成果。与“变化”二字相近相似的还有“变通”两个字，“变化”与“变通”作为四个单音词和两个双音词反复出现在《周易》与《黄帝内经》之中。
“变”与“化”，《黄帝内经》做出了这样的解释：“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这个解释具体在了“物”——万物上，“物”的新生，就是“化”；“物”的衰老，就是“变”。以物生物灭的自然状态来诠释“变”、“化”二字，这个解释显然在形而下的范畴之内。
“变”与“通”，《周易·系辞上》有一个形而上的归纳：“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变”指的是乾坤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通”指的是乾坤之间的无穷个互动过程。乾坤者，阴阳也，天地也。阴阳者，男女也，雌雄也……总之，大到无外、小到无内的一切矛盾统一体的互动都可以容纳在这个变通的范畴之中。以阴阳的转化来诠释“变”、“通”二字，这个解释显然在形而上的范畴之内。
变化，落脚在一个“生”字上。《周易·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体现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上。形而下的“生”，《周易·序卦》有这样两个结论性的总结：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二、“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形而上的“生”，《周易·系辞上》有这样一个重要总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上大业。”形下之“生”为物质变化，形上之“生”为物理变化。
从“变化”、“变通”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生”与“有”，中华民族的祖先都是用哲理描述的。这些过程里面，没有神话，没有万能的上帝。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自然存在的两种原动力。这两种原动力一个字叫做“道”，两个字叫“太极”、叫“天地”。道、太极、天地均为一阴一阳所组成。一阴一阳两种原动力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一切变化。
二、人文之“变”
先有天地之变，后有人文之变。天地是变化的天地，元文化是重视变化的文化。自然界的千变万化，演化出元典中变化的理论。《易传》的作者告诫子孙，千万不要局限于书本，一定要注意自然界的变化。《周易·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游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为变所适。”请看，不注意一个“变”字，就无法正常生存。
天地间没有不变的物，人世间没有不变的事。从天地之变到人文之变，《周易·系辞下》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总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研究自然界的变化，不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那就会面临“行而不通”或者“通而不久”的结果。
孔夫子认为，人文之礼因时代不同而有变革、变化。“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讲礼是原则，是不可变的；礼的内容、礼的形式是形式，是可以改变的。今天讲儒家文化，是讲礼仪之根本，而不仅仅是讲服装、讲作揖。
三、道器之“变”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
道器之“变”是元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周易》里，道器的地位是并列并重的。道为生生之道，亦为制器之道。研究道，在认识生生之源之外，还要研究出发明创造的智慧。
所谓道器之“变”，有两重重要意义：一是从理论层面上以道为根、以道为源进行技与术的研究，二是从实际层面上以道为根、以道为源进行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自卫武器的发明创造。道位于形而上，却体现在形而下。细心研究，从万物之中可以看出道，从八卦、六十四卦之中也可以看出道。《周易·系辞下》已经记载了十大发明创造，件件发明创造均与抽象之道有关。目前改变世界面貌的“二进制”与“数字化”，同样与抽象之道有关。
一是效法自然理性做人，二是效法自然进行发明创造，这是《周易》所强调的两条基本道理。这两条基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