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备纪年时月日，《尚书》往往有年有月有日而无时（唯“秋大获”一句纪时，其余不见），其纪年月日，又无定例。如《书序》：“唯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此所谓“十有一年”者，以文王受命起数，非武王之纪元也。纪年之法，苟且如此，即为未有《春秋》编年之法之故。
今人以为古圣制礼作乐，必无不能纪年之理。其实，非唯周公未知纪年之法，即孔子亦何尝思及本纪、世家、列传哉！太史公《三代世表》谓“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可见史公所见周秦以前书不少，而纪年各不同。
今观《竹书纪年》（七国时书），自黄帝以来，亦皆有年数。而与王孙满所称“鼎迁于商，载祀六百”之言违异。此为古无纪年之作，后人据历推之（战国时有六家历，《汉书？律历志》所云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是也。《艺文志》“春秋家”有《太古以来年纪》二篇，当亦此类）。各家所推不同，故《竹书》所载与古语不符也。
太史公不信谱牒，故于三代但作《世表》，共和以后，始著《十二诸侯年表》。《大戴礼？五帝德》称宰予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如当时有纪年之书，宰予何为发此问哉！刘歆作《三统历》以说《春秋》，班氏以为推法密要，然周以前不可推。以古人历疏，往往有日无月，不能以月日推也。
《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余意《春秋》之作，即在共和之后。盖宣王即位，补记共和国时事，而有《春秋》也。观《十二诸侯年表》，诸侯卒与即位均书年，可见《春秋》编年之法即在此时发明者，于是厉王出奔，宣王未立，“元年”者，谁之元年乎？《春秋》以道名分，故书共和元年也。《墨子？明鬼》，历举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而始于杜伯射宣王事。前乎此者，但征及《诗》、《书》而已。可见宣王以前无《春秋》也。
宣王中兴令主，不但武功昭著，即文化亦远迈前古。改古文为籀文，易纪事以编年，皆发明绝大者也。至列国之有《春秋》，则时有早晚，绝非同时并作。《晋世家》记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当周宣王二十年，是晋于是始有《春秋》。其余各国，皆在宣王之后。鲁之《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当平王四十九年，上去共和元年历一百一十九年。其所以始于隐公者，汉儒罕言其故。杜元凯谓平王东周之始王，隐公让国贤君，故托始于此。此殆未然。列国《春秋》，本非同时并作，鲁则隐公时始有《春秋》耳，非孔子有意托始于隐公也。
后人以太史公“世家”首太伯，“列传”首夷齐，推之《春秋》殆于鲁隐，其意正同。其实太史公或有此意，孔子则未必然。隐公但有让桓之言，而无其实事。云“使营菟裘，吾将老焉”者，不过寻常酬酢语耳，何尝真以国让哉！
周之史官有辛甲、尹佚。尹佚即史佚，其书二篇，《艺文志》入墨家。《吕氏春秋？当染篇》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当作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墨子之学，出于史角，由此可知史角即尹佚之后。鲁有《春秋》，殆自史角始矣。