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是汉高帝刘邦的孙子，总想着长生不老，为此罗致了不少方士一起炼丹制药，瞎鼓捣。后人据此认为，这些方士虽然肯定炼不成灵丹妙药，但经常要拿各种材料搞试验，鼓捣出个豆腐来还是有可能的。这种推理虽然符合逻辑，但只是推理而已。因为从两汉到隋唐，各种文字资料中均未见有关于豆腐的记载，包括诗词歌赋。而中国的文人一旦吃上点稀罕物，总会按捺不住哼哼几句，广而告之。因此，豆腐的高贵出身实在是值得怀疑。
关于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说法，明代之前已有之。南宋朱熹曾赋有《豆腐》诗：“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此诗未知是朱老夫子自况还是出于悯农之心，但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南宋时便有豆腐源于淮南王之说；二是当时豆腐制作方法还不甚普及，因而稳坐家中便可大赚其钱。两说之中应有一伪。如果真是刘安发明的豆腐，那么到了朱熹生活的年代，其历史已有千年，制作工艺早该普及开来，哪里还有厚利可图。除非卖豆腐属于垄断行业。
朱老夫子不懂科学，只知道闷头“格物”，格来格去，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一斤黄豆能做出好几斤豆腐，因此索性不吃。这样也好，免得日后配享孔圣人时发馋。因为豆腐的发明专利稀里糊涂归了刘安，而刘安在世时一直攻击儒家是“俗世之学”，因此孔庙祭祀时绝不用豆腐，怕噎着圣人。
现知有关豆腐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宋初陶谷所著的《清异录》：“时戢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此后关于豆腐的文字资料才逐渐多起来。宋代的豆腐有许多别号，如乳脂、犁祁、黎祁、盐酪等等，苏轼、沈括、陆游、杨万里等人都提到过豆腐。南宋林洪撰写的《山家清供》中，已有“东坡豆腐”制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书中还有一道“雪霞羹”：“采芙蓉花，去心、蒂，汤焯之，同豆腐煮。红白交错，恍如雪霁之霞，名雪霞羹。加胡椒、姜，亦可也。”这似乎比纯以酒煮的东坡豆腐更有些意思。
豆腐自问世以来，多在普通人家，因此有了“贵人吃贵物，穷人吃豆腐”这样一句话。贵人以豆腐调剂一下口味的事是有的。但餐桌之上仅有豆腐，就有些反常。清代湖南巡抚陆耀，一次为了求雨，午餐改吃青菜豆腐，已经让视察工作的总督大为感动。不过，有时候一等一的大贵人，也会借豆腐做做文章。
清朝当过江苏巡抚的宋荦，就被圣祖康熙赐给过豆腐。他在《西陂类稿》中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康熙南巡时曾传旨：“朕有日用豆腐一品，味异寻常，因宋巡抚是有年纪的人，可令御厨传授与巡抚厨子，为后半世享用。”获此殊荣的还有其时当过刑部尚书的徐乾学（号健庵），据说他在奉旨到御膳房取豆腐方时，还被御厨敲去了1000两银子。后来徐健庵将此豆腐方传给门生王楼村，又被袁枚在王氏后代王孟亭太守家中吃到，在《随园食单》中哼哼了一通，这才让后人知悉此事。徐乾学是康熙倚重的词臣，退休时皇上特赐“光芒万丈”的榜额，顺便赏他一道豆腐吃也有可能。徐乾学致仕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而宋荦当上江苏巡抚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接驾更在其后数年，论起来，徐健庵所获御赐豆腐还是原装。
皇帝赐予的豆腐，该是豆腐中的极品了。《随园食单》中有此制作工艺：“用嫩片切粉碎，加香蕈屑、蘑菇屑、松子仁屑、瓜子仁屑、鸡屑、火腿屑，同入浓汁中炒滚起锅。用腐脑亦可。用瓢不用箸。”不过，袁枚却将此豆腐更名为“王太守八宝豆腐”，也许是觉着皇上吃的豆腐其实未必有这么精致。这一点，倒是有清宫档案可为佐证。清高宗弘历第四次下江南时，乾隆三十年（1765年）二月十五日的两顿御膳上，先后有菠菜鸡丝豆腐汤二品和肥鸡徽州豆腐一品。这些豆腐菜并非出自御厨，而是接驾的苏州织造普福的家厨之手艺。乾隆皇帝用毕龙颜大悦，特地关照赏赐给这些外厨“每人一两重的银锞二个”，并把“徽州豆腐”赏给皇后品尝。可见，当时江南的豆腐滋味要远胜于宫中，极品豆腐未必就是极品。豆腐之外的极品，亦应作如是观。
品味鸡蛋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不过，先吃鸡还是先吃蛋，答案大约是有的。应该是吃蛋在先。想当初，人类老祖宗还在裹着树叶到处打野食儿时，鸡们也还都是野鸡，有腿有翅，能跑会飞，想吃之并不那么容易；而蛋们则只会老老实实呆在窝里，先被吃是理所当然的事。直到今天，人类那些猩猩、狒狒之类的堂兄弟，日常食谱中仍旧保留着鸟蛋一项，却未见山鸡野鸭，这也可作为吃蛋在先的佐证。
也许是鸡蛋实在是过于平凡，尽管人们吃了几千几万年，吃法始终不离蒸、煮、煎、炒等有限的几种。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可以列出几十样鸡鸭鹅的吃法，什么生炮鸡、焦鸡、捶鸡、梨炒鸡，鸭糊涂、干蒸鸭、徐鸭、蒋鸭，云林鹅、烧鹅，听起来十分玄妙；但谈到鸡蛋却只有区区一条：“鸡蛋去壳，放碗中，将竹箸打一千回，蒸之绝嫩。凡蛋一煮而老，一千煮反嫩。加茶叶煮者，以两柱香为度，蛋一百，用盐一两；五十，用盐五钱。加酱煨亦可。其他则或煎，或炒俱可。斩碎黄雀蒸之亦佳。”除了“斩碎黄雀蒸之”有些高雅外，其余诸法，实在是家常得很。
不过，即便是这些家常做法，如果讲究起来，也大有说道。以人人会做的茶叶蛋为例，过去北京有钱兼有闲的旗人的正宗做法是，先将大个的好鸡蛋洗干净，放到清水中煮成半熟，等到鸡蛋清定住了，捞出。然后用大号衣针在每个鸡蛋的蛋壳上扎几个眼，放在上等茶叶沏成的茶汁中泡一夜。次日捞出再放入清水中煮熟，再放入好茶叶水中浸泡。如此，方算够格的“茶鸡子儿”。再以人人会做的炒鸡蛋为例，孔圣人府中的做法是，把蛋清、蛋黄分打在两个碗里，蛋清中调以细碎的荸荠末，蛋黄内调以海米末，搅匀后分别煎成两个蛋饼，然后叠在一起，入锅调味，大火收汁。“三代为宦，始知穿衣吃饭”，此言确实不虚。似这等吃法，升斗小民大概听都未听过。
鸡蛋也可做出名菜，虽然数量不多，山东的“三不沾”便是一例。其做法是将蛋黄与白糖、水淀粉搅匀，锅中放入少量猪油，用微火，将蛋黄慢慢推炒至熟。炒制过程中还要逐步添加猪油，使之充分融入鸡蛋之中。起锅之后，再撒上些金糕丁即可。所谓“三不沾”，是指炒好的蛋黄泥十分滑润，一不沾手，二不沾勺，三不沾盘。
抗战期间，“三不沾”在革命圣地曾颇为风光。1939年，堕马受伤的诗人光未然到延安医治伤臂，其间有多位老友设宴款待，陪客有冼星海等人。几次宴会，餐桌上都有“三不沾”。时隔几十年，诗人对此仍念念不忘。当时，“三不沾”与“米脂咕噜”，是延安最为有名的两道甜菜，大概是因其用料简单、易于采买的缘故。看来，纵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革命者与美食也并非格格不入，誓不两立。能吃“三不沾”，就不满足于煮鸡蛋，这其实反映出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未可厚非。
鸡蛋也分三六九等。清朝时两淮八大盐商中的首富黄均泰，每天早上要吃两枚鸡蛋配燕窝参汤。一天他从账本上看到，每枚鸡蛋竟要纹银一两，不觉吃惊，于是召来厨师询问。厨师很牛，回答说此鸡蛋非同一般，市面没有；如若不信，可另找厨师做做看。果然，黄均泰连换几个厨师，所做鸡蛋味道都不及以前，只好请回原厨师。原来，此厨师家中自养了一百多只鸡，每天都用人参、苍术等药物研成碎末拌在鸡食中，所产之蛋自然味道与众不同。这样的蛋中贵族，只有“烧包儿”才会不惜花大价钱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