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作《春秋》，如欲包举列国之史，则非修周之“春秋”不为功。然周之“春秋”，孔子欲修之而不可得，鲁为父母之邦，故得修鲁之《春秋》耳。然鲁之《春秋》，局于一国。其于列国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隐讳，不能得其实事。既鲁史载笔，亦未必无误。如此则其纪载未必可信，不信则无从褒贬，不足传之后世。以故孔子不得不观书于周史也。既窥百国之书，贯穿考核，然后能笔削一经尔。
嘉庆时，袁蕙纕据《左传》从赴之言，以孔子未尝笔削。然此可以一言破之：鲁史以鲁为范围，不得逾越范围而窜易之，使同于王室之史。孔子之修《春秋》，殆如今大理院判案，不问当事者事实，但据下级法庭所叙，正其判断之合法与否而已。传曰：“非圣人谁能修之？”焉得谓孔子无治定旧史之事哉！乾隆时重修《明史》，一切依王鸿绪《明史稿》，略加论赞。孔子之修《春秋》，亦犹是也。所以必观书于周史者，《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此，可知孔子观周与修《春秋》之关系浅，与作《左传》之关系深。然自孔子感麟制作，以讫文成，为时亦当一年，更逾年而孔子卒。
古之学者三年而通一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授弟子，恐非期月之间所能深通。今观仲尼弟子所著，如《曾子》十八篇，无一言及《春秋》者。太史公云：“《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信矣！盖《春秋》与《诗》、《书》、《礼》、《乐》不同，《诗》、《书》、《礼》、《乐》，自古以之教人。
《春秋》，史官之宝书，非他人所素习。文成一年，微言遂绝。故以子夏之贤，曾无启予之效。而太史公又谓七十子咸受传指，人人异端，盖之过矣。诚令弟子人人异端，则《论语》应载其说，传文何其阙如。尝谓《春秋》既成，能通其传指者甚少，亦如《太史公书》唯杨恽为能祖述耳。左丘明身为鲁史，与孔子同观周室。孔子作经，不暇更为之传，既卒而弟子又莫能继其志，于是具论其事而作传耳。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案《说文》：“事，从史，之省声。”史所以记事，可知事即史也。“《春秋》天子之事”者，犹云《春秋》天子之史记矣。后人解《孟子》，以为孔子匹夫而行天子为事，故曰“罪我者其唯《春秋》”，此大谬也。
周史秘藏，孔子窥之，而又泄之于外，故有罪焉尔。向来国史实录，秘不示人，明清两代，作实录成，焚其稿本，弃其灰于太液池。以近例远，正复相似。岂徒国史秘密，其凡例当亦秘密。故又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义”即凡例之谓。“窃取其义”者，犹云盗其凡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