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所载五十凡例，杜氏以为周公之旧典。盖据传凡例谓之“礼经”，而谓此礼经为周公所制也。然时王之礼皆是礼经，岂必周公所制然后谓之“礼经”哉！余意五十凡例乃宣王始作春秋之时王朝特起之例。列国之史，其凡例由周室颁布，抑列国自定，今不可知。要之，当时之礼即可谓之礼经，不必定是周公作也。
作史不得不有凡例，太史公、班孟坚之作有无凡例不可知，范蔚宗作《后汉书》则有之（《宋书？范晔传》云：班氏任情无例，吾杂传论，皆有精意，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唯今不可见。唐修《晋书》，非一人之作，不得不立凡例以齐一之。宋修《新唐书》，吕夏卿有《唐书直笔新例》一卷（见《宋史艺文志》）。
《新唐书》本纪、志、表，皆欧阳修作，列传，宋祁作。二人分工，如出一手，凡例之效也。大氐一人之作，不愿以凡例自限。《春秋》本不定出一史官之手，无例则有前后错误之虞。故不得不立凡例。唯《左传》举五十凡例，不知为周史所遗，抑鲁史自定之耳。
自来论孔子修《春秋》之故者。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公羊传》曰：“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公羊》之论，较《孟子》为简赅。然《春秋》者，史也。即在盛世，亦不可无史。《尚书》纪事，略无年月。或颇有而多阙，仅为片断之史料。《春秋》始有编年之法，史法于是一变，故不可谓《春秋》之作专为拨乱反正也。宋儒以为《春秋》贵王贱霸，此意适与《春秋》相反。
《春秋》详述齐桓、晋文之事，尚霸之意显然。《孟子》、《公羊》，同然一辞。虽《孟子》论人，好论人心，以五霸为假。然假与不假，《春秋》所不论也。贵王贱霸之说，三传俱无，汉人偶及之，宋儒乃极言之耳。三传事迹不同，褒贬亦不同，而大旨则相近。所谓绌周、王鲁、为汉制法者，《公羊》固无其语。汉儒附会以干人主，意在求售，非《春秋》之旨也。要之，立国不可无史，《春秋》之作，凡为述行事以存国性，以此为说，无可非难。
今文化之国皆有史，唯不如中土详备。印度玄学之深，科学亦优，而其史则不可考。又如西域三十六国，徒以《汉书》有此一传，尚可据以知其大概。彼三十六国无史，至今不能自明其种类。中国之大，固不至如三十六国之泯焉无闻，然使其堕入印度则易。此史之所以可贵，而《春秋》之所以作也。
问鲁之《春秋》，孔子何为修之？曰：鲁之《春秋》，一国之史也。欲以一国之“春秋”，包举列国之“春秋”，其事不易。当时之史，唯周之“春秋”最备，以列国纪载皆须上之周室（《史记？六国表》谓秦既得志，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可见七国时列国之史犹藏周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